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失去的仪式

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春节已然不远,许多人又将踏上回家的路。到目前为止,在人们的观念中,春节回家还是“必须”的,但“必须回家”之后,又无不感叹,如今的年味儿越来越淡,年过得真没意思。     

《歙县三十都七图虎坝山济阳江氏文书》的寻获与调查

我是从1988年开始抢救收集徽州文书的。2000年以前的收集，主要是靠我深入到徽州的各个区县、乡村以及农户家，凭机缘寻访与购买，购买时用现金支付，缺钱了，就向同学、朋友借，卖文书的人是不会让你赊账欠账的。2000年6月我调到安徽大学后，由于不经常在徽州，收集文书就主要靠他人代我收购了，这些人经过多年的培养，彼此有些感情和交情了，许多人对我的人格和人品都有实际的感受，尤其是对我的重情、重义、讲诚信有具体的了解。这样，在我收集文书的过程中，一旦出现经济困难，钱不够了，甚至是没有钱了，他们就同意让我欠账打欠条，有时甚至是打口头上的欠条，这让我非常感动。据统计，从2001年至今，被我打过欠条的人有近10人，所欠的钱从几百元到几万元不等，其中欠个人最多时近3万元，合起来最多时达七八万元。这种欠钱是流水式的，旧账未清又添新账。从2001年至今，至少有五六个人，我一直欠着他们的账，其中有一位王姓朋友，我最早打给他欠条的时间是2001年7月27日，之后就一直没有断过，赎回了旧欠条又立了新欠条。考虑到有时为了立欠条找纸、找笔不方便，2003年以后，我干脆给了他一个较厚的本子，专作打欠条用。此本一直到了2012年的上半年因写满了才赎回。     

八年抗战的点滴回忆

1937年，我在河南省汤阴县中学教书，七七事变后，当年11月日本军侵占河南省汤阴县一带。这时，学校被迫解散，我便回家了。回家不久，我在家乡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该组织由地下党员袁保华领导（袁现任中央纪委副书记）。抗日救亡运动是一种纯义务性的工作，我没有坚持。1938年春，我自费到湖北省宜昌市学习无线电发报技术。河南省电台也来到宜昌，     

拐卖到中国的缅甸新娘

离开家乡木姐去剑中阁云南那年，缅甸女孩阿芭只有12岁。跨过边境线时，她以为几个小时后就能回家，但再次见到家人已是3年以后。同数以千计的缅甸女性一样，阿芭被拐卖到中国，将被迫嫁给越来越多讨不到老婆的中国男人。     

王治郅 回家的路有多长？

从2001年11月到2005年4月9日,离家4年零5个月,王治郅终于回家了。这是一个正确的、明智的选择,也是他最后的一次机会。回家的路究竟有多长?也许只有大郅本人才说得清个中滋味。作为一名记者,也作为一个老大哥,我在近一年多的时间参与、见证了大郅的选择。在互联网上看着国内     

阿福(壮族)

阿福七岁时,父亲就死了。父亲留给他的,只有一把用了多年的旧砍柴刀。父亲死后,阿福只有靠母亲去帮人洗洗缝缝来度日。好不容易熬过六年,阿福也长到十三岁啦。他对妈妈说道:“我的好阿妈,你整天劳苦奔波,现在我长大了,该让我为你分担一些事了。”母亲说:“孩子,你能帮阿妈做哪样呢?”阿福答:“我到山上去砍柴,把柴挑到街上去卖,把卖得的钱给你,阿妈     

重返达曼村

我关于达曼村的温暖记忆始于2009年11月。 第一次走进村庄，热情好客的村民们就围拢来，用简单的汉语交流。在征得村长罗桑的同意后，我决定为在家的每一户人家拍照。因为要照相了，村子里仿佛在过节日，勤快的女人回家洒水扫地，爱美的人回家洗脸、换衣服。我走进一个又一个院子，     

大理的虎与张汝骥之死

1930年,大理爆出两条大新闻：一是张汝骥在下关被枪决;二是洱海里淹死了一条老虎。那一年,我只有八岁。听人说,渔民从洱海里捞到一条死虎,正悬挂在县衙门口示众。我自然跟着人们去看希奇。到了塘子口下街,衙门口已经人山人海。靠东侧石狮子边的一颗大树上,高吊着一条黄褐色,黑镰刀斑的庞然大虎,虽死还有余威。只有胆大的小伙子才敢去触一触虎须。     

我是一个农民

很久很久以前……我,是一个农民。我担负着民族昌盛的重担。什么?你说我只是农民,最多造造房子!哎,可怜的人啊!我,虽然只有脆弱的生命,薄弱的攻击力,但整个王国的财富还得靠我们全体农民来开采积累。哼哼,也就是说,是我一手建立了整个王国。     

怀念我的老师——徐悲鸿大师

我１９４５年毕业于陕西省西安技艺师范美术劳作科。因为在西安找不到工作 ,我就回到了家乡 ,先后在母校崇实中学和蒲城县二中等校 ,教美术劳作课两年。１９４６年冬 ,我和同学张西昌在蒲城县开了个中国画作品展 ,当时 ,我以为只要把画挂出去就有人买 ,可是到最后也没有一个人来买。只有蒲城县国民党驻军的一位师长看中了我画的《虎》和一张《仕女》画 ,说等我们画展结束后 ,要我送画到他们的司令部。我共得了当时国民党的法币２４００元 ,这是我第一次画展的收获。回家后 ,父母很高兴 ,说我的画能卖钱 ,说我两张画就相当于他们半年的劳动收…     

守卫武昌的学生军

辛亥年武昌起义时,我正在武昌县（今为鄂城市）寒溪高等小学读书,年龄只有15岁还欠4个月。学校于起义的第二天（农历八月二十日）停课,隔日解散,我于农历八月二十二日回到家中。先从兄伯垂,原在日本读书,已加入了同盟会,正值暑假回家,听说起义,就到武昌去了。我这时并不知道什么革命的意义,只是受了伯垂的一点感染。回家后,听说他已去武昌。我也想前去看一看。家中不令前往。我便于八月二十六日秘密地徒步走到武昌,     

冯仑谈父母、孩子与社会

回家跟老人听故事 谁都爱自己的家人,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式,我喜欢跟老人聊天,回家聊天,是我关心老人的方式。     

我的民国故事——刘绪贻回忆录(八)

正我已有3年没有回家,没有见到母亲和弟妹。1938年1月31日是大年初一,于是我找到一位在武大认识的、姓鲍的黄陂同学作伴,于1月中下旬之间,徒步回罗家冲。我在家过春节虽然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但心里总也忘不了前途的问题。我虽然无力带着一家人逃往大后方,但我自己是决不愿意留在将要被日寇占领的沦陷区的。元宵一过,我便离家回武汉。后来我到武汉市第六小学代课,弄到了去云南的旅费,便于4月间与     

2012爱家访谈录

姓名:谢安琪年龄:34岁籍贯:中国香港职业:流行歌手1.2011年是什么状态?满意么?2011年很轻松。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工作上,到全国各地开歌友会,回香港拍电影,又飞敦煌拍新片。两三个月能休息两三天。也留了时间和老公、儿子一块旅行,总体而言很满意。2.2011年,和家人相聚的时间有多长?只要我人在香港,再忙都坚持回家吃晚饭。娘家离婆家车程只有10分钟,所有家人隔三岔五约着一起吃饭,上茶楼喝早茶。     

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

第一部分：抗日战争初期1．到胡宗南部“服务”我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入党。一九三七年六月下旬放暑假时，北平还平静。清华党的负责人蒋南翔嘱我回家探亲，相机了解社会动态。我到武昌家中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同南翔失去联系。后见报载，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成临时大学对一月一日在长沙开学。我前往报到，但未遇见相识的党员。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几天后，清华女同学郭见恩同我接上党的关系。我要求去延安，她说，上级指定我不暴露党员面目，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并让我在该…     

回忆在闻喜县的一次抗日战斗

我生于民国13年（1924年）农历五月十六,兄弟姐妹7人,全靠父亲做木工生活。1937年秋,我听说红军来了．很想参军,便去县城找红军。到了县城．又听说红军去了侯马,我又步行赶到侯马,到红军一一五师兵站去报名。当时我刚满14岁,红军嫌我年纪小,不接收,在我坚决请求下,才让我到文工团．     

60年前采访第一届全国政协讨论国旗、国歌、国名议案的回忆

1949年9月中旬，我由武汉市人民政府介绍，代表《大刚报》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等的采访。这是我在前半生新闻工作经历中，最难以忘怀、最值得纪念和最令我感奋的一次采访活动。当时，从武汉去北京参加采访的记者只有我一人。因此，我的任务非常艰巨，责任也非常重大。     

能慎独者器自重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孩子，无论祖上还是亲友，祖祖辈辈连村民组长那样大的官都没出过。１９７０年我１４岁，因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就回家帮大人干活了。乡亲们看我年纪小让我当生产队的记工员，一年后又选我当民兵排长，后来当到民兵营副营长。到１９７４年，村里人都...     

我的抗美援越：永远不忘牺牲的战友

我是1944年10月18日出生的,广西昭平县走马乡联安村大段屯人。1960年我在走马乡联安小学读四年级后,又到庇江小学读完高小,之后回家放牛种田,并跟随父亲练习祖传的中华武术。我的父亲谢广恩自小习武,精通易筋经、八卦掌、     

我爱我家

一个家庭,要靠每个家庭成员真挚的爱来维系,家庭成员,缺一不可。同学会因你的和善而爱你;朋友会因你的聪慧而爱你;但在一个家庭中,父母爱你不需要任何理由,因为你是这家庭成员之一,你是他们血肉的一部分。上初一时,有个初二男生给我写信,后来竟用照相机偷偷拍下我的相片。当我的父母知道这些事之后,便不再信任我,放学后我回家迟了些,他们会问我是不是和男生们在一起;有男生打电话给我,他们会仔细盘问;假日我和同学出游,要说出理由、地点和同行的人……这里似乎不再是一个家,它仿佛变成了一个囚禁我的牢笼,我在其中,找不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