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院的学生们

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1925年春开办,1929年夏终止。曹云祥根据胡适的建议,按导师制(不称教授)教学组织方式办院。四年间,共招收72名学生。清华国学研究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进行治学。学制一到四     

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

正1925年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它结合中国旧时书院与西方高校的导师制,以贯通中西的思维教导学生,旨在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专门人才。根据"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稔念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与学生以个人接触,亲     

岭南文化与梁启超的学术个性

在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论治学之严谨,方法之一贯,出身岭南的一代文化大师梁启超不仅无法与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相比,甚至于与晚辈胡适等人也不能相提并论。然而,梁启超的学术给人们的影响——无论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却是其他人难与比肩的。直至今天,他的学术似乎仍是一个解说不尽的话题。这种差异性的存在耐人寻味。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努力,力图探索导致这一学术文化现象的个中原由,虽不乏其合理性,但并来揭示其真正的意蕴。笔者认为,这种差异性的存在表证着梁启超的学术不仅有其别具一格的品格与个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着一种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的指认。     

新视野、新规划 2016第四届清华同衡学术周举办

正5月9日—13日,2016清华同衡学术周在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举行。本届学术周由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提供学术支持,以"新视野、新规划:管理与实施下的城市规划"为主题,齐聚行业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新形势下城市规划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变革方向,开展一年一度的学术研讨活动。     

荒野中的大师

清华国学研究院终于于1925年9月开学了。虽然存续时间仅四年,但清华国学研究院被视为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彼时的中国学术界可谓一片“荒野”,乱局夹缝里,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研究院筹备主任吴宓等人不懈奔走,为研究院延揽人才;梁启超、王国维等教授亲自出题、面试,组织入学考试……他们和他们培养出的学生,是前所未有的一代大师,不仅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纪元,更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在本期“特别策划”栏目中,您将读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过程中的种种不得已,读到中国近代学人们如何在荒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害怕成家的国学大师陈寅恪

1926年,35岁的陈寅恪结束了国外求学生涯,回国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由于陈寅恪长期以来潜心学业,加之他认为自己体弱多病,恐累及他人,故一直未婚。这时,     

汤用彤:钝儒之典型,学问之大家

正季羡林说过,"在中国几千年的学术史上,每一个时代都诞生少数几位大师。是这几位大师标志出学术发展的新水平;是这几位大师代表着学术前进的方向;是这几位大师照亮学术前进的道路;是这几位大师博古通今,又熔铸今古。他们是学术天空中光辉璀璨的明星……我认为,汤用彤(锡予)先生就属于这一些国学大师之列。"了解汤用彤,可以成为了解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途径,可以从中学到国学大师的治学之道。     

“明史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厦门召开

<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定于2010年6月24日至28日,在厦门联合召开"明史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北京     

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

提起清华国学研究院,人们很自然地想到院中的几位知名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因他们辛勤执教,使该研究院在存在的4年里,培养了70多位学有专长的国学人才,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古文字学、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如王力、陆侃如、刘盼遂、徐中舒、刘节、高亨、谢国桢、吴其昌、姜亮夫、蒋天枢等,为国学的继往开来做出了重大贡献。陈寅恪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执教,是1925年6月应聘,1926年7月到校任教的。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执教三年,有些事儿很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给人教益。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父陈三立、     

梁启超、沈兼士致王国维信的史学价值

近年新发现一批梁启超、沈兼士致王国维的书信,这些书信,原件是王国维自己保存下来的,后来由其家属转交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目前,除有的学术著作中引用过少部分内容外,尚未正式全部发表过。梁、王、沈三人均是在学术上有突出成就的国学大师,这批书信涉及到大师们的治学思想以及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些大事,因此值得认真关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1929年停办。曾任职于此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被称为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清华大学国学院存在的短短四年里,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就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现…     

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史学系的学术关系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是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两个极重要的学术阵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两者建立起紧密的学术关系。以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研究人员不仅纷纷到北大史学系兼课,而且通过对北大史学系课程进行改造,使两者在学术精神上达到一致。其结果是,一批深受史语所学术精神影响的“尖子生”被培养出来,并被选入史语所工作。北大史学系某种程度上成了史语所的人才库。另一方面,史语所的学术精神,也通过北大史学系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发生着持久性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三线建设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中国的三线建设逐渐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外学者对三线建设的基本概念、三线建设与中国国防军事工业及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都做了不同的解读,这为我们借助国外研究成果,审视当前国内三线建设研究的成绩与不足提供了参考。中国学者既要积极借鉴西方学者研究三线建设的新视角,也要认清国外学者研究中的不足及其存在的问题,深入挖掘三线建设的精神、内涵及其在新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价值与意义。     

西方“学者传统”的科学观述评

西方科学发展史上学者传统的科学观把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视为科学的目标和动力,认为科学是与经济利益无关的一种纯学术活动。这种科学观一方面激发了科学家投身科学、献身真理的勇气,倡导了一种纯洁的学术风气;另一方面,它又忽视了科学与社会生产之间的联系,对科学本身的发展和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多样化是不利的。     

中华文明探源 国家学术工程十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由科技部立项、国家文物局牵头组织,两大权威考古科研机构联合多个国家级及省级科研机构,数百位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古文字学、体质人类学,科学测年、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冶金史、化学成分分析、古人类食谱分析、遥感和遗址的物理探测、天文学、科技史、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学者联合攻关,让最新的考古学研究成果成为判断中华文明是否有五千年历史的根据,     

美国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城市接管史研究述评

新中国城市接管是城市管理与城市建设的一个特殊阶段,其时间虽然较短,但影响深远。中国共产党对新解放城市的接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厦的奠基石,也是中国共产党建政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此,研究中共城市接管是洞察中国共产党政权建构与施政理念的重要切入点。美国学界持续关注中共城市接管史,研究内容涉及城市接管的过程、接管干部(含南下干部)以及城市接管之后的社会改造和城市变迁等。随着研究视角的转换,美国学界的关注点亦有所不同。近些年来美国学界相关的研究议题越来越细化,关注点从宏大的政治叙事转向社会结构和城市生活变迁,而研究方法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建设以非洲地理研究为特色的非洲学——南京大学非洲地理研究成果回顾与展望

论文全面回顾了南京大学非洲地理研究发展的历史,从自然地理、能源地理、农业地理、矿产地理、工业地理、人口与城市地理等方面总结了南京大学非洲地理的重要领域。指出了当前研究的困境与不足,并探讨了今后南京大学非洲地理研究应关注的重点。     

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与现代中国西南民族研究

本文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运作理念和学术实践为考察视角,试图将其放入新思潮的背景之下,由个人扩大到群体,对研究所同仁在"科学方法论"指导下开创的西南民族研究及其学术影响作出了讨论。语史所同仁利用其所倡导的田野调查实践和多学科交叉融合等方法对西南民族的调查研究,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西南民族研究之先声,还直接催生了历史学与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诸多交叉学科的形成和新的学术流派的诞生。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其早期的研究实践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由于民族学田野调查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和学科训练,致使对调查方法和研究分析工具的掌握有欠成熟;二是受研究经费的不足和战乱的影响,导致调查时间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调查结论的深度和准确性。     

晚清士大夫对古埃及的历史书写

晚清士大夫对古埃及史有着浓厚兴趣,就纪年方面,他们把古埃及年代与先秦纪年接榫,在书写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如林则徐在书写埃及史时故意不用武则天纪年。就物质层面,晚清士人对古埃及的金字塔和木乃伊特别关注。就典籍层面,晚清士人被掌握话语霸权的西方人误导,误以为承载古埃及文明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被阿拉伯人焚烧,从而对阿拉伯人口诛笔伐。就文明层面,晚清士人在埃及文明哺育希腊罗马文明的基础上,将拉克伯里"中国人种西来说"进行改造,构建出埃及文明源于中国的说法,这样的西学中源循环说为晚清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提供理论依据,唐才常、王树楠等人认为西方文明实际上最早发端于中国,我们只是"礼失求诸野"而已。     

1949-1956年中国科技领导体制探析

新中国成立后,以何种组织形式和方法领导科学工作是当时党和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科学院作为“主管国家科学事业的政府职能部门”和“全国科学领导中心”,探索建立了专门委员制度、专业工作委员会和学部制度,逐渐确立了在新中国科学事业中的学术领导地位。全国科联是自然科学各专门学会的联合组织,是中国科学院进行学术领导的“群众基础”。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和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是党和政府领导中国科学院工作的主要机构,其中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现代史学语境下的经学认知——顾颉刚的经学批评探析

在经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的演进中,顾颉刚是一位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典型人物,他对经学史、经学研究进行了全方位的评论。他批评汉代经学以通经致用为目的不惜造伪,在推崇宋代疑经辨伪的同时也批评宋儒"舍传求经"的弊病,肯定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今文经学家的辨伪之功。在治经理念和方法上,他总结了传统经学研究盲从门户、忽视原始经典文本、恪守"考信于六艺"等不足。顾颉刚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经学史的演变,经学态度也由激进趋于温和,并试图建立现代经学研究的新范式,其目的是修正传统经学中的种种流弊与缺失,更好地为现代史学研究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