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缘

缘,器物的边沿,引申为原故、因缘、缘分.我这里所说的文缘,统指我与画、字、文三者的缘分,以及因此而与我结缘的人. 一 到北京开会,又一次住在了锥把胡同,也许是河北省办事处老总有意无意的安排,我又住进了1号院102室.有几年没来这里了,漫步于走廊,环顾这小院,触摸着熟识的中式门窗,悠悠往事如大海波涛在眼前时涌时现.是啊!云卷云舒弹指间,春去秋来又一年,记得第一次到北京,还是1973年的初冬……     

“我与我”在路上

那年我29岁,人生好像到了一个重要关卡,必须作出个生死了断.我正纠结在生活意义的瓶颈里.我尝试去重新认识自己,也期待可以有重新的开始.年底,我与同样迷茫的丈夫一起辞去工作,准备到外面走走.我们希望以摄影换住宿的方式,给当地人拍摄家庭写真,换取住宿,竟然也顺利在美国转了一固.历经三个月时间,我们完成了自驾一万六干公里、穿越18个城市、游走9个国家公园、拜访并记录16个当地家庭的旅行,安全回来了.     

我说我是陈伯华的“陈派”

香港的好景不长.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寇得寸进尺,步步南侵.武汉.长沙、桂林相继失守,又逼近广州.大炮的轰鸣在港九一带隐约可闻.社会上盛传日机要轰炸香港.港英当局亦为之惶恐不安.为安全之计,刘骥带着我乘海船躲过日寇数次轰炸,到了上海,住进租界内的马斯南路,那儿有我们的一幢房子.     

白由祥 我的精神我的山

<正>山有几种:名山大川是为名山,黄山、华山是也;佛道之山是为仙山,峨眉、武当是也;藏地雪山是为神山,梅里、冈仁波齐是也。太行山则属于是中国的精神之山。它耸立于山西、河北、河南之间,横枕华夏,古老雄伟,人文厚积,从《愚公移山》到曹操的《苦寒行.北上太行山》,从民间传说到艰难惨烈的抗日战争,从林州的红旗渠到郭亮的绝     

我的方志学观点

我1982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毕业以后,即到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13年来,先后从事过县、市、省志的编修指导和《黑龙江史志》的编辑工作.在参加修志实践的过程中,对方志学理论与实际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形成了若干观点.现归纳出来,供同仁们研究参考.我坚信,方志学在学科之林中应占有一席之地.它是一门研究方志、方志编纂与应用规律的独立学科,我们应为建设新方志学的理论体系而奋斗!我认为,只有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修志实践经验为基础的.有逻辑起点和理论构架,完整、系统的新方志学理论体系,才能克服就事论事的倾向以及缺乏深遂理论感的不成熟.步入学科之林.     

我和我的钢琴博物馆

我的前半生 1976年,我出生在湖北黄冈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农民,家里还有一个弟弟.我8岁时,父亲所在煤矿大爆炸,他有幸躲过了一劫,煤矿关停后被安置去了湖北沙市,我们全家也从农村搬到了城市.由于母亲没有城市户口,在城里我们被称作"半边户",所以我是生在农村,长在城市.我的母亲是一个文盲,没想到若干年后,...     

我的忏悔书

过和平而幸福的生活和以自己的主权来治理自己的事情,这是人民的基本愿望和当然的权力.尽管如此,而我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身份,毫无理由地拿着武器侵入神圣的中国领土,侵犯了中国主权并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和平幸福的生活.我以伪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的身份,制定省施政大纲,使伪政府适应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体制,扩大和加强保安队来推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日本投降后,我又掀起“残留运动”,有3000名日本人参加了阎锡山军队,组成一支反革命武装部队,将来日本军国主义再发动侵华战争,好作为它的前进基地,干涉中国内政,违反中国法律来推行反革命战争.我是一名侵略罪犯,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在山西的具体策划者、组织者和执行者.宣传战争是一种破坏人类的罪行.我领导伪省政府宣传处并发行日文《新闻周报》和以讲演来鼓吹、宣传侵略战争,驱使中国和日本的人民走上了战争的道路.     

我的初恋

编者按:年逾古稀的朱锦翔女士谈起她的初恋男友鹿鸣坤,仍然一往情深.那是5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他们同为志愿军战士,志同道合,彼此鼓励,关心备至,互敬互爱.不幸的是,鹿鸣坤在一次对敌空战中壮烈牺牲.朱锦翔说,虽然他们的初恋从没有说出一个"爱"字,但心中的牵挂与思念一直珍藏至今.     

我爱我的美术教育工作

1953年秋,当时我7岁,随父母从日本回到祖国.父母带着满腔热情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被分配到武汉工作,我就读于武汉市实验小学.我初中毕业后经市侨办介绍进入父母单位工作,当时父母单位非常关心培养我,由组织出学费送我上了业校(市二业中学).     

我所知道的陈伯达

编者按:李家骥曾经担任过13年的毛泽东卫士,在此期间,他和毛泽东的部分秘书例如陈伯达、徐业夫、罗光禄、沈俭新、林克、高智等均有过较深入的接触.在此,整理者请他回忆他所知道的陈伯达,以飨读者.     

我的学徒生涯

(一) 1948 年的武汉,时局动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靠拿薪水生活的人,领到当月薪水后,马上就到钱庄去换"袁大头",稍稍去晚了,手里的这点钱就贬值了.那年头,一家老小还靠它过生活呢.那个时候,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关金券、金圆券一直贬值,而银元贩子满天飞,他们把持了金融市场.据说惹恼了当局,来了个杀鸡儆猴,在统一街口突击...     

我心中的家乡

一 一匹土黄色老马窝在槽根站不起来了,阿爸让我帮他抬起这匹老马. 走到老马身边,我用脚踢了一下老马,老马的骨头发出一连串空洞的响声,随之老马发出几声苍老的咳嗽. 阿爸看了看老马,用一种剜心的目光瞪了我一眼.那一天,阿爸把老马送进了有水草的大山里. 马老了,吃不动草了,也不能干活了,土族老人们就会把这匹老马送进大山深处,老马会在吃不动最后一口草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 踢一脚土黄色老马的事情发生在二十年前,那时我只有二十多岁.至今我四十多岁了,看到一篇写一个老人和一头老牛的文章,我才理解了阿爸在我鲁莽动作之后那剜心的瞪眼.     

我的劳大生活

20多年前,不少人知道安徽有一所劳动大学.与其他学校不同的是,安徽劳动大学远离喧嚣浮躁的都市,隐居在"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东北约20公里处的麻姑山麓.她背靠波光粼粼的南漪湖,面向千里通衢的芜杭公路,具体方位在当时宣城县治下的洪林桥镇叶家湾.至于那座山为何叫麻姑山?我一直弄不清楚.     

我和蒋纬国

蒋纬国,又名建镐,1916年生,浙江奉化人,早年先后就读于东吴大学理学院和文学院.1936年赴德国学习军事.1939年入美国陆军航空队战术学校受训.1940年底,回国参加抗日战争.1949年到台湾后,曾任装甲兵司令、战争学院院长、三军大学校长、联勤总司令、国防部参谋本部联训部主任等职.1975年8月15日,正式晋升为陆军     

我和辛亥革命的缘分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虽然我晚六年才出生,但是那个年代的许多人物留在我的记忆中,有着不解之缘,也可以说给我不少影响.这个话题要从我的父亲说起.一、父亲与凌容众1922年我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我继承了他的书桌,抽屉和小柜中有许多书籍,还有几张照片.我印象深的除《饮冰室文集》、《玉溪生(李商隐)诗集》(三种颜色字体线装...     

我与胡耀邦的交往

解放初,我在甘肃任团省委书记时结识了胡耀邦同志,并在其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里,与耀邦同志有过多次交往.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境遇下,我亲身感受到耀邦同志活跃、真实、谦逊、大度和光明磊落等多方面的人格魅力.在我的眼里,耀邦同志既是位充满活力和正义感的伟大政治家,又是一位亲切、和蔼、富有人情味的兄长.……     

我的战友张思德

一 张思德,1915年4月19日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六合乡(今为思德乡)韩家湾的一个贫苦农民家中,1933年12月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炮火硝烟中,张思德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强的红军战士,1935年他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副班长、班长、通信班长等职务.平时,张思德...     

我的泾县

泾县,新四军组建之初军部所在地,“皖南事变”的发生地。这是一块革命的红色圣地,又是一块血染的悲壮之地;山峦之间,村镇之间镌刻着太多的红色历史印记,云岭、小岭、茂林.一个个村镇的名字因革命前辈的鲜血浸染而矗立在后人的心中。     

回忆我的祖父张牧野

我的祖父张牧野,祖籍安徽潜山县,1906年生于江西南昌.15岁时,父病逝,赖长兄张恨水供读于芜湖、北平.1925年,毕业于京华美专国画系.此后,执教于北师大附中、春明女中、安徽大学.曾担任过京华美专主任,安徽省第六专署、第九专署视察和视察主任,当涂县县长.1930年,参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农工民主党前身).1949年,在芜湖参加“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会”.同年12月,经农工民主党中央推荐,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介绍,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毕业后,任农工民主党湖北省工作委员会秘书.1952年后,任农工民主党武汉市工作委员会宣传处副处长、处长.     

我的“文化”观

本文不满足于现有的“文化”定义和概念,拟在动物行为学、脑科学、进化论、唯物论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自己观察文化诸现象的框架:四个有机联系、相互支撑的子系统:谋生系统,秩序系统,习俗系统和心安系统.共同组成一个生存的大系统,这个大系统就是“文化”.文章还力图以此框架来分析、解释古今中外的文化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