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浙江的刻书业（中）

清赵翼有诗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一生不忘收复北方失土,写作了大量热情洋溢的爱国主义诗篇,历经七百余年,至今犹脍炙人口。然而在当时投降派掌握朝政的大形势下,他在政治上却倍受歧视与冷落。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在他被免职隐居故乡——山     

宋代国子监刻书考论

宋代国子监既是中央教育机构,也是国家主要刻书机构,并兼有管理各地图书刻印之责。为满足其政治、思想统治,宋廷对国子监刻书之内容及其质量控制、机构设置及其管理、图书刻印发行出售等方面都订有颇为详备之制度,从而对当时各地州县官学大量印行图书,以及后世国子监刻书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代浙江的刻书业（下）

民间刻书主要指私宅、家塾刻书与书坊刻书。宋代,浙江私宅刻书不及书坊刻书之盛,但亦有几家在我国刻书史上颇具声名。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中提到北宋淳化年间(990-994)杭州陆氏万卷堂尝刻《史记》,宝元二年(1029),临安进士孟淇刊刻姚铉《唐粹》一百卷。     

我国古代的民间刻书业

中国古代的印刷业可分为官刻、私坊和寺院三个系统,其中尤以民间私坊刻书兴起最早、分布最广、数量最多。国内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1944年在成都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出土的《陀罗尼经咒》,此经咒首行印有“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字样．说明唐代已出现私坊印本。     

再論宋代公使庫的刻書

公使庫"正賜錢不多",在北宋中後期已出現了嚴重的缺口,即收支不抵的情況;但此時尚還不敢多挪用其他經費填補。南宋高宗、孝宗時期,在"著令許收遺利"的驅動下,公使庫通過賣酒、糟等獲得了巨額收入,甚至一度竟能高達"歲用率十數萬"貫。其間的奧妙與方法,台州知州唐仲友是一個典型。按南宋初期刻一字約4.23文足估算,鏤板一書對一州的公使庫來説,如能善於節省、籌集,甚至挪用一些其他經費,還是能做得到。而刻書的利潤至少應維持在40%以上的高位。因參與人數多、經費相對寬裕、核校認真等,公使庫刻書的品質較高。孝宗中後期,因加强了對濫用經費的核查、官員監管等,可以允許使用的範圍縮小,一些經費多溢出來刻書,進而饋贈他人,成了一時風尚。但之後,因開禧北伐導致的物價騰踴、經費緊張、監管鬆懈等,公使庫刻書幾乎是戛然而止、渾然絶迹了。     

宋版之魅力（上）

宋代是中国雕版印刷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公元960年北宋建国后,政府承袭五代制度,由国子监主管刻书,除儒家经典外,还较大规模地校刻了史书、子书、医书、算书、类书及诗文总集等。在中央的影响下,地方官府（包括各地公使库、州、军、郡、县学等）、寺院、私家和书坊都相继刻书,     

宋代的刻书业

“书籍之有雕版,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宋代确立的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刻书系统,一直垄断了其后近九百年封建社会的图书刊行,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西方机械印刷术的传入和图书出版事业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出现之后,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宋代的刻书业引起中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本文仅就宋代的刻书业概况略述陋见。宋开国之初,《宋史·太祖本纪》载:建隆三年二月,“上谓侍臣曰:‘朕与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何如?’”赵匡胤深知读书对国家的作用,因此,宋代政府对图书出版事业非常重视,把它作为宣扬封建思想,维护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的一件大事来提倡,多次下诏购求图书。大中祥符三年,五代后蜀毋昭裔之孙毋克勤向北宋政     

浙江古代刻书的优良传统

浙江历史悠久,是中国文明发源地之一。据王国维先生考证,早在唐代穆宗时期就已有图书出版了。唐著名诗人元稹为《白氏长庆集》所作序中有言：“扬越间多作书摹勒乐天及予诗,卖于市肆中也。”王先生认为“夫刻石亦可云摹勒,而作书鬻卖,自非雕版不可,”因而断定“唐之中叶吾浙已有刊版矣。”文人著述就更早,汉代的传世就有好几部,如,据史书记载,     

明清时期四堡的刻书和贩书活动

一、四堡刻书业的兴起。四堡位于连城县北部,地处长汀、连城、清流、宁化四县的结合部。它是宋至清代连城通往汀州(今长汀)的驿铺,交通较为便利,商业经济繁荣。四堡一乡多为邹、马两姓人共居。清代的四堡,刻书极为兴盛,书坊栉次麟比．印版汗牛充栋。清末汀人杨澜的《临汀汇考》载：“长汀四堡乡,皆以书籍为业,家有藏版,岁一印刷,贩行远近,虽未必及建安之盛行,而经生应用典籍以及课艺应试之文,一一皆备。城市有店,乡以肩担,不但便于艺林,抑且家为恒产,富埒多藏。”     

《浙江历代版刻书目》

浙江刻书业滥觞于唐穆宗时代，至今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北宋时，杭州已经成为全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朝廷中的一些重要的典籍，均有皇帝颁旨“交杭州镂板”；南宋建都杭州，浙江刻书业更是遍地开花，盛极一时。元至明、清，浙江刻书仍居全国前列，七八百年来，浙江所刻书可谓汗牛充栋，数不胜数，其中流传至今的早已成为瑰宝。然而，从古至今都未编刊过浙刻本图书目录，     

建阳刻书业与闽学的兴起和发展

闽学兴起于闽北山区,是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因素因缘际会的结果。其中以建阳刻书业为代表的出版业的繁荣发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在闽学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建阳出版业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今天,揭示当年刻书业、书院及闽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我们了解宋代福建文化的发展因缘,了解出版业对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从而更好地发挥出版业促进学术文化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浙江德清宋代桥梁技术与装饰工艺

德清县独特的江南水乡湿地环境,独一无二的武康石材矿产资源,给古代桥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悠久的人文历史和居山为农、近水为田的地域民俗风情,造就了德清地区古代桥梁业发达且技术和工艺独特。我国南方地区目前保存的宋代桥梁资料极其珍贵,德清宋代梁桥在用材、技术与装饰工艺等方面颇具时代和地方风格。通过与周边地区相同时代的桥梁资料比较,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浙江宋代青瓷堆塑瓶初探

以罐瓶类器物作为主体,在其上采用堆塑的装饰技法,表现一定的内容,形成的罐瓶类器物,一般通称为堆塑罐和堆塑瓶。在浙江古代瓷业中,它最早出现于东汉,西晋时期曾风行一时,它的题材有楼台亭阁、人物（包括伎乐、杂技,佛像）、飞禽走兽等内容。这类器物的主要功用,是一种专用于随葬的冥器,也称为“谷仓罐”。据目前有纪年的考古资料,     

近百年的浙江画派（上）

画史上的浙派,是指以明中期(偏前期)钱塘戴进为代表的一个画派。但论画风,并不限于浙江籍的画家,如湖北江夏和宫廷锦农卫中的不少职业画工,均属干这一派系。而专就地域而论,则这一路画风一直笼罩着浙江(以杭州为中心)的画坛,最典型的便是明末清初的武林派,包括稍前的徐渭大写意花卉画。历史上浙派画风的基本特色,大体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笔墨粗硬刚烈,从好的一面讲,是有气势,从不好的一面讲,便是粗野,狂放,缺少含蓄蕴藉,甚至沦为野狐禅。这一作风的形成,当与浙江的水土地理条件有密切的关系。试与苏州地区的吴门画派相比较,俗话说“杭铁头,苏空头”,又说“宁愿与苏州人相骂,不愿与宁波     

广西刻书考略（下）

清代广西刻书的兴盛,还以家刻本、坊刻本的大量出现为特征。家刻本,又称家塾本、家宅本或书塾本,是指私人主持或出资校刊的图书,其目的是为满足私家读书、藏书之需要,并不以营利为本,偶尔出售也只收成本。家刻本的刻印者多是官僚、地主、富绅等家业殷实者。他们有的刻印家集,宣扬祖德,以示门第高贵;有的刻印乡邦文献,选辑邑文,以示地望之不凡;有的搜罗佚典秘本,校刻行世,以示学问之博雅;有的代官场名流刻书,以利名人荐举;还有更多的是为读书做学问而刻,为发表个人著述而刻,为收集师友著作而刻,     

宋代的城市“立交桥”

浙江绍兴素有水乡、桥乡之称,而“桥乡”之美誉的确立,除了因桥梁众多外,更重要的因素是桥梁悠久的历史。八字桥作为绍兴现存最古老的桥梁在绍兴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和重要     

二十世纪的浙江文坛（下）

新诗这一文学形式的兴起与发展,我省作家的哺育之功不可没,已如上述。而在新诗人中,应该特别提到艾青。艾青(1410—1996)是在“左联”时期步入诗坛的。1933年1月14日,他在狱中写了《大堰河——我的保姆》,发表后即一举成名。他为人民而歌,为革命而歌,一生写下了数百首战斗篇章,成为我国诗坛的泰斗。     

五代吴越国的雕版印刷

宋代的杭州,是全国出版印刷的中心,因为刻印俱精,纸墨优良,北宋时期国子监所刊行的许多重要典籍,如经书、史书和医书均下杭州刻印。南宋建都临安,国子监在杭刊刻的书版达二十余万,两浙东路、两浙西路及各府、州、县也都曾大量刻书;除官刻外,书坊和私宅刻书也十分兴盛。宋代三百六十多年间,杭州的雕版印刷术一直冠盖全国,获得了“今天下印书,杭州为上”的美誉。     

广西刻书考略（上）

广西刻书源于何时,尚未见确切的文献记载。从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三提供的资料来看,至迟在北宋中叶之前,版刻印刷术已在广西运用。北宋绍圣三年(1096年)广南西路转运使司在桂州(今桂林)牒准奉旨开雕了王叔和的《脉经》十卷。这部由官府出资刻印被称之为“广西漕司本”的医书,是目前知道最早的一部广西版刻书。漕司即宋代转运使司的别称,督治一路的财赋纲运,有较充实的经济条件,由它主持刻印的书籍在地方官刻本中占了相当数量。到南宋嘉定年间(1208年—1224年),广西漕司又刻印了宋人吴如愚的《准斋杂说》二卷。     

论浙江和福建的珠光青瓷

近年来,在浙江、福建地区发现了众多生产珠光青瓷的宋代窑址,至少有35处。文章就这批珠光青瓷的器形、分期、特征作了分析,并简要论述了珠光青瓷的外销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