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崛起与其海权发展

19世纪后期,随着德意志的统一,德国在欧洲的实力与地位迅速提升,在前期俾斯麦作为首相的过程中,德意志还是谨慎的保持着"大陆政策",保持着欧洲大陆的均势,防止对德国不利的局面出现。但是到了后期,随着德意志国内国外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俾斯麦被解职,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出台,德意志的国家战略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扩张欲强烈,海权欲也极度膨胀,最终将德国送上了战争的轨道。本文旨在考察在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即1871—1919年间德国的崛起与其海权发展间的关系,探讨德意志海权在迅速膨胀的过程中,为何仍没有带给国家繁荣与安全,却送入了战争最后被埋葬。     

论清代有关乾隆朝英使觐见礼的记述变化

关于乾隆五十八年马嘎尔尼使团觐见礼一事,历来众说纷纭,不仅中英双方当事人记载不同,清代有关此事的记述前后也发生明显变化,乾隆时期的官方记述含意模糊。嘉庆时期则在官方记述中提出"恪恭成礼"说,构建英使团以三跪九叩之礼觐见的清晰表达,此说成为后世的主流观点。同光时期,马嘎尔尼使团觐见时行西式礼仪的记述相继现于报纸奏折,并被广泛征引。其后,三种记述及其观点并行不悖,影响深远。清人对乾隆年英使觐见礼仪的认识转变是与清代中西关系的发展息息相关的。     

试论“曼施坦因计划”成功的原因

"曼施坦因计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将军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制定的西线作战计划。其核心是集中装甲部队在阿登林区突破盟军战线,合围并歼灭盟军左翼。1940年5月,曼施坦因的构想得以成功实施,盟军左翼被消灭,为德国取得法兰西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曼施坦因计划"能够成功,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德、法双方的战略计划的核心行动分别是德军在阿登林区的突击行动和盟军左翼推进至比利时的行动,两者间由此产生了互动效应;其次,"曼施坦因计划"本身的优势和计划核心行动的坚决实施;再次,先进的军事思想和作战模式。     

克拉申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探析

提近年来,关于第二语言是如何被习得的,不同的语言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20世纪7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克拉申提出了二语习得理论,即五个理论假设。这一理论对二语习得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其理论中的部分假设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本文通过对克拉申二语习得理论的介绍、分析和评述,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和机制,并针对其不足加以改正,以便更好地指导我国的外语教学。     

A·T·马汉的思想对美国早期海军建设的影响

A·T·马汉是闻名世界的"海权之父",他提出的"海权论"主张美国向海外扩张,建设一支强大的的海军,对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初美国的海军建设有重大的影响。     

17世纪东亚海权争夺及对东亚历史发展的影响

17世纪以来,为了主导高额利润的冻亚贸易,荷兰人与英国人与先期掌握东亚贸易先机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及东亚本土的中国、日本、东南亚海商展开激烈争夺,揭开了东亚海权争夺的序幕。到17世纪后期,荷兰凭借其雄厚的海上武力,在东亚海权争夺中最后胜出。东亚海权和主要贸易利润落入欧洲人之手,决定性地改写了东亚历史发展的趋势,导致此后200多年东亚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化。     

论“六日战争”对美以关系发展的影响

美以关系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特殊关系,但也经历了平淡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六日战争"不仅是美以关系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且反作用于美以关系并夯实了其关系的基础。然而美以关系的基础不断随着时间而变化,其固有的缺陷从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双方关系的发展。     

“务实的历史写作”与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史学理论——以伽特勒、施洛策尔的理论论述为中心

近代西方史学诞生以前，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分立，历史被视作神学和法学的预备知识。18世纪下半叶，在以伽特勒和施洛策尔为代表的哥廷根史学家的推动下，“务实的历史写作”成为德国启蒙史学的标志性概念，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因果关联被要求以系统的方式加以呈现。伽特勒和施洛策尔围绕“务实”与“系统”和“科学”这三个概念进行了史学理论层面的反思，并将普遍史—世界史的编纂作为“务实的历史写作”的实践形式。史学家被要求在经验性的史料工作的基础上，运用哲学的头脑，选择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时期和对象，呈现其中的系统性和关联性，让史学获得科学的性质。伽特勒在历史表现层面仍然保留了传统修辞史学的痕迹，施洛策尔则强调史学家所具有的理性能力在历史写作中发挥的主导作用。进入19世纪，启蒙史学及其理论受到德国历史主义史学家的批判，“务实”一词逐渐成为前现代史学的标签。     

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墓志铭——评介《碎片化的历史学》

年鉴学派及其所代表的"新史学"当属20世纪最重要的史学现象,它们不仅在法国史学界长期占主导地位,而且对全世界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渤海国五京制与唐朝渊源研究

渤海国的"五京制"是我国古代都城建置形式"复都制"的一种。"五京制"起源于唐朝,被渤海国效仿,并得以发展和完善。渤海国的"五京制"不仅巩固了地方的统治,促进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东北城市群的发展。并且被辽、金沿用,对后世影响深远。     

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讲稿

<正>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德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与马克思、涂尔干并称为20世纪世界学术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1919年,韦伯在慕尼黑为一批青年学子发表了"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两篇专题演讲。这两篇演讲稿不仅浓缩着韦伯学术思想的精华,也是他作为当时一名"精神贵族"式的德国知识界领袖,对其时代思潮所做出的十分个性化的思考与回应。近年来,伴随     

大国战争地图

<正>20世纪初期,欧洲大国角力加剧,它们各自为冲突制订了一份战争计划。德国通过施里芬计划,即避免同法国正面大规模冲突,以小部分军队引诱法国进攻阿尔萨斯和洛林,大部队则绕道荷兰比利时,从北部突入巴黎。速度是该计划的关键。奥匈帝国制订了巴尔干计划和俄罗斯计划。前者兵分两路,三个军团占领巴尔干。后者是一战中奥匈帝     

"海权论"东渐及其影响

马汉的海权论在世界各国传播的同时,也经由日本传到了中国。马汉海权论的传入,在中国国内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扩大了海权论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中国民众对海军在国防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有了深刻的认识;二是促使中国人产生了初步的海权思想。但是由于四个方面的原因,晚清政府并没有将海权论用于指导海军建设,国内高涨的革命形势令国人应接不暇,人们对海权论的热情很快就被政治改革的热情所替代,以至于后来,人们连海权论传入中国这一事实本身也被遗忘。所以,晚清海权思想并不成熟。     

“兰普莱希特争论”初探

19世纪末,围绕着兰普莱希特著多卷本《德意志史》及其文化史观,德国史学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结果不仅兰普莱希特本人身败名裂,他所倡导的史学革新也备受阻挠。兰普莱希特著作和理论的缺陷、他对兰克史学和政治的历史编纂的批判否定,是引发争论的最主要原因。而争论的"半途而废"和传统史学的重新巩固也与兰普莱希特的妥协让步有密切关系。兰普莱希特在争论中的明显失败,对于德国史学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型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教训十分深刻。     

德国与奥地利的历史反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既已被认定负有"集体罪责","德国恐惧症"在欧洲国家蔓延。对此,战后"德国人民犯了什么错"在德国社会引起热议。但"铭记历史、吸取教训"深刻地影响了德国与奥地利的政治运作方式,尽管许多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也受到创伤,但却无法谈论。在20世纪50年代,西德人与奥地利人仍然避免讨论希特勒,东德则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共产主义者,当年一直在与"法西斯主义者"作斗争。冷战结束与德国再统一之后,战后难民处理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消散,填充记忆、创造概念并解释过去,成为政治家利用历史赢得未来的关键。对于德国年轻人来说,希特勒已经属于遥远的过去。所有的中东欧国家在2004年至2013年间陆续加入欧盟,再加上若干次政治和金融危机的影响,怀旧情绪已经消失。     

《西夏文字典》出版

西夏文字是一千年前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创制并使用的文字,后世失传.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被重新发现,因识者寥寥,被称作"天书".研究这种文字及其文献的"西夏学"被称为"绝学".近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外西夏学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西夏学已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显学,但迄今为止,世界上尚未正式出版过一部西夏文字典.     

魏玛德国“历史传记之争”及其史学启示

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围绕历史传记的目的、写法与本质等问题,专业历史学家与红极一时的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在公共领域展开了一场大辩论。除却它所涉及到的政治立场之争外,将之界定为"新史学"还是"历史通俗文学"的讨论,实际上关涉论辩双方对19世纪以来史学功能与书写形式的不同认识,应被视作历史主义危机的表现之一。这场争议虽然因路德维希的个人命运变化、其观点的肤浅性以及反对势力的强大与顽固而不了了之,但在德国史学范式最终告别历史主义后,它获得了被重新解读的契机,并让专业历史学家们再次思考公共历史文化机制合理化的方法及其必要性。     

21世纪德国学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责任和起源问题的讨论

20世纪60年代,德国史学界展开了著名的"费舍尔大辩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完全责任说"由此成为定论,并历时半个世纪。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以及新时期德国经济和国际政治地位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叙事模式发生了转向,"欧洲叙事"逐步代替了"民族叙事"。学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问题产生了多种观点,"德奥主要责任说"、"塞尔维亚承担共同责任说",以及"大国集体责任说"等逐渐成为共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问题上,研究也呈现多元趋势。学者们开始关注战前大国的心态变化、高层政治和军事人物的活动,并讨论战争能否避免的问题。本文在搜集最新相关出版物的基础上,概括分析21世纪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责任和起源研究的新特点,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     

超越凡尔赛:美国共和党政府的国际秩序思想及其对欧洲稳定与安全的追求(1921—1929)

20世纪20年代,美国共和党政府从其保守的国际秩序观念出发,试图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两个方面纠正凡尔赛体系的弊端,以实现欧洲的稳定与安全:一是削减德国的战争赔款,并在此基础上向德国和欧洲输入美国的资本,实现欧洲经济的复兴以及促进德国融入欧洲;二是以停止贷款相威胁促使欧洲国家实现安全合作,解决《凡尔赛条约》引发的欧洲边界与安全问题。作为一战后威尔逊重建国际秩序活动的继续,共和党的这些努力一度获得相当的成功,不仅降低了凡尔赛体系的掠夺性和不公正性,而且促进了法德之间的和解与"欧洲协调"观念的复兴。但是,共和党政府的一些政策失误导致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爆发,使其促进欧洲稳定与安全的政策最终失败。     

英国与德国的重新武装

对于20世纪50年代前期德国的重新武装,英国初则支持美国的大西洋联盟框架而反对法国建立欧洲军的普利计划;在美国对法妥协的斯波福德计划失败后。转而对普利计划采取较积极的态度;法国计划失败后,又通过艾登计划最终将德国重新武装纳入大西洋联盟框架。上述政策的变化受到两大因素的制约,即美国压力下重新武装德国的迫切性和重新武装的框架——大西洋联盟还是超国家的欧洲机构。前决定了英国对法国计划态度的转变,后则决定了英国不会加入欧洲防务集团并始终希望建立大西洋联盟框架。实际上,英国的方针是一贯的,造成法国计划失败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法国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