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舍那法界图像研究简论

论文的本部分宏观地考察了中原、河西、于阗、龟兹的普通卢舍那佛及卢舍那法界图像,并总结出各地区图像的区域特征。不同地区的卢舍那法界图像特点不尽一致:世界海的形象,中原是以大力龙王为中心构图,河西以须弥山为中心构图,于阗以几何图案为特征构图,龟兹地区重视千佛的构图。尽管表现形式相区别,但意都在于佛身智普照、泽被众生,令一切有情皆成佛道,以及住法和传法的思想。于阗作品可能是此类图像的原始形式,中原地区的初期作品具有西域的因素。     

敦煌石窟"卢舍那佛并八大菩萨曼荼罗"初探

本文从图像学和图像义理的角度,依序从经典、义理、造像仪轨、图像比对等,对敦煌现存的几个遗例加以细部考据,希望寻得其中的发展脉络.发现了它们呈现一种既有传统可遵,又有个别时空差异的丰富变化现象.其发生和演变的过程,显然是与吐蕃占据敦煌、归义军重奉中原有关,成为敦煌佛教文化转型的象征载体之一!     

卢舍那法界图像研究简论

卢舍那法界图像,即在佛身上表现出佛菩萨、六道众生及须弥山的佛像,这一图像学研究已具有100年的历史。这种图像作品分布于西起新疆西部、东及中原乃至云南的广大地区,作品年代由5、6世纪持续至9、10世纪。20世纪初,英、德等国学者相继在和田、库车等地发现此类作品。30年代,日本松本荣一博士对新疆的出土品和敦煌的同类作品做了基础性研究,他指出那是《华严经》教主卢舍那佛图,这种观点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而后,中原地区的作品相继被披露出来,其中三件的图像构成极其复杂,学者们众说纷纭。80年代,美国A·F·侯渥娣博士提出《法华经》教主宇宙主释迦佛新说,在学界产生了莫大影响。然而,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一直没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经典与图像仔细对照,证实这种图像确系《华严经》教主卢舍那佛图。这种图像实际是概括华严、涅槃和法华三大部经的禅观实践产物,集中反映了佛教的住法和传法思想。本文主要保留了对直接关联图像的解析部分。     

唐代华严法界救度思想的开展——兼论榆林窟第25窟卢舍那佛与药师、地藏的组合

"法界"是华严义学的一个核心思想,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华严造像——法界人中像,被赋予的重要象征意义即是"法界"。菩萨遍入法界救拔众生,是华严行者的广大行愿,也是法界人中像传达的重要讯息。唐代法界人中像与药师佛、地藏菩萨产生或对应、或组合的关联,反映出华严救度思想与当时的思想潮流相结合,将华严的教化具体融入法界,说明佛法不离世间法,更符合华严法界的意义。此一发展让法界人中像的图像意涵更为明确,也使法界人中像定位为卢舍那佛的性格更为彰显。榆林25窟卢舍那佛虽以大日如来形象呈现,但与药师佛、地藏菩萨的组合,与法界人中像所传达的概念一脉相承,就是华严法界的救度思想。     

一件征集的铜佛像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成都市物管理处从废品收购站收回一件青铜佛像,收回时佛像的双膝处已被砸残,后背及座子已砸变形,左膝处有修补痕迹。但整体形状基本完好,大致可以恢复其原状(如图所示)。该尊佛像以红铜为主要成分,螺发,肉髻细而高,髻顶有圆球形宝珠,发际线在额中略向下呈弧形,脸部瘦削,眉心有白毫,短下巴,双耳下垂,胸部肌肉隆起。披袒右袈裟,露右乳,     

元嘉金铜佛像试析

本文介绍了山东莒县博物馆所藏的一尊元嘉二十一年金铜佛像,并就其造型艺术与海外现存同类金铜佛像进行了比较。     

河北早期佛像

现藏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的一尊鎏金铜佛像分为佛陀与头光两部分,其中佛陀及台座上的双狮都具备典型的犍陀罗艺术特征,当产自中亚或印度,年代约为2世纪末到3世纪初,即中国的东汉晚期;头光背面的火焰纹是中国传统的装饰纹样,为5—6世纪在东亚地区后补制作的。此类来自中亚或印度的鎏金铜佛像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早期小型鎏金铜佛像的发展影响深远。尤其河北地区出土的30多尊小型鎏金铜佛像无论从造型还是细节特征都深受健陀罗风格的影响。其中1955年出土于河北石家庄北宋村东汉晚期墓葬的鎏金铜佛像,年代与哈佛佛像接近,佛陀脑后有插榫,佛首微微前倾,施禅定印,身前有两位下跪的供养人,台座正面立有双狮,双狮中间为浮雕或者线刻的莲花,是3—4世纪中国早期小型鎏金铜佛像的典型代表。     

四川三国时期的画像与佛像

四川盆地内被确认为三国时期的出土物并不多,只有郫县出土的蜀汉铜弩机、威远县出土的蜀汉铜钱、大邑三国画像砖墓、忠县蜀汉崖墓等几组,因而在三国研究中就显得更为珍贵。本对四川大邑三国墓等处出土的画像砖和忠县蜀汉墓等处出土的佛像的内涵进行探讨,进一步谈谈它们的价值和社会意义。     

新疆库车佛塔出土鲍威尔写本骰子占卜辞跋

骰子占卜,学术界关注极少。主要原因是资料很少。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最早的骰子占卜文书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吐蕃时期藏文写卷ch.9.Ⅱ.19号。事实上,库车出土的公元四世纪的鲍威尔写本中就保存有非常完整的骰子占卜辞。其内容保存相当完整,涉及政治、战争、商贸、出行、会议、友情、婚姻、恋爱、健康、宗教仪式等生活的方方面面,论及不同社会阶层,且比敦煌藏文骰子占卜辞更加丰富和生活化,研究价值很高。本文是对该占卜辞的首次中文翻译,以期为有兴趣于印度、新疆社会、历史、宗教、思想及骰子占卜研究的学者提供参考资料。     

瑞宝阁藏金铜佛像研究（一）汉传佛像

佛教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我国中原地区,佛像艺术亦随之而来。东汉中晚期,我国开始了造像活动,揭开了中国佛像艺术发展的序幕,此后历朝历代造像不断,绵延近两千载。最早期的佛造像多见于石雕石刻,随着佛教的兴盛,金铜佛像逐渐出现。     

阿艾石窟进入极乐世界的凭证

因为歧路亡羊,牧羊人走下山道。山羊是荒山里的灵物,时行时憩,带着迷茫的牧羊人走进狭隘。那条长达5公里的峡谷,牧羊人从未走过,山羊顿停在峡谷出口的砾岩上望着对面的山崖,屏面矗立的陡崖上端是一处凿挖的洞窟。当牧羊人提心吊胆地从陡崖一侧回到地面时,山羊已不知去向。这并非是一个杜撰的故事,1999年4月,牧羊人阿布来提在距库车县近70公里的克孜里亚大峡谷中发现了一处孤存的石窟,其后不久,石窟被正式命名为阿艾石窟。     

辽代佛像的鉴定

辽代是中国北方崛起的契丹族建立的国家(916年-125年),大致与北宋王朝相始终.辽代信奉佛教的程度与北宋相比应该更胜一筹,据《辽史》记载,大康四年(1078)七月,“诸路奏饭僧尼三十六万”辽代佛教的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这点从咸雍八年《荆州神山云泉寺记》及《涿州云居寺供塔灯邑记》等史料上也可以看出来,里面把辽代佛教发展的原因记载的极其深刻.记云:“佛法西来,天下相应.国王大臣与其力,富商强贾奉其贤.智者献其谋,巧者输其艺,互相为劝,唯恐居其后”为此,辽代寺院数以千计,遍布五京各地.     

朝鲜三国时代佛像中的山东佛像影响

山东地区以青州为中心流行的北魏到北齐时代的一佛二菩萨像,不论是石雕还是铜铸,多是佛身与台座明显地分成两部分,佛、菩萨共同包容在一个大光背之内,两侧的菩萨立像位于光背最外侧,犹如悬在空中。朝鲜三国时代的金铜佛像是从山东的佛像样式接受而来的,有的佛像上青州派色彩还较浓厚。但朝鲜佛像自身的特点还是明显的,光背外形上较为秀美,脸型略微清瘦,表情恬静内省。对圆柱形覆莲座更为偏爱,台座也略微高瘦。     

浅析藏传佛教舞蹈仪式与佛像形态

藏传佛教舞蹈存活在仪式中,存活在每一尊佛像的形象中。藏传佛教每年都会有很多重大的法会举行,大法会上僧人会跳传统的羌姆,他们的舞蹈并非即兴,舞蹈都是有一定顺序和叙事性。然而,作为舞蹈这个视角看佛教仪式,对于每一种佛像的形态采集也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就采集的佛像进行分析。     

宁城大明塔的佛像

宁城大明塔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辽中京遗址内城的正南门阳德门外东侧。辽中京遗址俗称大明城,因此人们习惯上称此塔为大明塔。     

佛像拍摄记

大昭寺的释伽牟尼十二岁等身像是拉萨城的原点,也是这座城市的核心与灵魂。为了拍摄好这张照片,我做了许多准备,先是搜索关于这张佛像的图片,大都是正面的——穿戴整齐,法相庄严。我想找一个别人没有拍过的角度,运气不错,在我拍摄的这段时间里,正好赶上班德拉姆节和燃灯节。加上冬季是藏族的农闲时节,朝拜的人特别多,其中有些信徒会供奉纯黄金粉末。给佛像刷金粉塑身。一个画面在我脑海里形成了。我想拍一张为佛像刷金粉的图片．为此我们费尽周折。     

略论贵州清镇汉墓出土的早期佛像

本围绕贵州地区出土的早期佛像,对该佛像所在的青铜钱树、出土钱树的墓葬年代、墓葬与钱树的化性质、墓主身分、佛像传入路线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认为佛教至迟在东汉末期前后已经以某种变相的形式传入贵州地区,并且已有佛像出现。佛像很可能是通过四川地区传入贵州地区的,但当时贵州地区的人们对佛像的理解似乎比四川地区更为肤浅。佛像最初的传入贵州地区则可能是通过当时盛行的钱树这一媒介物,其背景当与升仙思想的流行有密切的关系。     

重庆国友博物馆收藏的东汉佛像摇钱树

四川三台县出土一件东汉佛像摇钱树,保存完好,其上铸佛像、方士、朱雀、蟾蜍、龙和璧等图像,其中一树枝中有延年二字,是迄今发现的摇钱树上罕见的铭文,对研究摇钱树的内涵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卢舍那,东方的蒙娜丽莎

龙门石窟,是中国古代鼎盛时期留给世界的雕刻艺术经典巨作,它同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     

清代库车局及其铸钱研究——清代新疆铸钱局研究之三

一、库车局的设立及其铸钱 （一）库车局的设立 库车局何时设立,文献中并无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最迟在咸丰六年（1856）库车局是存在的。这与目前所见实物也是相符的。但咸丰六年是始设局还是此前就早已设立了,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