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江浦、吴棠与慈禧太后的故事

错送银两,歪打正着 清代的清河县治所清江浦,作为黄、淮、运河的交汇处,作为黄、淮、运河治理中心,全国漕船制造中心,漕粮转输中心,官署如林,有“官比士民多”之誉。同时,清江浦是南船北马交替之地,号称“九省通衢”。商旅云集,百货山列。石码头一带,大闸口上下．更是官商客旅送往迎来的必到之所。这里演绎了多少有趣的故事,     

清江十文铜元版式演化初探

<正>清江浦,又叫清江,为今江苏省淮安市主城区。清江浦原为河名,即今淮阴区码头镇至淮安区淮城镇之间的里运河。清江浦在海运及陆路交通兴盛之前曾是南北交通动脉大运河的枢纽,长江以北的繁华重镇。自古漕船由此北上,行人在此弃舟骑马,清朝还在此设立漕运总督,一体节制漕运事宜。在清末各省纷纷设立铜元厂牟利之际,漕运总督陆元鼎于光绪三十年(1907)三月以江北清淮一带制钱缺乏,银价日减,官民交困为由请求在清     

江南名舟西漳船

西漳船是近代内河传统木帆船优秀船型之一。首产于民间造船业最为集中的江苏无锡丁降里徐氏工场。无锡,地处水运要冲,居江南运河中心。早在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就有“米码头”的称誉;到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是朝廷办漕中心,江浙两省在此采办漕米年均300万石,占两省应征漕粮数十之八九,继而发展成为全国名的四大米市之一;民国时期,粮食年吞吐量达800万石,为全省之冠。     

漕舫船 杭州运河的“潮”船

今天的漕舫船,融合了运河历史船谱元素和现代科学技术,是现代运河旅游的重要载体,更是“杭州创造”在运河上的全新亮相。很潮的漕肪船与神秘的漕帮文化,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系？     

船游运河：愈夜愈美丽

漕舫是一种在京杭大运河上行驶了1000多年的特有船只。作为高级别官员的水上交通工具,在漕舫船上可以吃饭,休息、听戏等等。历代文人骚客时常在桨声船影中咏叹运河两岸城市的繁华。     

“泊船祭祀”与“人神互惠”——清代漕运旗丁崇祀文化的规制与功效

清代旗丁迫于漕运诉求与运河沿线祭祀等活动的浸染,在群体内部逐渐孕育出独特的崇祀文化。漕船首尾绘制图案,舱内供奉神龛,路遇庙庵亦要焚香祭拜,甚至泊船演戏,以祀神灵。崇祭文化的繁盛,一方面强化旗丁身份与运役,成为其内在特征之一,另一方面也是传统祭祀文化中人神互惠的体现。旗丁泊船祭祀等行为既提供与当地民众交易的契机,又象征性建构人与神灵之间的关系。无论何种形式,旗丁运漕途中的崇祀活动,都传播了籍贯地与运河沿线的风俗习惯,构成内河漕运文化与民间信仰的一部分,也揭示清廷在信仰层面通过重塑国家祭祀体系保证漕运制度正常运转的深意。     

清代漕运对天津的影响

清代,天津处于漕运枢纽地位,是漕粮进入京师、通州以及边防粮仓的必经之地。每年数万名漕运人员驾驶上万只漕船运载着数百万石漕粮从天津经过,或者在此停留,对天津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漕船带运的大量南方货物涌入天津,促进了天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起;二是漕运带动的商业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寓居天津,从而对天津人口和社会秩序产生影响;三是受南方漕运人员的影响,天津人不仅能听懂而且学会了多种南方语言;四是随着漕船北来,南方沿海地区信仰的妈祖被传到北方,并得到发展和演变,备受尊崇。     

宋代运河的水情与航行

现有研究从漕运体制的角度对宋代运河多有关注,而对运河水情和航行的研究还有不足,且对运河通船能力有过高判断。推进宋代运河研究,应着眼于考察运河的具体水情、通航能力和航行方式。汴河、淮南、浙西和浙东四运河水情不一,水深较好时为五尺,一般为三四尺,且常出现枯水和浅阻。汴河适航漕船一般为四五百料,最大为六百料,座船(客船)一千料已甚困难,其他运河适航漕船一般为二三百料。除北宋汴河可全线通流外,其他运河都设置有堰闸以解决不同地势河段间通航和保水问题,基本趋势是改堰为闸。运河航行中用帆不是稳定的航行方式,最稳定有效的方式是拉纤。运河两岸修有纤路,并制定了维护纤路的制度。     

元代沉船遗物现菏泽

2010年9月发现的菏泽元代沉船,不仅向世人展示了目前我国出土最大、最完整的元代内河船的风采,而且还出土了包括元青花在内的近160件遗物。遗物种类之多、器型之丰富、制作之精美,是我国历次内河古船考古发掘中所罕见的,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笔者有幸参加此次发掘,现从中挑选出部分器物,做如下赏析,以飨同好。     

清江浦地名探源

<正>今淮安市主城区原名清江浦,或称清江。清江浦原为河名,即今淮阴区码头镇至淮安区淮城镇之间的里运河。淮安历代地方志中均称清江浦是陈瑄更名,如现存最早的《正德淮安府志》:"永乐初,平江伯陈瑄因旧渠(指宋乔惟岳所开沙河)开通,置闸蓄泄,更名清江浦"。其实,清江浦非陈瑄命名,在陈瑄修疏清江浦之前,已有此地名。《明太宗实录》卷三十六: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癸卯,"镇守淮安都指挥施文言:‘淮安诸坝,舟航往来,每遇天旱,坝下淤浅,重劳人力。近城     

清江浦里运河的记忆

正上世纪50年代初,我居住在清江浦东大街的大源巷,那里距里运河仅有百多米。生活在那里20多年,几乎天天与京杭大运河的里运河有交集,现在居住地虽有变化,但还常到运河畔散步,对其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愫。一对南水北调东线流经淮安市主城区的里运河,生于斯、长于斯的我对此感触颇深。清江浦里运河是明永乐年间漕运总兵陈瑄率民工疏浚的沙河故道,从末口至淮阴磨盘口,全长40里,贯通了南北运河。漕运、治河、造船中心均设在清江浦,清江浦随之成为京杭运河上的重镇。     

光绪年间清江十文铜元版式演变初探

清江古名清江浦,属淮阴县辖,位于南运河中段沿岸,是当时南北水运的枢纽。每年经清江浦北运的漕粮高达六百万石,淮盐也行销皖豫四十一个州县,年征课银达二十七万两。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经驻清江浦的漕运总督陆元鼎奏请,在清江浦设立     

《淮安文献丛刻》编辑说明

淮安,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位于京杭运河的中段、大运河与古淮河的交汇处,历史上,这里是重要的漕运枢纽,是著名的“南船北马,辕楫交替”之所,同时,也是享有盛誉的人文荟萃之地。特别在明清时期,这里是全国最高的理漕长官漕运总督驻节之地,其间,这里还设有江南河道总督署、淮北盐运分司署和淮关监督署,漕、河、盐、榷、驿,成为明清五百余年淮安城市的经济支柱、兴衰要素和基本文化特征。     

清代运河漕运剥船建置述论北大核心

运河漕运剥船是专门用于剥挽漕粮的船只。元末明初是漕运剥船制度确立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永乐朝以后北运河沿岸的剥船设置范围逐渐扩大。入清后,因运河水情、通航能力和航行方式不一,漕船每至河道淤浅之处受阻,清廷遂置体积较小、船底平缓、载重较轻的漕运剥船,分载越浅。相较于明代,清代漕运剥船设立的范围和规模更广,清廷在北运河段剥船的基础上,增设其他运河段剥船,以备遇浅起剥。晚清漕粮海运,沙船径直天津,然向来“沙船不入河,河船不放洋”,故北运河段的剥船设置依旧。清代漕运剥船的设立实现了漕粮运转的区域化和资源调配的细分化,体现了清代社会治理与自然环境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     

杜月笙跻身金融界

青帮又称清帮、安清帮。安庆帮,源于清代运河运,所以其前身曾被称为漕米帮。青帮原为民间秘密结社,其组织形式以师徒关系辈辈相承,共分为前二十四辈、后二十四辈。辈分之间是封建等级关系。自运河淤塞,漕船受阻,漕粮改道由海上北运之后,青帮中的相当部分转变为沿海的盐枭集团,也有些散布于沿海沿江各地形成匪徒。清末民初,一批青帮“大”字辈人物流入上海,成为上海青帮“种子人物”,他们的徒子、徒孙依靠上海有帝国主义租界的庇护,势力大发展,形成“八股党”、“小八股党”、“三十六股党”等,但仍属于下层社会的流氓团伙。然…     

西班牙5枚

费尔南多·埃查瓦里/安东·帕斯(西班牙)帆船多体船托纳多级冠军。在雅典奥运会中,他们只获得了该项目的第八名,此次夺冠,使他们成为该项目的最大"黑     

淮阴发现“清江浦铜元总局”印

淮阴发现“清江浦铜元总局”印笔者在当地收集到一枚“清江浦铜元总局”印（如拓）。印牛角质,呈正四边棱台形,印面边长２．８、对角线长３．９厘米,印文沿对角线布局。印面距边沿０．５５厘米处刻双线正方形,边长１．６厘米,对角线为２．２厘米。沿内正方形对角线,竖列三排篆书印文：中“清江浦”、右“铜元”、左“总局”。印四周环刻古建筑等图案。印顶正方形边长２．１５厘米。沿对角线,中心刻一“上”字。印顶高４．４厘米。清江浦（今准阴市）,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四月,漕运总督恩寿奏准在清江浦运河北岸（今淮阴河北路再制盐厂）设铜元局。筹借１６０余万两商款,购地建广房、仓库等３２０余间,购各种机器１１２台,翌年试铸。开铸之初铸光绪元宝“清江”铭文铜元约１４种版别。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初又铸中心“淮”字大清铜币三种版别。（《江苏钱币》１９９２年２期胡彬）淮阴发现“清江浦铜元总局”印@胡彬     

“三淮”城市的由来和发展(续一)

“三淮”城市以清江浦兴起为标志的第二次繁荣 “三淮”城市在此伏彼起和“断续寒砧断续风”的曲折发展中,终于呈现出新型的相对稳定的格局,并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繁荣期。这次繁荣是以清江浦的兴起为主要标志的。     

嘉道年間江南的漕弊

嘉道年間的漕務是與積弊聯繫在一起的,作爲一種常態而存在的漕弊,本身即是制度的組成部分。在財政層面,漕弊主要表現爲旗丁幫費問題、大小户問題、漕糧的浮收勒折與虧空問題。嘉道年間的江南,一方面是倉漕衛所規費、旗丁幫費、官紳漕規、州縣浮收逐年遞增,而另一方面,捏災、短漕、虧空也隨之愈演愈烈,這導致了漕糧河運制度在道咸之交的崩潰。本文認爲:從財政結構的角度來看,所謂漕弊是各種"浮費"代表的額外財政對於額定財政的空前侵蝕。     

嘉道年间江南的漕弊

嘉道年间的漕务是与积弊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种常态而存在的漕弊,本身即是制度的组成部分。在财政层面,漕弊主要表现为旗丁帮费问题、大小户问题、漕粮的浮收勒折与亏空问题。嘉道年间的江南,一方面是仓漕卫所规费、旗丁帮费、官绅漕规、州县浮收逐年递增,而另一方面,捏灾、短漕、亏空也随之愈演愈烈,这导致了漕粮河运制度在道咸之交的崩溃。本文认为：从财政结构的角度来看,所谓漕弊是各种“浮费”代表的额外财政对於额定财政的空前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