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丰党争补论

熙丰党争,除了围绕新法具体内容而展开的争论外,还在“祖宗之法”、“义利”、“开源节流”等深层次问题上进行了辩论。王安石认为“祖宗之法不足守”,而反对派则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从实践来看,变法派观点更符合实际,切实可行,但变革对象只是政策设施,而不是赵氏政权“维系防范的基本原则”。王安石引用发挥《易》中的“利义之和”观点,为理财制造舆论,而反对派则直接援引孔、孟的义利对立观点,批评和阻挠变法中的理财。在如何理财上,王安石主张节流但更强调开源,反对派则坚守节流反对开源。这三方面内容,层层深入,是两党争斗的理论依据。     

宋人曾公亮会稽任内贱买民田史实钩沉

<正>作为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宰相,曾公亮身经庆历新政、熙丰变法,有丰富的仕宦经历,更兼文辞出众,流传至今的有《武经总要》等名著。学界对曾公亮进行     

北宋政治改革家吕惠卿述评

吕惠卿（1032-1111年），字吉甫，福建泉州晋江人。嘉祜二年（1057年），进士及第，授真州推官，熙宁二年（1069年），参与王安石变法。变法失败后，长期就任地方官。政和元年（1111年）卒，年八十，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文敏。吕惠卿为官50多年，历经仁宗、神宗、哲宗、徽宗四朝，     

王安石《尚书》学与熙宁变法之关系考察

北宋熙宁年间,为回击反对者,坚定神宗的变法决心,王安石提出古之圣王"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他认为,大凡利民的政治作为在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都会存在小的危害,而百姓目光短浅、士大夫多为奸愚之人,往往以小害为由质疑、阻碍合乎道的举措;故神宗不可受制于标榜"公议"的反对言论,应当坚定地推行新法并严惩反对之人。王安石通过多次援引、阐释《尚书》,完成上述思想和话语体系的论证,反映出《尚书》在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和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与此同时,反新法士大夫则采用不同的阐释路径表达、论证异见,双方在《尚书》阐释上形成诸多冲突与"对话"。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我国历史悠久,古代史籍浩如烟海,北宋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历史巨著。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北宋仁宗时中进士,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谏院。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开始编纂《资治通鉴》(原名《通志》)。神宗时,擢翰林学士。因反对王安石变法,曾被贬宫陕西。熙宁四年(1071年)起长期住在洛阳,全力编纂《资治     

宋元传记资料中的夏竦形象塑造及其政治文化背景

在宋元传记资料中的夏竦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英宗忌惮仁宗旧臣，为援引亲信张本，在《夏竦神道碑》中塑造了东宫旧僚的夏竦形象，并对《仁宗实录·夏竦附传》的书写产生了重要影响。夏竦在对夏问题上与神宗开边之策不合，导致了神宗时期《两朝国史·夏竦正传》中夏竦形象的“奸邪化”,而此时曾巩在《隆平集·夏竦传》中塑造了别于国史的夏竦形象，却秘而不宣。王称在《东都事略·夏竦传》中将夏竦与庆历诸君子的矛盾描写得更为丰满。元朝史臣对《两朝国史·夏竦正传》作了细节修改，最终形成《宋史·夏竦传》。了解夏竦的形象塑造及其政治文化背景，既可重新认识夏竦及仁宗政局，也可观时代的变迁。     

王安石变法的悲剧

公元1074年是北宋的熙宁七年,正忙于变法的王安石碰到一件麻烦事,一个本来由他奖掖提拔的看城门的小官郑侠要和他的变法过不去,画了一幅《流民图》进呈天子神宗,说变法有问题。     

北宋熙宁四年东明县民上访事件与变法君臣的危机处置

北宋神宗熙宁四年五月,正在试行雇役法的开封府东明县的大量县民因不满官府为征收役钱重定的户等而进京越诉。反对变法之臣将此事归咎于雇役法的施行,试图借此迫使朝廷撤销雇役法。事发之初,神宗与王安石的失措几乎导致雇役法的夭折,但曾布、邓绾、赵子幾等人的应对与配合十分到位。他们或迅速面见王安石,助其控制事态;或逐条辩驳反对派之言论;或揭发对事件负有重要责任的东明县知县贾蕃的违法事实,为变法君臣将事件化"危"为"机"奠定了基础。事后,变法君臣一方面针对东明县民的诉求改进雇役制,另一方面更加注意新法的系统性,变法派的理政能力亦由此得到提升。曾布由于事件中的出色表现,奠定了其后在变法集团中的核心地位。     

张方平经济思想新论

张方平(1007——1092年),字安道,号乐全居士,南京(治所在今河南省商丘南)人。历仕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谏议大夫、工礼刑户部尚书、三司使等职,以太子少师致仕。著作有《乐全集》和《玉堂集》,后者已佚。张平方是北宋的元老重臣之一,阅历深广,参政日久,特别是在庆历和嘉祐年间两度出任三司使,直接参与了国家财政经济的管理,使他在广泛接触和分析现实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思想。他在年轻时,     

司马光史论的特点

我国古代史学有讲究经世的传统,所以论史往往寓论政,司马光在这方面尤为突出,这是其史论的一大特点。司马光论政中有论史。如他晚年乘神宗去世、哲宗即位之机,反对变法,建议更改新政。但又担心议者有“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之说,于是,一方面强调,“彼谓无害于     

明代三朝"大账房"夏原吉

夏原吉(1366-1430),字维喆,湖广长沙府湘阴(今湖南省湘阴县)人,明朝初年重臣.历任户部主事、户部右侍郎、户部左侍郎、户部尚书等职.夏原吉历仕明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宣宗五朝,在成祖、仁宗、宣宗三朝任户部尚书,辅助仁宗、宣宗,成就"仁宣之治".作为主管帝国财政20多年的"大账房",他掌管调处的钱粮财物不计其数...     

再论戊戌变法中的张之洞

戊戌变法时期,各政治派别对待变法的态度不同,给变法的实施增加了难度,这要求变法主张者争取广大中间力量的支持,注意推进变法的策略。传统观点因张之洞与康、梁对变法进度不认同而认为张之洞是反对变法和反对维新派的。其实,张之洞是统治阶级中支持变法的中间力量,他与维新派的分歧在于变法策略的不同。     

光绪帝的囹圄——玉澜堂

甲午之战大败,清廷震动很大,年轻的光绪皇帝深感不变法社稷实在难保,但大权操于慈禧手中。无奈,他与庆亲王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太后听到后,虽然愤怒,但内心也明白,列强环逼,确实危及祖宗大业。她说：“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情势,即不阻止。”     

元丰中后期蔡确的政治调和

<正>北宋神宗朝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争议最大的改革事件，被后世称为聚讼千年的变法。这次变法改制涉及的广度和深度是巨大的，围绕新法的存废问题，朝廷内部形成了支持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两大对立政治集团。北宋中后期，两党之间的矛盾反复激化和升级，新旧两派交替执政，政局反复震荡，绝大部分朝臣或主动或被动寄身于新党或旧党，他们的政治命运随着政局的跌宕起伏而大起大落。然而，在不同时期，也有少数官员试图平衡党争，调和新旧两党之间的关系，     

明治维新也是“从流血而成”的改革

正今年是中国戊戌变法120周年,也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后于明治维新30年的戊戌变法,是康有为、梁启超等意欲借言孔子托古改制,使光绪亲政推行的改革。无奈终因保守势力阻遏,"祖宗之法"难变,仅进行了百日而以流血告终。"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曾慷慨地说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确实,被"戊戌变法"的推进者奉为楷模的明治维新,作为引起日     

甘肃庄浪县出土北宋铁钱

1985年5月,庄浪县韩店乡西门村村民修房挖地基时,在距地表1米深处,出土一铁钱窖藏,共100余公斤。铁钱成串锈结在一起,绝大部分已被氧化腐蚀,残不可辨。清理出来的全系北宋铁钱,共有12个品种,均为北宋仁宗、神宗、哲宗、徽宗四朝所铸,上限为仁宗庆历年间(1041—     

淅川发现一批古代铜钱

一九七七年三月,淅川县毛堂公社汀营大队在河桥西农田基本建设工程中,发现一缸铜钱,重二百四十多公斤。这些铜钱共有二十几种,有唐玄宗时的开元通宝。有北宋太宗、真宗、仁宗、神宗、     

没有不可变的“祖宗之法”——戊戌维新运动一百周年感言

中国古代是一个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宗法制农业社会,所以除“敬天”之外,又提倡“法祖”。凡祖宗,都是神;祖宗之法,都是“良法”、“美法”,无论如何动不得,变不得。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康有为第五次上书皇帝,提出“大集群臣而谋变政”等主张。皇帝本来想当面和康有为谈谈,但格于“四品以下不得召见”的“祖宗之法”,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是一场骗局

说起王安石和司马光,可谓家喻户晓。两人同为一个时代的佼佼者,本来惺惺相惜,是一对好朋友,但司马光为什么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呢？难道真的是因为两人的政见不同吗？笔者认为,司马光是个聪明人,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纯粹是一场骗局。     

苏东坡在广西的胜迹

苏东坡(1037～1101年),名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代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仁宗嘉祐年间进士,神宗熙宁初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任杭州通判,又转知密州、徐州和湖州。元丰二年(1079年)又因作诗讽刺新法,自湖州任上追赴诏狱。狱满,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元祐间还朝,任翰林学士,出知杭州、颖州、扬州,官至礼部尚书。是宋代著名文学家,诗词皆优,散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合称“三苏”。绍圣元年(1094年)因“元祐党人”案的牵连,被贬岭南,先在惠州(今广东惠阳),后到偏远的琼州(今海南)任别驾,奉命移昌化军(即儋州)安置。在赴琼州时,途经广西梧州、藤州(今藤县)、容州(今容县)、镡州(今北流)等地。在岭南生活五年。到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死,徽宗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