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来的牙人与田宅典当买卖

唐宋以来 ,随着土地买卖的进一步自由 ,以及政府对田宅买卖契约征税的加强 ,牙人在田宅买卖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愈显重要。本文旨在阐述这一时期牙人从事田宅买卖中介的行业习俗以及由此反映出的社会经济关系 ,指出牙人参与田宅典当买卖 ,加剧了自耕农的佃农化     

阳泉“把头制”被《人民日报》炮轰之后

把头,常常与封建连用、称为“封建把头”,指依靠强权把持一方或某一行业,专以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为生的人,是社会中的特殊阶层。把头往往与地方官府相勾结,依靠地方帮派、帮社、会道门、流氓等黑社会势力,垄断劳动力的雇佣,在雇主和工人之间进行中间剥削。如矿业的包工头,搬运行业的包工头、脚行头等。     

周庄古镇旅游劳工移民的存在主义分析

本文以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探讨旅游劳工移民在周庄的存在原因、存在方式、存在意义及其转化.研究发现,地理空间邻近性、就业机遇和宏观经济背景是重要的存在前提,文化传统、亲人关系、乡缘关系是又一个存在原因.除了老板在场雇佣关系和老板缺场的雇佣关系之外,师徒雇佣关系、亲情雇佣关系、乡缘雇佣或合作关系、组织关系共同建构了旅游劳工移民在周庄的存在方式.商业价值是旅游劳工移民存在的最初意义,随着居住时间的渐长,部分旅游劳工移民已与周庄其他存在者建立了密切的朋友关系,更有一批人开始了深层次亲情制造和家的建构实践,形成强烈的地方认同和归属感,成为新的周庄人,存在意义由此从理性转向感性.     

博弈论在我国税收实践中的应用

本文利用博弈论方法对税收实践进行分析,对中央与地方税务机关,地方税务机关与征税人,征税人与纳税人三层关系建立博弈模型,展开对策分析。表明检查和惩罚是防治税收流失的有效途径。     

二十世纪前期的山西乡村雇工

20世纪前期山西乡村雇佣关系有较大发展,其中短工群在雇工中占有重要地位。雇工中打短工者贫农最多,其次是中农、贫民和雇农;而中农、贫农常常兼雇主与雇工的双重角色,但出雇日远多于雇入日。雇佣关系的社会构成涉及乡村社会各主要阶层,雇主和雇工双方角色并不完全固化。雇佣关系的普遍化是通过雇工身份的非固化或雇佣角色的互换性得以实现的。山西乡村社会的雇佣关系,是一种多重身份、地位和角色交叉的网型构造。对于雇工群体的时代性认识,有必要置于当时乡村社会普遍贫困化的事实中进行研究。     

读书柧录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集部楚辞类”：“《楚辞补注》十七卷,内府藏本。宋洪兴祖撰。兴祖字庆善,陆游《渭南集》有兴祖手帖跋,称为‘洪成季庆善’,未之详也。丹阳人。”按：“兴祖手帖跋”,即《跋洪庆善帖》,云：“某儿童时,以先少师之命,获给扫洒丹阳先生之门,退与子威讲学,则兄弟如也．。     

岭南古代居民拔牙习俗的考古发现

拔牙,也称拔齿,古代文献中又称“凿齿”、“折齿”、“缺齿”、“断齿”、“打牙”等。是原始居民及流传到近代一些民族在年轻时,基于传统文化的因素,以人工方法拔掉或凿去特定的几颗健康强壮的恒齿改变牙齿形态的一种风俗习惯,以损伤身体,达到装饰或标明个人的身份与社会地位。有的部落和民族甚至以这种拔牙形体特征为称号,被称为“凿齿之民”、“凿齿之人”、“打牙仡佬”等等。     

唐代的突将

胡三省注《通鉴》把突将解释为“领骁勇驰突之士”的将领 ,是错误的。突将只是招募的骁勇的战士 ,多为节度使所驱使 ,类似河北节镇的衙兵 (或称为“牙兵”) ,颇有战斗力 ,但也易骄横甚至作乱。     

银元主币流通与上海洋厘行市的更替

墨西哥鹰洋成为近代中国流通最广的银元主币,历时长达60余年之久。1914年后开铸的袁世凯像新币,逐渐取代鹰洋成为流通中的主币。上海钱业公所和其后的上海钱业公会深谙流通中主币的消长变化态势,审时度势,先后于1915年和1919年取消龙洋和鹰洋行市。鹰洋行市的取消进一步促使国币通行成为主币,使货币兑换市场逐步走向统一,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同时也为废两改元准备了条件,促进了近代货币统一化进程。     

十三行沧桑录

乾隆廿二年(1757)广州成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清政府指定了一些商行专门和外国进行贸易,称为公行。在某一时期,这种公行有十三个,所以就称为“十三行”。这些公行设有夷馆(或称商馆)租给外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