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时期的财产观念、政治权利与资产阶级的自我认同北大核心CSSCI

法国革命的政治话语中,财产是一个核心概念,是公民权和政治权利的基础。但是,财产权反映的并不是阶级利益,而是一个包容了个体自由与政治独立的概念。有产公民的身份带有普世主义的色彩。革命的目标不是要确立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对立,而是要把更多的财产分配给更多的人,以拓展有产公民的群体,维持共和国的稳定。共和二年的政治失败后,有产者才认识到私有财产与社会政治民主不可兼得。随着财产权转变为一个褊狭的观念,形成了现代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论财产权属的制度变迁

财产是经济学范畴,财产权是法学范畴。财产是财产权的经济基础,财产权则是财产的法律表现。没有财产,财产权就没有具体实在的内容;同样,没有财产权,财产就不能获得相对稳定的形式。财产与国家、法的关系,从来就是人们注目的重大问题。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一切社会革命、社会变革,无不是围绕财产权利问题展开的。当今世界的现实变革仍然如此。因此,对于现实变革中涉及的财产关系或财产权利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然而,对现实存在的财产权利结构的正确认识,必须从财产权属的制度变迁中来把握。否则．离开财产权属演变…     

从公民社会构建理论视角分析群体性事件--以瓮安事件为例

文章从公民社会理论角度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认为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基本原因是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矛盾凸显期,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公民社会不健全,公民组织的严重缺乏,民众与政府对话的平台缺失;由此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防范和治理群体性事件,必须建构中国自己的公民社会,培养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和参与的素质,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培育和壮大公民组织。公民社会的概念虽然不是我们的本土理论,但公民社会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文章通过一个案例——瓮安事件、利用一个理论分析视角——公民社会构建理论来分析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和根据原因分析我们应对这类群体性事件可以借鉴的路径。     

分权印尼：历史的遗难与现实的方案

从比较和历史一制度的观点出发,同时借用葛兰西“被动革命”、“精英融合”等概念,分析了威胁印尼中期稳定的诸种因素及其历史根源。集权体制和武装力量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特殊化是印尼独立时期的两份政治遗产。通过探讨苏哈托体制中的政治权威系统及其演变,可看出苏哈托政府不是“发展政府”,而是一个“社团主义”政府,因而暴力横行和军阀政治是印尼可能出现的最糟糕局面,而权力分散将是解决印尼问题的关键。     

选谁都差不多

如果我是美国人,很可能不会去给大大小小的选举投票。倒不是说我这人政治冷漠没有公民责任心,而是我觉得,在美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其实选谁都差不多。比如眼下我一直在跟踪观察的马萨诸塞州的州长选举。今年11月7日是美国的选举日。没有总统选举,但有许多州要选州长,我所居住的马萨诸塞州就是其中一个。如果我是一个麻省公民,我选谁呢？     

辛亥后革命精英观念的民间承接——以东南、华南城镇为例

从各地光复至清帝退位前后,即革命高潮和共和政体建立后最初一段时期,在较早光复的东南和华南地区革命势力占优势的通商口岸和中心城镇,革命精英的“民主”、“共和”等新观念有一个被普通商人、民间团体和基层人士快速接纳和响应的过程。这种基层和民间向革命中心和革命领袖积极趋附的现象,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政治革命对于社会观念和心理变革的巨大推动,但从具体过程和情形看,新观念、新话语的民间接纳和利用,与其在社会生活中争取经济、政治利益的现实功能相联系。受到民间重视的,不是精英观念的思想内涵,而是其社会功用。民间社会对革命精英观念的承接,更多地受到“势”的支配,而非“理”的指引。     

百年转型中的公民教科书

一公民的概念不是中国固有的,而是从西方引入,它起源于希腊城邦,雅典的"公民大会"早已名垂青史。所以,公民教育的起源可上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柏拉图的《国家篇》与《法律篇》中都有对公民教育的阐述,认为这是国家组织的重要基础。经过     

民主是个好东西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     

关于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的辨析

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长期争论而未能取得一致看法,重要原因之一是对什么是“领导权”认识不一。所谓“领导权”,笔者认为有特定涵义。这里讲的“权”,不是指特定的法律概念的权力,而是一种政治概念,主要指统帅和响导作用。这种“领导权”的取得,一方面靠同资产阶级进行争夺,另一方面,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共产党领导权的取得与保持,“不是靠权力,而是靠威信、毅力、丰富的经验、多方面的工作以及卓越的才能”(《列宁全集》第6卷第212页)。毛泽东同志也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     

关于约翰·洛克“财产”概念的一点看法

关于约翰·洛克“财产”概念的一点看法梅雪芹马克思指出：“十七、十八世纪时,要废除封建财产关系,财产问题就是资产阶级的切身问题。”①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思想家们在整个革命世纪都极力宣扬本阶级的财产观,极欲建立本阶级的财产理论。最终,这一理论建树工作是由...     

储安平自由主义思想评析

储安平是我国一位名的自由主义。他对自由的概念做了具有英国特色的界定,认为自由是指不受政治约束的权利,自由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些具体的权利,自由也不等于放纵,而是与守法相结合的。储安平提出,自由分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两种,并认为中国人所享有的政治自由较少而社会自由较多。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思想是爱国主义的、进步的和理想化的。     

论宋代私有财产权

宋代的私有财产权产生了新观念,理论界承认贫富差异的合理性,强调私有财产权的重要性,官民的私有观念增强。宋政府依法维护私有财产的处分继承权和买卖权,对民间无主、遗弃、埋藏、遗失财产给与充分的尊重与保护。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时,宋代朝廷通常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有时甚至牺牲官方利益。作为国家意志,宋代对于私有财产的立法保护,通常与官有财产处于同等法律地位。宋政权对私有财产权的剥夺分依法剥夺和非法剥夺,其中非法剥夺更普遍、更严重,但法理上是禁止非法剥夺私有财产的。两宋时期,一般情况下民间私有财产权有基本保障,促进着宋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发达。宋代私有财产权仍处于萌芽状态。私有财产权不容他人侵犯,但官方可以侵犯,在专制体制下,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权,只有财产使用权。     

信息公开对人事档案管理工作影响

人事档案信息公开是一个具有特别重要而深远意义的事情,是公民实现信息享有利用权的一个具体体现,公民利用档案不是获得一种恩赐,也不是享受某种福利,而是实现自己民主权利的一种表现方式。人事档案信息公开对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发展和人才队伍的建设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华民族”概念

纵观辛亥革命前后"中华民族"概念的演变过程,始终与当时的民族主义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运行轨迹相联系。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现代民主国家,因而构建了"中华民族"概念,从当时的形势看,是必要的。改良派也把"中华民族"构建成汉族概念,并试图抹杀满、汉差异,目的是证明满族贵族封建统治的合法性。但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其国家认同的基础都是"生物性的民族",然而从人类发展的趋势看,只有构建"超民族性"的公民国家,才能建立起牢固的国家认同。     

私产入宪：提案背后的法治中国

10年前,“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被写入宪法,私有财产受到宪法的明确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得到了明确界定。但为了“私产入宪”,一群全国政协委员进行了6年的坚守,从1998年开始就将这一敏感问题作为全国工商联的一号提案提交全国政协全会。几经曲折,财产权保护法律制度的一大盲区被填补,平等保护公私财产的原则被根本大法明确。在私产入宪十年之际,恰逢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将依法治国纳入主题讨论。本文特回顾私产入宪的艰难历程,以此作为中国法治建设以及民主协商制度的注脚。     

关于博古不让毛泽东随队长征问题的一点探讨

由于毛泽东与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存在矛盾与分歧,所以许多关于长征著述都提到当时博古并不准备让毛泽东随队转移,是经过周恩来的争取毛泽东才走上了长征路;当时干部的去留博古有很大的发言权,但不能说是"博古设阴谋,借蒋介石之手除政敌";博古是革命者犯错误,与毛泽东是同志而不是敌我,他们之间的分歧不是要不要革命而是如何革命。     

从“呼声革命”到“暴力革命”——毛泽东早期革命道路转变原因探析

一个人的思想及政治主张的转变绝对不是发生在真空中,而是对自己经历的总结和对时代需求的回应。毛泽东早期革命道路的转变,正是对自己和党成立后种种革命行为的考量,同时也是由当时革命的大背景急剧变化所致。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即时代背景因素、个人经历及思想认识因素、实践经验因素解析这一转变原因。     

促使我参加革命的摇篮——大同和晋西北

有些老前辈曾这样对我说;“我们都老了!我们应该给后代留下些什么?金钱、财产?不是;名誉、地位?也不是.那么究竟留下些什么呢?要留给他们向往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的火炬和革命的传统.”我这个外国人,一个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工农革命队伍后,生活在点油灯,吃山药蛋、小米饭的山沟里的革命根据地,在那环境艰苦、物资器材奇缺的环境中,我是怎样才经受住了考验而对中国革命始终如     

赋税制度与欧洲政治制度的演进

<正>本文涉及两个概念,一为欧洲税制:国王要征税,须与纳税人协商,征得纳税人同意。一是政治制度:这是一种蕴含分权制衡精神的制度类型,包括王权、议会等国家机构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等要素。税制之于政治制度是一个特殊的概念,赋税本身属于经济范畴,但在制度层面,便有了政治内涵,成为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不是将税制作为政治制度的外在或异体因素,而是作为其本身的固有因素,探讨税制制约或影响其他因素并推动政治制度的演进。这里实际上包括两     

“革命”的形上之思——基于辛亥革命的远距离审视

对辛亥革命这场正式开启并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历史的变革事件,给予怎样的历史定位与评价至今都依然充满了各种争议。尽管辛亥革民距今已有百年,但辛亥革命离我们却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对事件本身还是事件所蕴含的各种议题,都有太多需要做更进一步、更多视角的分析、挖掘的材料与蕴意。尤其是对“革命”本身的上下探究,也都是讨论辛亥革命时必然涉及的思想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