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语所在李庄

1928年,傅斯年创建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那是中央研究院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个所,研究范围包括历史、语言、考古、民俗、民族、人类等学科。傅斯年以组织精英学术集团的方式,聘请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李方桂、凌纯声、吴定良等著名学者参加史语所各组的研究工作,在发掘新问题、     

芳嘉园旧事——纪念“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先生

市井中的“桃花源” 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内的一条胡同——芳嘉园,早在晚清时,因这里居住过慈禧太后的弟弟,即光绪皇帝的岳父桂祥公爵而声名显赫。至于今天芳嘉园的盛名,则完全因为王世襄成就。     

傅斯年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即批准创建“国立中央研究院”,并任命文教界领袖蔡元培为院长。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中央研究院”最早成立的几个研究所之一,傅斯年长期担任所长,为史语所赢得较高的国际声誉。     

两代学人的情谊与风范--杨志玖与傅斯年关系述论

傅斯年与杨志玖是具有师生关系的两代学人,他们二人的学术成就和贡献在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但很少有人对他们的交往和情谊进行论述。他们数十年前往来的书信和交往的资料,记载了他们交往的史实和表现出的深厚情谊,其中既显示了杨志玖先生谦虚诚实、好学进取的学人风范和重诚尚信、尊师重道的品格,也反映出傅斯年为发展学术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不遗余力奖掖后学的宗师风范。     

王世襄 此地空余锦灰堆

10年前,王世襄在自选集《锦灰堆》中写下:"我今年八十五岁,已届垂老之年。过去的一切,我都不计较,但只计较一点,即要求得到正确、公正的理解。"此后数年中,《锦灰二堆》、《锦灰三堆》陆续出版,这     

王世襄的故宫情缘

1949年8月,王世襄结束赴美博物馆考察后,回到北京,继续留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1947年3月,王世襄正式就任此职）。从此,将故宫博物院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博物馆的美好愿望就成为他追求的梦想。     

玩物丧志与古籍整理——记王世襄先生的蟋蟀谱与鸽书

畅安兄(王世襄)《北京鸽哨》自序一起称:“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韝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他也从不讳言考入燕京大学,初修医预科,因贪玩,数、理、化三门都不及格,只好改修语文才未被开除学籍。直到1939年,慈爱的母亲逝世,方有悔悟,同年考入研究院,摒弃一切玩好,专心学业。正是由于畅安有较长一段玩物丧志的经历,待年届古稀,开始对有关玩好的古籍进行整理。出手不凡,成绩卓著。首先是199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殷墟文物在台湾

1949年,国共两党战争进入尾声。国民政府失去南京前夕,提出北平、南京等地的珍贵文物迁往台湾。受命负责文物搬迁的杭立武等人分三批。将南京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北平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的文物运往台湾基隆港。     

王世襄与傅稼生艺林交往二三事

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王世襄《自珍集》序     

李约瑟与中央研究院

抗战后期,李约瑟来华援助战时中国科学,被中央研究院授予通信研究员。他考察该院各研究所,与傅斯年等学者有着广泛交往,在为中央研究院提供科学器材和文献、发表学术论文和加强与英国学术界交流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央研究院学者则为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和英国学者来华研究提供帮助。     

王汎森 思想如何经世致用

2012年初秋在台湾中研院见到的王汎森先生比4年前消瘦许多。他失掉了一些体重,增添了一些责任,比如,两年前由“中研院”历史最久的史语所（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由傅斯年创建）所长而成中研院副院长。他主要的学术职位包括“中研院”院士、英国宝家历史学会会士。     

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史学系的学术关系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是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两个极重要的学术阵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两者建立起紧密的学术关系。以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研究人员不仅纷纷到北大史学系兼课,而且通过对北大史学系课程进行改造,使两者在学术精神上达到一致。其结果是,一批深受史语所学术精神影响的“尖子生”被培养出来,并被选入史语所工作。北大史学系某种程度上成了史语所的人才库。另一方面,史语所的学术精神,也通过北大史学系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发生着持久性的影响。     

王世襄：传统文化的守望者

王世襄。号畅安。文物鉴赏家、收藏家。也是北京的“老玩家”。1914年5月出生于北京书香世家。祖籍福州。     

中央研究院在李庄的岁月

在那样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研究院的老先生们居然能从事学术研究,且成果累累,相比之下,现今那些搞抄袭、走门路的所谓专家、教授们,真让人心寒。在宜宾市李庄镇板栗坳,有一块《留别李庄栗峰碑铭》,记载了中央研究院在李庄五年多的难忘岁月中,与李庄人民结下的山高水长的深厚情谊。在碑后留名的50多人,在当时或后来都是国际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     

忆董彦堂先生一二事

董彦堂先生,世称甲骨文泰斗,是一位研究甲骨文很有成就的专家。 1936年,我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技术员。当时,该所下设三个组,即：一组（历史组）,主任是陈寅恪;二组（语言组）,主任是赵元任;三组（考古组）,主任是李济。我和董先生都在三组。我主要是协助梁思永先生对一些出土文物及陶器、陶片做整理、绘制工作。我的工作虽和董先生没有直接联系,但他见我工作之余无所事事,就约我每天晚饭后到他家去,为他搜集的汉砖图片上的几何形花纹做描绘、复制工作,以便整理、研究。可惜由于日军飞机对南京市区的轰炸,中央研究院迁往长沙,以致这项业余研究工作未能完成。     

王世襄与当代竹刻文玩

王世襄对民间竹记得艺术有很深造诣。他不仅是欣赏,研究,还热忱地鼓励民间竹刻家,撰文推介他们和他们的作品,这里介绍的几件作品,就是在王先生的启迪、鼓励完成的。 王世襄祖籍福建。高祖父王庆云,官至两广总督、工部尚书,清史有传,有集传世。伯祖父王仁堪1867年考中状元。他的父亲是个外交家。1914年即民国三年,王世襄在北京出生。1911年清朝虽己覆亡,被推翻的末代皇帝溥仪,其时还住在紫禁城中。     

近代学术转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解析

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作为近代中国学术转折的标志 ,主要针对前此占据学术主流的章太炎门生。傅氏虽然提出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之类的极端口号 ,但所主张的内容和路径与北京大学国学门的趋向一脉相承。其贡献在于 ,坐言之外迅速起行 ,以新机构聚集一批志同道合者 ,在考古等领域很快取得超越前人的成绩。不过 ,只找材料不读书的偏激 ,脱离学术正轨。受此影响 ,学术主流难免走上窄而偏的狭境 ,导致学术界长期陷入派分的纠葛。     

玩家王世襄当真跪求名琴？

王世襄（1914-2009）是举世闻名的文物收藏家和鉴赏家,他兴趣广泛,热衷传统文化,能藏、能写、能玩,被誉为＂京城第一玩家＂。江湖传闻,王世襄年轻时听说安徽贵池刘惠之家中收藏有一架名琴＂九霄环佩＂,心生爱慕,便有意求购。托人打听之后,刘惠之要价两根金条,即20两金子,其时为20世纪40年代末期,作为一介书生的王世襄即便倾家荡产也拿不出20两金子。于是便有了这样一种说法,王世襄径直跑到当时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家中,二话不说当面跪下,求他赠送一幅元代画作去换“九霄环佩”。     

珍贵的纪念

大约在1960年秋季,几位大学毕业生分配到《中国画报》社工作。一位分配在经济组的人大新闻系毕业生,几次在楼道或食堂见到我时,总是一面点头,一面盯着我看几眼,弄得我莫明其妙。我想,也许我当时是画报社里唯一的女记者的缘故,所以才引起他的好奇吧。[第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