良心与使命之间:战后德国历史学家的纳粹史叙事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及统一后的德国关于纳粹历史的叙事经历了很大转变。纳粹史的书写不仅能反映出德国历史学家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同时亦是历史学家史学良心及对自身政治使命定位的映照。战后至今,德国历史学家的纳粹史叙事经历了保守叙事、批判叙事、新修正主义叙事、"受害者"与"抵抗者"叙事四个发展阶段。隐藏在此进程背后的是历史学家们史学良心与政治使命的纠葛。经过七十余年自我拷问式的思考,德国历史学家们最终通过政治使命的升华,实现了二者的完美契合。     

索尔·弗里德兰德纳粹大屠杀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索尔·弗里德兰德对20世纪纳粹大屠杀的历史研究在书写实践和理论反思上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提出救赎性反犹主义是纳粹大屠杀得以发生的主要思想根源。在理论反思层面,他一方面利用深层记忆概念突出受害者个体记忆的创伤属性,另一方面运用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修通"来突破深层记忆在表达和书写方面的局限。在叙事形式上,他创造性地将受害者第一视角的个体记忆融入第三视角的历史叙事中,从而提供一种更立体也更全面的大屠杀史。这些理论思考和实践虽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和视野局限,但充分体现了弗里德兰德将跨学科视角及方法引入纳粹大屠杀史研究的引领性价值。     

穿越历史的文化叙事及文体探索——评冯玉雷长篇小说《野马,尘埃》

《野马,尘埃》主要叙述了唐朝与西域各民族文化从冲突到反思,最后达到融合交汇的历史进程,以辩证的姿态传达出复杂的历史意识."野马"、"语言文字"等重要意象更是寄寓了作家丰厚的历史思考和文化意识.作为一部将历史叙述与艺术想象融合的长篇小说,在叙事艺术上也作了有意义的探索,作者既努力从传统汲取叙事资源,又借鉴西方现代、后现代...     

战后德国史学界对纳粹大屠杀罪行的反思

正以客观性为圭臬的专业化历史学科形成于19世纪的德国,德国因此被誉为"现代历史学的摇篮"。20世纪以来,接踵而至的两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历史学产生了巨大冲击,围绕如何看待近代以来尤其是当代的德国历史、应该树立怎样的历史意识等问题,德国史学界内部产生了严重分化。但有所不同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史学界普遍沉溺于因战败所带来的民族愤懑情绪之中;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则保持了较为清醒的头脑,主动剖析"刚刚发生的民族之过     

从家族叙事村史叙事——新时期文学村史叙事及其探源(二)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在对农民和乡土的叙事中,显现出由"家族"叙事向"村史"叙事演变的趋势,产生了类似于村史或准村史类的文本。村史文学的发生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从八十年代初的个体历史的叙事,到寻根文学的虚化个体历史叙事,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后寻根小说热衷于乡村的"前"家族历史,再到九十年代初《白鹿原》等的家族史叙事,最后演变到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的村史叙事。村史叙事及其文本诞生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也意味着民间话语与民间文化的强烈的生存意识。     

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化问题——布罗扎特与弗里德兰德之争

1985—1987年在德国历史学家马丁·布罗扎特与以色列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之间展开了关于民族社会主义历史化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运用历史化概念对纳粹罪行重新解读的合法性及其触发的问题,其根本分歧在于二人对第三帝国进行历史解释时使用的理论框架不同。布罗扎特试图对第三帝国历史进行结构主义解释,并利用历史化将第三帝国放入长时段的社会发展图景中重新解读;而弗里德兰德则坚持意识形态在纳粹罪行认定中的核心作用和道德维度在大屠杀历史书写中的核心地位。"历史化"概念也启示了大屠杀记忆演变中时间维度的复杂性,其中涉及到时间距离、历史性等概念在构成层面、功能发展层面的不同涵义,及其在与道德因素碰撞时会遭遇的问题。争论一方面提醒了大屠杀历史解释在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及其带来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在方法论层面大屠杀历史研究新视角的可能性。     

本期寄语

<正>本期"理论与思想"栏中,赵轶峰的《韩国历史编纂学中的民族主义》在回溯韩朝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演变历程基础上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既是一种同质化的以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兴起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也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思潮,经历了从国粹主义到民主主义,从激昂亢奋到相对温和的色彩转变,晚近西方学者对韩朝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也具有宏大叙事的性质。李根的《卡罗·金兹堡微观史学研究的理论指向》认为,卡罗·金兹堡的     

全球史与民族叙事: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何以可能

全球史旨在超越民族国家叙事,但对某些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来说,民族叙事依然有其价值。具体到中国的语境中,民族国家依然是历史编纂得以展开的重要框架,全球史的目标因而不是超越或消解民族国家,而是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重塑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全球史与民族叙事的这种辩证关系,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提供了可能。它要求中国历史学家在立足本国历史的基础上,对中国作出新的理解和认知,认识到中国不仅是内部诸种力量协作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性乃至全球性因素合力形塑的产物。这种在民族叙事内部而不是之外发展出来的对于自我和世界的认识,将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前提,也是中国史学对于全球史的贡献。     

民族中的历史与历史中的民族——从查特吉的《历史与民族》一书中走出

查特吉的《历史与民族》通过对达里尼查仁等人的民族历史叙述的考察,揭示了后殖民理论的尴尬处境——试图摆脱殖民叙事,却抹杀了被殖民国家内部的多样性;试图彰显单一民族的历史,却无视民族国家内部宗教与民族多元的现实,在民族内部与外部、自性与他性、自我与他者之间陷入了后殖民历史叙事的圈套。     

近代中国主叙事的源起、流变与重构——评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

李怀印著《重构近代中国》对于中国近代史主叙事的源起与流变作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并对主导叙事的政治思潮、时代变迁等作了有一定深度的解析,其研究方法和视角具有启示意义。同时,该著亦难免缺憾。其一,对"学科化"的论述仍未充分展开。其二,将史学史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加以分析,寻绎史学背后的权力斗争脉络,确能发掘被忽视的一些面相;但史学观点之分歧,很难完全归结为权力争夺。且学术思想与权力斗争之间的关联非常微妙,往往不易征实。其三,用"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的平行发展与对峙来梳理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书写,遮蔽了"革命"叙事内部的分歧和紧张。有必要进一步追溯至国共两党对于近代历史的认知和叙述,并作"民族革命"叙事与"阶级革命"叙事的分殊。若着眼于"革命"叙事中"阶级"与"民族"两个维度的消长,对中国近代史主叙事的衍变当有更为贴切的解释。     

西方文明叙事模式评议

国内近些年出版的西方文明史译著中,常见到一种"西方文明""层累"构建的历史叙事模式,它由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到近代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等西方文明历史各个阶段叠加构成。这种叙事模式论证了西方文明各个历史阶段具有一以贯之的现代性,和西方文明崛起的必然性,并通过这种历史叙事模式解决了西方文明内部的认同危机,强化了西方文明发展道路是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等观点。本文试就这种西方文明观念生成的历史轨迹做一番考察,并剖析其叙事模式及历史意义的不断构建过程,从而揭示它是怎样扭曲历史真相,进而论证如何确立科学的文明史观。     

历史叙事的理性逻辑——约恩·吕森与当代西方历史叙事理论

有别于海登·怀特以语言分析哲学为背景的"诗性逻辑"叙事理论,约恩·吕森以大陆哲学为思想背景,以历史理性为准则,构建了一套"理性逻辑"主导下的历史叙事理论。吕森的历史叙事理论以历史意识为基础,以历史意义为思想目标,历史叙事作为历史意识的实现形式而呈现。通过历史叙事形成历史连续性并给予人类生活以时间导向,形成历史认同,吕森力图论证历史叙事的当代合法性价值。历史意识、历史叙事和历史意义在赋予历史经验以意义的层面分享着同样的逻辑内核,这三个概念分别归属于历史思考的精神意识领域、学术研究领域和功能实践领域。在当前"诗性逻辑"叙事理论处于理论窘境的情境之下,"理性逻辑"的历史叙事能给我们以思想启示。     

位移、互换与想象：博物馆叙事性展览中的“他者”视角

博物馆作为提供历史阐释与生成公共记忆的场所,其历史类展览具有特殊的意义"。他者"(the other)是人类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在叙事性展览中恰当运用"他者"视角,能够提供多角度、多层次的藏品解读,激活展览所呈现的历史叙事"。呦呦鹿鸣:燕国公主眼里的霸国""漂海闻见——15世纪朝鲜儒士崔溥眼中的江南"借由"他者"视角展开叙事,藏品不再单纯作为永远存在于当下的、被观赏的物品,而是成为可以通过观众的感受捕捉、存储和回忆的故事,完成了从"物"到"事"的转化。通过身份或心理的互换,将静态的物品转变为生动的历史叙事,让观众获得感同身受的体验。这说明,将对国家、民族、宗教、性别等身份认同的感知作为历史类展览的切入点,可以激发观众在参观中产生移情效应。博物馆展览应当将藏品看作唤起观众情愫和感知力的媒介,而非默默无言的艺术品。     

书讯

《西藏历史55讲》该书在西藏卫视"珠峰讲堂·西藏通史"系列讲座的基础上形成,一方面采取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和图文并茂的方式传播有关西藏历史的知识,另一方面又以较为扎实的史料和客观的史实展开叙事,是近年来西藏历史研究和考古发掘新成果的集中展现。该书以人物和事件为线索,再现从远古到西藏和平解放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生动呈现了西藏与各兄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编:张云,定价:176.00元,已由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21年9月出版,ISBN:9787521103472。     

“记忆之场”与皮埃尔·诺拉的法国史书写

法国新史学的经济社会史取向削弱了传统的民族史叙事,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社会政治变迁导致民族国家意识的淡化,个别化的历史记忆、逆向的记忆和认同日益凸显,拉维斯主义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走向碎裂。"记忆之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皮埃尔·诺拉试图通过对记忆之场的回想,追寻一种没有民族主义的民族意识。这一研究虽然受到拉维斯《法国史》的启发,但比后者更具包容性,是具有反思性的"第二层次的历史"。它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衰落后,在已然"遗产化"的民族记忆中追寻身份的努力。"记忆之场"的提出,意味着法国民族史中过去、现在和未来关系的一种深刻变革,历史的连续性动摇了,这可视为一种新的"历史性体制"——"当下主义"的标志。     

《野马，尘埃》叙事的互文性刍论

《野马,尘埃》作为一部丝路历史文化小说,其所并置呈现的互文性文本,主要表现为在叙事结构上的即唐史与各民族史、及东西文化的互文性;叙事方式上的历史记述与神话传说的互文性,叙事语言上的诸种文体及不同地域语言风格互文性。并且在三个维面的互文性并置上,都以文化符号相串连。以此探讨小说所呈现出的"致广大,尽精微"文学民族志的诗学风格。     

“拉维斯主义”的退隐:法国记忆史研究一瞥

拉维斯从19世纪末开始主持出版多卷本《法国史》,该书是第三共和国的历史课本,它以民族—国家为叙事框架,致力于协调民族观念与共和制度。它毫不讳言要成为民族与共和主义的教育工具。①这里拟从法国近年出版的《圣—加斯特战役:历史与记忆之间》一书出发,考察法国历史—记忆研究中的"反拉维斯主义"取向以及相关的理论思考。2009年,两位法国学者在一位英国同行的协助下,出版了《圣—加斯特战役:历史与记     

历史事件纪念馆叙事路径与认同建构研究 ——以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为例

作为历史事件纪念馆类型之一的抗日战争纪念馆,以抗日民族英雄事迹来达成弘扬爱国主义与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之目的,在传播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精神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历史的、社会的价值与当代功能亟待多角度的深入研究.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分别从官方与民间、集体与个人、景观与数字、仪式与行为等多重叙事路径,完整呈现了"四行仓库保卫战"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抗击日军侵略的史实,于叙事中有效建构了国家认同,促进了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传播与传承,其叙事策略及方法可供其他类历史事件纪念馆参考借鉴.     

刘大年与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

"革命史叙事"的本质特征是以"革命"为"最高价值"研究和撰述历史。革命史叙事的体制化和体系化是时代的产物,是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共同塑造的结果。刘大年在史学理论及具体历史编撰等方面代表着从多领域丰富和完善革命史叙事体系的努力方向,对革命史叙事最后形成完整体系做出了独特贡献,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     

论“历史叙事”的传统与现代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史学的勃兴使得历史书写回归了传统叙事手法,最大限度的满足了读者需求。中国古代的"历史叙事"传统源远流长,现今在正统史学领域这一传统却遭到摒弃,回归我国的"历史叙事"传统,对于促进史学大众化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