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官员的建言去官与起复封赠

晚明士人群体好谏诤,因建言而导致去官者众。针对这种情形,在朝群臣一再要求皇帝起复去官之人,或者封赠逝者,此类呼吁往往在朝廷出现政治变局与皇位更迭时,获得落实。从长时段的视野看,士大夫掌握了舆论话语权,士论砥砺,皆暗含着鼓励臣下直谏的思想。起复、封赠之议也反映出晚明中、下级官员与高级官员间的政治隔阂愈深,君臣关系隔膜愈甚的情形。但是,试图挽救晚明朝廷危局的主体终究是那些敢于建言,不惜去官,以及待诏起复的士大夫,他们无疑是晚明那个时代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承与实践者。     

论吕公著的谏诤思想及其成因

吕公著出身于官宦之家,历仕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元礼右年间官至宰相,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其一生政风清明,耿直敢谏,多次召试不就,且因政见不同而弃位,做到位高权重的宰相,依然以公心为政,不谋私利。在几十年的仕途生涯中,他形成了丰富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从谏敢谏、和平治国、尊儒重礼、以民为本、任人唯贤等。本文通过对吕公著谏诤思想的论述,进一步探究北宋士大夫政治的时代风貌。     

从袁昶、许景澄谏死想及李鸿章“卖国”

读晚清的历史,总忘不了袁昶、许景澄等大臣悲壮的死,尽管他们不是死于疆场,而是死在西太后及载漪等人之手。在一个世纪之后再读袁、许两臣死谏的上疏,不仅感慨良多,更令人佩服其政治眼光的远大和政治意识的“前卫”。     

晏子“酒谏” 巧悟昏君

正春秋时期,齐国名相晏子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国君,始终正道直行,勇于谏诤,其中酒谏齐景公,堪称酒文化史上的经典。一、先扬后抑齐景公嗜酒,喝起来毫无节制,一次,连喝七天七夜,还不愿作罢。正直的大臣们向齐景公进谏。弦章直言道:主上这酒已连续喝了七天七夜了,臣下请您还是停止了吧。不然,就请赐臣一死。听了这话,齐景公不禁为弦章     

中国古代台谏制度的借鉴

史学界已有许多论著专门讨论中国古代的台谏政治,本文只拟从借鉴的角度,谈一些看法。 中国古代政治,特别从秦、汉以来,总的说来,是向着加强君主专制的方向和轨道演变的。但决不是说,皇帝的权力就总是不受任何制约。无论是古人政治经验的积累,还是儒家思想,都相当强调今人所谓的监察权,其中心设计,一是对皇帝谏诤,二是对百官纠劾。“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僚”。尽管历代官制不同,但谏官和台（御史台）官都以不同的名称和体制,一直保持下来,作为帝制下特殊的监察制度和机构。但是,专制和腐败是一对双生子…     

“乞休”与“挂冠”:晚明弃官现象与政治文化嬗变

在明代君臣关系中,君权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并左右着官员进退。明中后期,这种情况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时值万历朝出现大范围缺官,以京官为首的文官群体以此为契机,引发了群体性的致仕乞休现象,不惜以影响政府的正常运作为代价,孤立皇帝,从而扭转了在致仕问题上长期处于被动的局面,并由此引发了官员对于君臣关系、权力分配及仕隐哲学的再思考,影响了主流舆论的变化以及政治力量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转移等。这种主动弃官的现象所折射出的理性精神和反传统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晚明政治文化的进步因子,并为中国日后具有近代意义的民主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     

辽朝官员“言谏”行为论略

辽朝官员中虽然存在向当朝皇帝的"言谏"行为,但却没有实职性谏官。辽朝官员的"言谏"形式主要有"面谏"、"书谏"和"诏对谏"三种;"言谏"的主要内容分为:对皇帝不当言行的"言谏"、对皇帝错误决策的"言谏"、就不合时宜规制向皇帝的"言谏"、对皇帝用人失察的"言谏"以及遇法禁有乖、刑罚不当时对皇帝的"言谏"等几个方面。辽朝皇帝对待臣下的谏言最终是"纳"还是"拒",取决于多种因素。辽朝官员的"言谏"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和规正了最高统治者的行政行为,起到了纠正已错、防患未然的作用。     

孟子孝论对孔子思想的发展与偏离——从"以正致谏"到"父子不责善"

在家庭伦理层面上,孔子孝论注重父子自然亲情,倡导子女人格平等,父义则从,父不义则谏;主张以义辅亲,"以正致谏"。孔子、曾子"以正致谏"的谏亲原则被孟子完全地移植到社会政治伦理中,泛伦理化的倾向有增无减。孟子"君臣相责以善"的"善"之内涵当为仁义,即以仁义这一最高价值理性衡评君臣之间关系。"君臣相责以善"施行的前提是将君臣关系重新论证为以德相交的"友",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以势利相交,"返祖"化现象的背后是为其民本主义政治立场张目。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孟子"父子不责善"思想已经有别于孔子、曾子与子思在家庭伦理语境中倡导的以义辅亲的伦理精神。     

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出土肃卣补释

肃卣铭文中的"■"当为"肃"字异体。"■"当为"择"字。"竞谏"的"竞"为"争言"之义。"静"当读为"诤"。"非命"义为"违命"。"称命"以为"用命"。"■汝"当为"償汝"。肃卣铭文的大意是:肃之兄伯氏赐肃仆六家,其行为违反王命。被赐之仆发动邑人向上谏诤,抗议伯氏之行为。王命■叔、爯父、父重新付给肃仆以补偿之。铭文反映出西周政治中有"正义"的观念,庶人有向上谏诤,纠正"害义"的政治行为的权利。     

20世纪以来晚明士人群体研究综述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晚明士人群体的组织活动、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心态及士风、社会生活及生存状态、士人与地方社会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从不同的层面揭示了晚明特殊历史时期士人群体的新变化,为晚明士人群体及晚明社会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材料和新方法。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过于注重单个人或单个方面的具体现象研究、注重晚明士人群体的分化及变化研究,而对于士人群体的整体性研究、具体现象的文化解读、士人固守传统方面的研究,则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明朝宗教政策合论

明代内地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萨满信仰及民间宗教性活动在宗教生活中角色各不相同,国家宗教政策也因应其差别而有不同。原本来自南亚的佛教虽然深深溶入了中国文化中,但其与经典儒家思想的冲突始终没有平患。明中叶以后,受皇室宗教活动加强的刺激,佛教与儒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强烈反对寺院修建并发表辟佛言论。明朝政府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汉地佛教政策有同有异。其重要差异之一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西部边疆政策紧密相关,而对汉地佛教政策则于周边关系政策基本无关。此外,部分士大夫以藏传佛教为“番教”,认同程度逊于内地佛教。明朝一些皇帝因喇嘛多擅长某些“法术”,对其有特殊兴趣,并因而导致士大夫针对相关政策的批评。道教起源于本土民间信仰,在明代与儒家士大夫的冲突比较和缓。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响到国家政治,也影响到士大夫与君主的关系。士大夫在反复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时,对道教的批评也日趋尖锐。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相对封闭,在明代政策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明中期以后,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当时士大夫寻求改革,明朝对天主教大致宽容。明代流行对不同宗教兼容并取倾向,民间宗教性信仰、习俗多样而活跃。明朝政府将民间宗教基本看作民俗,一般无干预,对视为“陋俗”者加以排斥,在涉及秘密社会活动时则严厉禁止。明朝宗教政策之基本精神,一在信仰自由主义,二在保持国家政治世俗性质,三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体现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并倚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其变动因素和矛盾来源,则一在诸教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渗透,二在皇室特殊化行为,三在民间泛神论多元信仰倾向,四在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综合主义。     

明朝的区域来源、政权性格与“江浙士人”

明朝崛起于经济落后且屡经战乱的淮河流域,政权最初相应呈现出浓厚的粗鄙特征。出身贫寒的朱元璋秉持"小农政治意识",将之与蒙元"家产制"政治思想相结合,从而建立了空前专制的皇权制度。在标榜"恢复华夏"的同时,朱元璋强力压制延续南宋以来儒学传统的士人,尤其是儒学最为发达的江浙地区的士人。但伴随开国征伐阶段的结束,明朝逐渐步入常态治理,文官相应逐渐成为明政权的主体力量。永乐以后,以"江浙士人"为主的士人群体,在控制政府各个部门的同时,又借助翰林院这一元代江浙士人的主阵地,分化出内阁,成为协助皇帝决策的政治机构。而另一方面,明朝皇帝开始借助宦官,维持与江浙士人的政治地理平衡。     

“当时大本从忠谏”——以王安石与赵抃切入的宋代士大夫政治关系考察北大核心

透过熙丰变法前后王安石与赵抃的交集,可以窥见的是,宋代士大夫之间的政治关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冰炭不投。在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之下,儒学的教养和政治主宰的使命感,让多数士大夫拥有治国平天下的共同理念。在士大夫之间,尽管因具体施策的主张出现分歧,但多是止于公事层面的争执,较少夹杂个人恩怨。这是政治生态在激烈的党争时期以外的正常状态。     

王鼎尸谏:一场黑色政治幽默

正传统中国政治,君主高高在上,群臣环而拱之,这种等级关系自然造成了君臣之间的不平等。故常言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过,偶尔也会出现"臣要君听,臣不得不死"的例外。此例外的祖师爷名叫史鱼。他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自认作为大臣,"不能进贤而退不肖",于是病故前嘱托儿子勿在正堂治丧,以此警醒卫君亲君子远小人。《韩诗外传》赞史鱼"生以身谏,死以尸谏,可     

晚明消费社会士大夫的身份认同——读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

近年来,明清消费文化愈来愈成为历史学所重视的一个研究方向,与此同时又受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使其研究呈现丰富多元的面向,本文所要讨论的巫仁恕的《品味奢华》便是这样一种研究视角的代表作,该书透过细致具体的实证研究,展示了晚明消费社会背景下士大夫阶层的消费文化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士大夫阶层对自我群体身份认同的建构。     

明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探析

“留中”指皇帝将臣属的奏疏不做批示下发而留置内廷。万历朝奏疏“留中”事例萌于神宗初政时期,万历中期以后趋于严重,成为凸显的政治现象。这一现象使得国家行政中枢的运转机制被破坏,政府功能亦随之下降。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后张居正时代国家行政中枢内部矛盾的激化以及君臣双方的严重冲突。奏疏“留中”既反映万历朝政治上层统合力之趋弱,又映衬出明代政治文化对君主绝对专制保留的些许约束,这种约束与明代士大夫的政治价值意识密切相关。     

明王朝的棍棒政治——廷杖

廷杖本是皇帝滥施淫威的手段,然在明朝竟成了官僚博取美名的途径,这便是皇权社会的怪胎。有明一代政治上有许多特色,廷杖是其中之一。所谓廷杖,就是在朝廷上打人的屁股,被打者是那些犯了"错误"的臣僚,准确地说是那些因谏诤而触怒了皇上的臣僚。廷杖这种野蛮手段,明以前已经出现,但只     

明季朋黨話語與派系格局再考——以東林、三黨爲線索

東林及其反對者均由萬曆三十年代中期反閣臣傳衣鉢與反浙黨的官僚衍生而來,辛亥京察、荆熊分袒等皆促成派系格局的分化與組合,確立起東林與反東林對立的話語模式。包括東林與三黨在内的晚明諸黨,並非政治立場協調一致的士大夫集團,而是變動的話語與身份標籤。這種流動的朋黨名目與亦虚亦實的派系結構,一方面使晚明士大夫較易變化身份以因應時局,另一方面亦促使朝廷别白派系身份、固化朋黨名目,加劇了時局的二元分化。萬曆末年有關“無黨”的討論,至崇禎年間演變爲主張崇尚實行與事功,以淡化派系界域、止息身份之爭。     

王夫之及俞樾“邹元标论”之异同浅析

邹元标为晚明东林党“三君”之一,早年曼以新进士身份,力劾首辅张居正“夺情”之议而廷杖远谪,直声震中外。仕途淹蹇,家居讲学三十年后,再返之天启之朝。于其行迹,同时及晚问人多以其人为晚明“士气”之所标尚,而王夫之与俞樾论邹元标之则于众人颇有不同处。王认为其再立朝为助晚明君臣道丧之势,俞则认为其好名,立身亦有非明智处。二人论有同而有异。     

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一种政治文化视角的分析

祀天是明朝国家祭祀体系的核心,统治者通过祀天向全社会展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所认定的人间与自然世界的终极秩序,并由此演绎出现行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和社会秩序规范。这种活动透射出,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明人眼中的"天"是独一无二的至上权威,这种抽象之天以具有象征意义的神圣符号的形式,凌驾于一切自然与人世存在之上,是一切人间制度、伦理、行为的终极尺度。与此同时,在明人祭祀活动中还可以看到"天"之意象的复杂性,有时会显露出自然的属性或者人格的属性。明朝皇帝、士大夫群体以及普通民众因身份和祭祀目的的不同而对祭天礼仪有各自的解读,这些解读构成明人宇宙、社会观念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