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地方”的科举社会史:明代祁门科举盛衰考论

宋元时期科举欠发达的徽州祁门地区,至明初,凭借着《春秋》专经的优势,一跃成为区域科举的中心地,并获得了"祁门《春秋》天下闻"的赞誉。但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该地区科举优势逐渐消失,重返科举"小地方"的局面。究其原因,正、嘉之际祁门地区连续发生的学变,士群对科举的背离,导致地方科举由盛转衰。而在此过程中,又可见官方、道巫、士群各方围绕学校改造而产生的利益冲突,以及地方宗族势力升降背景下,下层士人对宗统与道统建构的努力,从而为理解科举、理学、宗族三者的内在关联,提供了一个较为翔实的案例。"小地方"的科举史,亦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     

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灭陈,结束了近300年的南北分裂,重新统一全国。但长期的分裂使南北政权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文化和风俗习惯诸方面存在着不小的差异;此间崛起的江南世族和豪强已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实力,成为统一政权中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这是以往统治者没有碰到的极其棘手的新问题。对此,隋统治者采取什么措施吸纳江南士人呢?江南士人在东晋南朝,一直把持着中央和地方的     

变动中的晚近中国传统文化(1400—1900)

本文考察了中华帝国晚期的科举制度及其演变和转化,认为明清科举制度是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智识生活中最具活力的政治交汇点,它支持了前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再生产。文章进而指出中国传统学术和科举制度的终结,及其被现代教育所取代的历史复杂性。科举的终结,更意味着连接传统士人价值观、帝国的文化活力和精英士绅地位之间的社会文化纽带的解体。     

科举制度改废与清末十年士人阶层的分流

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多方面影响.这场制度变革直接改变了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和中国文化的命运.士人是科举制度下知识垄断者,居于中国四民社会之首.科举制度停废,意味着其原有流动渠道不再畅通,从而分流到新式政治、经济、军事、教育部门.士人通过身份转变,担当起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中介.     

科举与五代士大夫精神的缺失

在五代政治中,士人进行适应性转变的同时,也让渡了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并主要表现为士大夫精神的缺失.从科举的角度来探讨,这种现象与五代科举的客观环境、士人的文化状况和士林风气密切相关,从而使北宋士大夫精神的重建成为必要.     

元代色目士人研究综述

萧启庆先生在《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8年,第57页）第三章《论元代蒙古色目人的汉化与士人化》中这样定义“士人”：“我所谓‘士人’,是一个文化与社会群体。从文化观点言之,士人必须具有正统儒学教育与士大夫文化,并接受儒家基本理念与伦常的规范。从社会观点言之,其人可能是显宦,可能是缙绅,也可能是布衣,但都属于一个菁英身份群体,受到社会尊崇。士人原是中原社会的产物,但是士人文化具有普世性,凡接受士人文化的异族人士都可视为士人。”     

元代科举中的多族师生与同年

本文为笔者元代多族士人圈形成研究的一环。笔者认为:元代中期一个多族士人圈业已形成。各族士人之间具有密切的社会网络与文化互动。科举中的师生与同年关系即为社会网络的一环,亦为文化互动的基础。本文首先显示元代科举为一多元族群机制,其次证明历科师生为联谊或其他目的而举办集体活动。再以延祐二年(1315)及元统元年(1333)两科为例说明历科考试各族师生、同年之间平时亦多个别交往,反映于诗文之中。本文显示:科举制度的采行虽然在元代政治上所起作用不大,却是多族士人圈加速成长的重要因素,而座主、门生、同年关系超越族群藩篱,成为多族士人社会文化网络的重要一环。     

南宋高宗朝科举试策中的“光武故事”

在南宋高宗朝的科举试策中,与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有关的"故事"频繁出现。以光武中兴的"古典"来晓喻现实政治中的"今事",成为高宗朝科举试策中的一个模式化情节。究其原因,这与高宗君臣借由光武故事的讲述进行中兴形象塑造和政治宣传密切相关。科举试策中的光武叙事,也进一步助推光武故事在朝野的传播和接受,成为宋高宗"中兴"的"声音"与"形象"在士人群体中获得响应的表征。试策中的模式化叙事,是观察帝制时代科举、政治和士人生活等交互关系的一个新视角。     

《明清之际的江南社会与士人生活》评介

<正>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江南史研究始终是史学研究的热门领域。江南史的研究也经历了从早期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到对社会经济史、区域研究的探讨,再到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兴起之数次转向。如何把握江南文化的多样性特质,具体地揭示出江南地域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以及这一区域在全国发展中的意义?如何真正把区域江南带入整体中国,实现区域史呼应整体史,借江南日常生活揭示出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肌理?冯贤亮教授的新著《明清之际的江南社会与士人生活》     

评钱穆的中国社会演变论

中国社会演变论是钱穆先生用以中国史研究的史学理论,其内容和形式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这一理论的基本内涵是：以政治制度的演变为主体、以“士人政治”的变迁为主线用以考察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演变过程,它反映了钱穆先生关于春秋以前是“封建社会”,战国以下是“四民社会”而非封建社会的中国史观点。这一理论的意图在于：用中国历史上社会演变的有限性来证成中国文化精神传统的不变性,其理论实质是道统文化史观。     

科举存废与近代江南乡村社会流动

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其创设被视为推动社会流动、扩大统治基础、维系社会稳定的关键举措。因此,通常认为,科举制的废除阻断了乡村社会流动,伴随着精英阶层的城镇化,乡村文教衰败、经济衰退、社会权力异化,这是酿成20世纪前中期中国普遍乡村危机的主要原因。但在江南,由于经济文化水平与举额的失衡,肇始于明代中期士绅地主的城镇化并带动经济、文化的空间转移,以及日益扩大的城乡生活差距等因素的影响,清中期后以科举实现社会流动的士子几乎全部源自城镇。废科举解除了强加在江南的制度束缚,加之历史上和转型时期独特的区域优势,特别是工业文明的勃兴,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乡村社会流动。江南也为废科举之于乡村社会影响的一般表述提供了另类叙事空间。     

体系意识:以唐宋变革与南宋认知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无论是地域格局、政治态势、社会结构,还是文学艺术、经学思想等诸方面所发生的迥然变异,令后世举目、今人寻味,也引起海内外中国史学者持续而广泛的关注与探讨。从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假说到欧美学者的两宋之际变革说、宋代经济革命说,再到近年来的宋元变革论、唐宋会通论、中国本土学者的唐宋变革认识论等,以唐宋变革为主题的学术讨论始终未曾落下帷幕。正是在这样诸说纷纭、各为己见的境况下,史学研究者更应以贯通、融会的历史大局观来探究唐宋之际发生的社会变迁,以客观、求实的研究态度剖析唐宋变革学说在国内外的不同学术发展路径。以下几位先生正是秉承着理性、求是、本真、严谨的史学态度对唐宋变革乃至更早并与之相关的魏晋隋唐的变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意见,以期进一步阐释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论的认知、客观呈现唐宋历史的真实面相。     

《历史研究》1995年总目

(作者后面括号内,圆点前是期数,圆点后是页码)总论如何建设中国新文化 —在纪念《历史研究》创刊40周年 座谈会上的讲话一·“··”·”…胡绳(1.3)社会史浅论·············“···……常宗虎(1.24)关于历史认识论的几点思考…张耕华(4.96)中国古代史白糖问题·””···“····”····……季羡林(1.5)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王永平(1.42)略论宋代地域文化····”·……,·程民生(1.55)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 一一二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 .............……”·········……唐力行(1.73)秦汉时期气…     

中晚唐河北举子研究

中晚唐时期,河北藩镇与朝廷的对峙,对当地士人的科举态度和追求、科举仕进情况以及应举的政治背景都有重要影响。河北地域(特别是幽州镇)在中晚唐时期涌现出大量士人,科举成为他们出入河北藩镇的合法渠道,并成为促进河北地域汉文化发展的制度因素。     

1999年日本史学界关于五代、宋、元史的研究

1999年 ,与这一时代相关的成果中首先应该提出来的是《岩波讲座　世界历史》第 9卷(以下简称《世界历史》9)的出版。其中与五代、宋、元历史研究相关的论考有 6篇 ,既有综合性的论述 ,也有从南海贸易、水稻栽培、财政、统治阶层、民间信仰等各个侧面来对 3— 1 3世纪中国社会所作的整体的或局部的探讨 ,现将与五代宋元相关的部分介绍如下。首先 ,妹尾达彦在《中华的分裂与再生》中提出 ,连接西北军事前线———京城———财源之地的长江下游地区的唐代军粮供给系统成了中华帝国后期行政、财政的骨架 ;以全国性都市网为前提形成的官僚、科举…     

南宋的待补与待补太学生

本文讨论在南宋施行近一个世纪的太学考试制度——待补。首先厘清宋人使用“举人”一词的语境,再将待补制度置於南宋士人不断增加的时空环境,讨论“混补”为何无法施行,而必将被：待补”取代。其次,透过讨论待补法制定前,朝臣对太学补试的历次争论,理解待补法制订的逻辑。认为待补法不但解决了混补制下应考士人过多的问题,并藉由与地方解试结合,一把机会开放给少数未能通过解试的举子,同时试图网罗各地人才。嘉定以后,南宋政府不断对待补法进行改革,努力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从大学考试制度切入,可知南宋已没有独立於科举之外的官学教育体系。     

文史摘

清朝废除科举的教训科举社会是指科举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科举影响无所不在的社会。由于科举考试在教育、文化、政治方面的功能日益强大,而逐渐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尽管它有明显的局限性,也曾遭遇过不少历代重臣的反对,但1300年的封建统治对它仍“欲罢不能”。科举考试正是以其漫长的存在时间和巨大的历史影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显著特征。宋朝以后,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科举社会,朝廷、士大夫及学术文化经由科举而紧密结合。隋唐虽行科举,由于其对中下层能动极小,可以看作是门第与科第并存相争的社会。及至取士不问门第“,一…     

论湘军与晚清中国社会

论湘军与晚清中国社会王继平湘军的兴起,不应当仅仅从中国近代军事史和太平天国战史的角度来诠释。作为清代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诸种因素交汇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特别是作为一个势力集团,它对于晚清中国社会各层面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本文拟将湘军当作一个...     

浅析近代乡村青年士子对科举停废的平静反响与积极调适——以南方乡村士子朱峙三为实例

科举制是隋唐宋元明清六朝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颁布谕令废止科举,停废科举对于"习举业"的广大士子群体的震撼和冲击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社会各阶层尤其是青年士子对这一变革表现的相当平静。《朱峙三日记》的内容还原了晚清士子的生活,反映了当时青年士子对科举停废的平静反响与积极调适,让我们对科举停废和近代乡村士子有全新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探究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士子们表现出的冷静、与时俱进对我们当代年轻人的现实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     

20世纪以来晚明士人群体研究综述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晚明士人群体的组织活动、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心态及士风、社会生活及生存状态、士人与地方社会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从不同的层面揭示了晚明特殊历史时期士人群体的新变化,为晚明士人群体及晚明社会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材料和新方法。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过于注重单个人或单个方面的具体现象研究、注重晚明士人群体的分化及变化研究,而对于士人群体的整体性研究、具体现象的文化解读、士人固守传统方面的研究,则存在一些薄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