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传说时代的天、地、人——读王晖教授的《古史传说时代新探》

陕西师范大学王晖教授的《古史传说时代新探》于2009年11月在科学出版社（后文所引其书只记章和页数）付梓出版了,这是一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前沿性著作,是王教授十几年来对古史传说时代天、地、人研究成果的凝结,更是对之前学者古史传说时代研究成果的批评、订正、补充和完善。《古史传说时代新探》分为三编,上编＂五帝时期传说古史研究＂,中编＂三代及其始祖传说古史研究＂,下编＂古史神话传说与原始思维研究＂,共收录论文20篇。     

儒家的民族文化意识及现代价值

本文从文化继承和发展的角度,探讨了儒家自先秦以来为维护和发展民族文化所作出的艰苦努力──即儒家自觉的文化使命意识。先秦儒家为维护“周礼”所作的艰苦努力,宋明新儒家“援佛道入儒”的成功经验,以及现代新儒家“援西学入儒”的初步尝试,都是儒家这种文化使命意识的真实展现。本文认为,儒家这种民族文化使命感,尽管有其保守和封闭的一面,但它对于中华文化的延绵与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重要的影响。本文同时认为,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应继承传统儒家的文化使命意识,为振兴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作出不懈的努力     

礼俗互动视野下古史传说中配角的留存机制——以不肖子丹朱为例

礼俗互动不仅是存在于外在的行为方式,更是一种内在的文化理念.不同长度的历史时段会影响观察者对礼与俗的判断.先秦两汉时期丹朱古史传说的配角人物,其存在的功能性、理念化远大于它本身的叙事价值,导致常有互相矛盾的文献记载,单是结局就有偏居一隅、诛杀、囚禁三说.丹朱与商均、不肖子等同类配角人物形成固定的理念组合,体现出王官之学、诸子私学乃至民间传说的不同样貌及其相互博弈.随着汉武帝独尊儒术,这类异说逐渐被主流意识形态所统摄,《史记》所载丹朱古史传说成为后世的通行版本.其间从礼到俗、又从俗返礼的过程,不光展现了一则古史传说的存续机制,更充分说明礼俗互动并非只是两端互渗,还包含了复杂的中间动态.     

“中华一统”论

“中华一统”,不仅是中国古史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现实政治生活的一个重大问题。对“中华一统”的研究,曾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阻碍。从国内讲,有传统旧观念的影响和束缚;有“批儒扬法?”的法家统一和儒家分裂,儒法政治斗争贯穿历史始终的双线论的严重干扰;近来又有否定文化传统,否定一统的民族虚无主义的     

古史传说与政治文化:对古史传说流变本质之新阐释

古史传说与古代政治文化密切关联,不同的政体诉求引发了不同的古帝模式,联盟、分封政体对应于方位帝模式,大一统政体对应于线性模式;不同的族群认同产生了不同传说组合的中心人物,如商代的帝俊、周代的黄帝、汉代的伏羲;不同的天下观对应不同的方位帝的构成。整个古史传说的流变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早期中国方位帝系统的变迁、传统中国线性系统的变迁以及从方位帝系统向线性系统的变迁。线性模式是以方位帝模式为基础创造的,五帝六人是连接两者的关键。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处理的只是线性系统的变迁问题,本身也不能反映线性系统流变的本质。层累说的核心,即时代愈后、古史期愈长,只是对线性系统流变的现象描述,其本质是传说被不同族群不断重新表述,与真实的古史人物之先后无涉,真伪更毋庸论。疑古者以儒家经典作为早期传说古史期的材料基础,也不可靠。对于传说中神话人物与历史人物混淆的现象,需要对传说所属的文化系统作具体分析。走出疑古应该成为当今古代文明研究的新起点,但疑古运动对一些观念的打破,则应该继承。     

论先秦诸子文物造型的科学思想

本依据儒、墨二家的论述,《考工记》的记载及考古资料,说明了先秦诸子在物造型方面的科学思想都反映了儒家为统治阶层所需的侈华美饰的价值取向和中华民族独特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逻辑发展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以周初的＂敬德保民＂思想为起源,经过孔子＂贵仁＂思想下的＂德治＂和＂重礼＂思想,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思想,在此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达到了最高水平。尔后,荀子在＂隆礼＂的主张下对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作了补充性的发展。     

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孝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家庭这一社会的细胞、伦理实体的内容之一,其伦理建设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功能。本文从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入手,介绍了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基本内涵,论述了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时代价值。     

论顾颉刚的史料学思想

顾颉刚在古史研究领域的成就与他对史料的深刻认识有着重要关系。他把考辨史料作为古史研究的基础工作 ,认为实物材料、文献记载和传说都是古史研究的史料 ,提出实物材料与文献记载材料可以互证 ,应合理地运用伪材料等。正是运用了传说史料 ,他敢于对旧古史系统提出大胆质疑。他还强调指出史料的整理和考辨是运用唯物史观从事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文明初源的追溯──读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

文明初源的追溯——读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王子今大致自战国秦汉时期以来,古史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事迹已经成为当时的历史结构的最初基架。古史系统中的五帝传说和三皇传说,古史辨派的严谨的史学家们早已指出了其中后人增饰的痕迹,因而断定其...     

经义求真与古史考信——崔述经史考辨之诠释学分析

经义求真与古史考信——崔述经史考辨之诠释学分析邵东方自汉武帝定儒学于一尊之后,对于儒家经书的诠释在中国学术史上便形成了一个连绵不断的传统,并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清人顾炎武说：“其先儒释经之书,或曰传,或曰笺,或曰学,今通谓之注。”①从历代经师对儒...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礼治”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启示

儒家法律思想在我国法制思想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而“礼治”作为先秦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不仅是中国封建时期的法律思想的基石,影响着封建法律制度的构建,也因其历史上的功过对我国当代法治有所启示。本文在探讨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礼治”思想的基础上,对当代法治如何正确对待传统“礼治”思想提出了几点建议。     

儒、道"耻辱观"之比较

耻辱观是人类社会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当人们在社会上的贫富强弱尊卑的差别出现以后,强势群体向弱势群体施辱,就使弱势群体感到羞耻。先秦时期,儒家学派与道家学派对待耻辱有不同的理解和应对态度,即有不同的耻辱观。儒、道两家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他们的社会人生观也截然不同。今就儒、道两家的耻辱观进行比较研究,以就正于学术界的同仁和方家。一儒家学派的耻辱观礼、义、廉、耻皆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然而,在道德修养方面,儒家把“耻”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论语.子路》记载: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     

荀子刑法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正荀子的刑法思想在坚持儒家"礼义"的同时,又借鉴了法家的"重法"主张。他对刑法的态度比其他儒派学者更为积极,其刑法思想在先秦儒派学者中也是最为全面而深刻的。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针对荀子刑法思想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见,而且缺乏一定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事实上,不论是西方刑法思想史还是中国古代法制史都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相比之下,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刑法思想史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这显然不利于重唤刑法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之新生。刑法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治理手段,其妥当施用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荀子的刑法思想在当下具有相当的合理因素与现实意义,值得思考和借鉴。     

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初探

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以冯友兰、贺麟为代表,放弃了自己的新儒学思想,认同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甚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贺麟);二是以梁漱溟为代表,在坚持自己新儒学的一些基本思想的基础上,也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泽东思想)进行过利用和儒化;三是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坚持自己的新儒学思想,基本上没有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崔述的史考与史识

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崔述对先秦历史疑古辨伪,求实考信,不但澄清许多古书记载的谬误和古史传说的疑团,而且表现出深刻的考史理念与考史见识。其“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的考史理念,表现为以经证史则去古未远的考史原则;强调“不应后人所知,乃反详于古人”的考史理念,表现为对古史传说循流溯源祛疑解惑的考史方法;反对“凡说上古者,皆以后世例之”的考史理念,表现为朴素历史主义的考史学风。他的这一系列考史理念和考史见识,对中国古代历史考证学理论与方法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郭店简、上博简中的禅让学说与中国古史上的禅让制

关于尧舜禹禅让的事迹,见于春秋以前的史籍,并非出自战国的某家之言;孔子虽讲到尧舜禹禅让,但实际并未提倡实行禅让;郭店简《唐虞之道》与上博简《容成氏》、《子羔》篇,皆为战国儒家后学所作;尧舜禹禅让传说是三代以前存在不同于后世之世袭制的权力继承制的反映,不能视为战国诸子为了宣扬自己的社会理想编造的故事;中国古史传说与西方学者关于古代社会研究结论的吻合,证明人类古代社会的发育是有其共同规律的。     

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

中外古文献里多有先秦两汉时期中国西南对外交通的记载。古希腊罗马文献中关于东方的赛里斯、长寿者等貌似怪诞现象的记述,并不完全是无稽之谈,而有着几分中国古史传说的真实素地,在上古时代的中国西南有迹可寻,应是古希腊罗马作家根据他们在中亚和印度时的耳闻所作的记述,表明当时已有从中国西南至印度和中亚的交通线。先秦两汉中国古文献的有关记载,可以证实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的实际情况。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和金沙遗址考古中不少印度和近东文化因素的发现与研究,则从考古学上证明了商周时期中国西南对外交通的存在。     

试论汉儒经注文献之价值——以《周礼·春官·典瑞》郑注一则为例

<正>先秦时期史料匮乏是束缚先秦史研究开展的重要因素。新出土文献资料增进并刷新了我们对古书的认识,同时也揭开了对《周礼》等儒家经籍重新认识的篇章。儒家经籍作为先秦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已成为研究者的共识,但是,在先秦史研究中,应该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即是古代学者尤其是汉代学     

儒家关于“学”与“思”关系的思考——以宋明儒家为视角

关于"学"与"思"的关系问题,是儒家学者极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自先秦儒家开始就对此有过深刻的思考,宋明儒家学者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夫之等进一步发展了先秦儒家学者的思想,形成了他们关于"学"与"思"关系的独到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