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争议后的权力交锋——“礼仪之争”中的宗教修会冲突

明末清初的中国礼仪之争是一场文化争论 ,同时也与许多权力冲突交织纠葛。礼仪之争所体现出的中西文化差异 ,向为论者喜道。关于后者 ,虽然很少有人会单纯视礼仪之争为文化争论 ,但也很少有人系统分析这场争论的权力冲突内涵。鉴于此 ,本文试图通过传教士间的派系斗争、传教士与罗马教会的矛盾、和耶稣会士在欧洲的敌对势力如何助长争议恶化形势的论述 ,以此说明礼仪之争中权力冲突的分量甚至超过文化争论 ,称之为一场传教士间的冲突并不为过。     

试论高校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冲突与协调

本文从我国高校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概念及其关系入手,对二者的冲突进行简单的分析,并结合我国高校内部权力分配的现状,对二者关系的协调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     

行政权力冲突: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由于立法上对行政权力的规定相互冲突、利益的驱动以及行政机关的道德失范,使得行政权力冲突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绊脚石,严重阻碍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对比各类办法,解决行政权力冲突的最有效、最彻底的机制是司法途径,即引入机关诉讼。     

“智礼之争”——从康熙朝“历狱”看清初中西文化冲突

晚明清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时代,尤其在思想上探求真知的科学思想逐渐兴起,入华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与中国知识阶层的传统观念产生了直接的正面冲突,清初关于改订历法的论争是中西文化冲突的集中表现,在这一论争中守旧派以捍卫"礼法圣教"为借口制造了中国天文历算史上少有的酷烈冤狱。虽然康熙平反冤狱,可保守派却依然占据着道德上的制高点,知识精英没有能够真正冲破礼教的桎梏,最终中西文化上的尖锐冲突使中国丧失了汲取西方有益文明成果的机会。     

孟德斯鸠对“礼仪之争”的解读

礼仪之争传入欧洲后,引起法国知识菁英的广泛关注。孟德斯鸠至迟自1713年起就关注礼仪之争,但他并不介入其中,而是冷眼旁观。他阅读了当时有关中国的绝大多数主要著作,还曾与来自中国的黄嘉略和自中国返回欧洲的傅圣泽进行长谈,从阅读和谈话中汲取了大量的信息,作出了对礼仪之争的解读。他认为,礼仪之争是一场无谓的争论,基督教在中国受挫是必然的结果,他独具特色的中国观在此基础上形成。他对中国持冷峻的态度,褒贬兼具,既肯定中国的某些优点,更严厉斥责中国的种种弊端,并断然将中国定性为专制主义。     

中国的权力之“鼎”

鼎是一种青铜炊具,一般鼎越大排场越大,鼎多同样排场也不小,禹铸九鼎,据说铸鼎所用之青铜,来自“九州之牧”。于是,“九鼎”便象征着“九州”,所以夏商周三代之时,一直被奉为传国之宝。当楚庄王问王孙满九鼎究竟有多重时,     

“智礼之争”——从康熙朝“历狱”看清初中西文化冲突简

晚明清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时代,尤其在思想上探求真知的科学思想逐渐兴起,入华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与中国知识阶层的传统观念产生了直接的正面冲突,清初关于改订历法的论争是中西文化冲突的集中表现,在这一论争中守旧派以捍卫“礼法圣教”为借口制造了中国天文历算史上少有的酷烈冤狱。虽然康熙平反冤狱,可保守派却依然占据着道德上的制高点,知识精英没有能够真正冲破礼教的桎梏,最终中西文化上的尖锐冲突使中国丧失了汲取西方有益文明成果的机会。     

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权力经济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冯天瑜《封建考论》一书出版以来,赞成废弃中国中古时代为封建社会的人日益增多,并相继提出各种提法来取代封建社会这一概念。2010年5月,《文史哲》编辑部举办的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专题学术研讨会,更是推动了这一进程。到目前为止,学界关于中古中国社会形态或社会性质,已经提出了诸如封建帝制时代、帝国时代、帝制时代、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皇权社会、帝制农民社会、郡县制时代、选举社会、专制社会等等各种提法,而每一种提法都没有赢得多数人的认可,相关研究呈现出理论解放之初百家争鸣、莫衷一是的局面。在不同提法背后所潜藏着的是不同的判断标准、不同的方法论思想,如果就此问题展开探讨,则可能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因此,本刊邀请相关学者撰文,就中国中古社会性质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探讨,并希望有更多学人参与进来。     

“北京共识”与中国软权力浅析

2004年5月,美国人雷默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该内容一经提出就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与争议。但是不难看出,“北京共识”的提出是建立在中国软权力不断提升的基础之上的。笔者从这一点出发,阐述了“北京共识”与中国软权力的关系,分析了“北京共识”对于提升我国的对外软权力有重要作用,并且认为中国要充分利用“北京共识”的效应,提升我国形象。     

“北京共识”与中国软权力浅析

2004年5月,美国人雷默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该内容一经提出就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与争议。但是不难看出,“北京共识”的提出是建立在中国软权力不断提升的基础之上的。笔者从这一点出发,阐述了“北京共识”与中国软权力的关系,分析了“北京共识”对于提升我国的对外软权力有重要作用,并且认为中国要充分利用“北京共识”的效应,提升我国形象。     

礼仪之争与中国天主教徒——以福建教徒和颜的冲突为例

“中国礼仪之争”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欧洲神学、哲学、伦理思想争论的一环。康熙中叶,中国天主教徒已有几十万之众,尽管他们和礼仪息息相关,但因传世材料极少,很难了解他们对这场争论的感受和想法。罗马耶稣会档案馆馆藏的有关中文信件证词等,正是这一方面难得的史料。通过对这些材料与当时西文出版物的比较,使得中国天主教史呈现更清晰的脉络。其中1700年间颜所颁禁令引起的反弹,以及继而发生的福建教徒与主教的冲突就是极好的例证。     

从“天王圣明论”说“权力神圣观”

张绪山教授《"权力腐败论"与现代民主政治》(《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一文,对流行至今的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原理进行了具有突破意义的解说和探讨,很值得关注。我们应该有勇气面     

浅析媒体“知情权”与公民“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

媒体知情权是指公民通过媒体了解知道公共事务,特别是有关国家政务信息,以及与自己利益和兴趣有关的各类社会信息的权利。公民隐私权是指公民对以自己纯个人的生活秘密和个人生活自由为内容,禁止他人干涉的一种人身权利。媒体的知情权与公民的隐私权具有天然的抗争性,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冲突,既保护好媒体的知情权,又不伤害公民的隐私权,成为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新课题。     

从施米特“权杖的前厅”看预防权力滥用

德国政治学家卡尔·施米特认为,“权杖的前厅”是权力的剩余价值的衍生物,这是一种非常渠道的政治参与,它具有依赖性和斗争性的根本特性以及多样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前厅”的存在与人的本能以及掌权者的心理需要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弊端与危害表明这是一个必须割除的政治毒瘤。阻止“前厅”对政治的干预必须阻止权力的滥用,这就需要建立健全长效的教育机制以及监督和制约权力运行的自律机制和他律机制。     

“期权化”是权力寻租在时间上的扩张

领导干部权力的期权化,可以看作是权力场上的期货交易,其中的“期”即是时间上的推迟和移位,而“货”即是权。它把权力商品化、市场化。这是十分危险的,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和关注。权力期权化是反腐倡廉强大攻势下,职务腐败的演变和延续,与职务犯罪并无本质的区别。     

“替天行道论”：权力正义性的护身符

帝王“承天道”与圣人“谋天道”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对权力正义性的论证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孔子揭示其中的奥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所以,无论何人,一旦控制权力,就必定要为其行为“正名”,使之“名正言顺”——“名正言顺”意味着正义性。两千余年间,每一个政权不管通过何种手段得来,其执权柄者无不为权力来源的“名正言顺”而煞费苦心。     

华人社区的冲突、控制与自治——"二战"前美国城市中的中国传统社会组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来到美国的中国移民基本上被华人社区中的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所控制。华人社区有四种基本的社会组织,即宗族、会馆、秘密社会和行会,这些组织的扩张是由于社区生活的需要和外部的压力。它们也强烈影响到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并在延缓中国移民的同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排华运动、组织的束缚和内部的争斗使中国移民与主流社会隔离了几十年,宗族的条规、方言的区别、利益的冲突等又破坏了中国移民的内部团结,这也导致了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的中国移民的同化过程非常缓慢。     

张澜：追求民主的“川北圣人”

公开谴责蒋介石独裁1944年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河南,国民党军汤恩伯、胡宗南部40万守军一触即溃,日军接着经湖北进攻湘桂,全国震动,群情激愤。10月7日下午,华西坝上,华西协合大学和从沦陷区迁川的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等5所大学的“时事研究会”、     

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冲突的余波

导致1927年厦门大学国学院解体的两大内因,即因缘北京大学而来的鲁迅与所谓现代评论派的冲突,以及国学院与校长林庆及理科的过节,虽有各种复杂的人事纠葛与性格冲突,本身并无政治上实质性的大是大非,不宜单从鲁迅一面立论,将冲突各方推向反面或视为异类。不过,跳出具体的个人恩怨,此事蕴藏着那一时期中国政治与学术重新分化组合的征兆。面对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五四以来笼统的政治派分进一步分解,学则在意见分歧中走向各执一端的狭境。     

“权力外移”与晚清权力结构的演变（1855--1875）

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辛酉政变三个相继发生的重大事件,促成了湘军、淮军和总理衙门等一系列新制度的创设。这一制度创新的共同特点是王朝应对外部危机而采取的横向分权,在体制外形成新的制度和权力中心,并与共同的对手之间构成三角权力制衡,呈现权力外移而非权力下移的特征。在战时体制向常规时期体制的过渡中,曾国藩和所统湘军走上战后复员老路而趋于衰微;左宗棠和李鸿章则在变化了的大环境下,寻找到自强新目标,将战时外移的权力延展到新的体制外新机制中。最终,以李鸿章和淮军为核心的洋务体制,整合了由内转外的各种新势力和新制度,形成与王朝旧体制并存的双轨制结构,并在与外国势力抗衡中形成相对稳定的权力架构。由此可见权力外移而非权力下移才是甲午战争前权力结构变动的主导趋势;而中国内部纷繁曲折的制度创设和权力结构变动是这一时期历史之变最重要的内涵,也是晚清史真正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