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淡“文革语言”现象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由音义结合的词汇和语法构成的一种符号系统,因此,语言是由语音、词汇、语法三部分构成的。语音是语言的外在形式,词汇是所有语言符号的总汇,语法是语言符号组合表意的规则。语言本来是没有阶级性的,它不为哪一个阶级所占有和独享。但是,在“文     

一个小学生眼中的“文化革命”

1966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家里和父亲、弟弟一起擦锅子,猛然听见外面马路上锣鼓喧天,喊声大振。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立即拿着锅子跑出去看,只见马路上“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一长串游行队伍,游行者均是大中学生,他们臂缠红袖章,高擎“交大反到底”、“红三司”、“红革会”之类的大旗,狂呼滥喊着所谓的“革命”口号。     

从“呼声革命”到“暴力革命”——毛泽东早期革命道路转变原因探析

一个人的思想及政治主张的转变绝对不是发生在真空中,而是对自己经历的总结和对时代需求的回应。毛泽东早期革命道路的转变,正是对自己和党成立后种种革命行为的考量,同时也是由当时革命的大背景急剧变化所致。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即时代背景因素、个人经历及思想认识因素、实践经验因素解析这一转变原因。     

“文革”初期的“四帅三老”

“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林彪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江青等人,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野心,利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人民群众对一些社会阴暗现象的不满情绪,蓄意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推向极端。     

“文革”学舌的奇葩往事

“文革”时期,在我的老家湖南湘西,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各项运动层出不穷,高潮迭起,讲要紧跟形势,讲要紧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样势必形成群众参与度高与农民识字率低的矛盾。如何化解这一矛盾呢？台上照本宣科,台下鹦鹉学舌。宣讲者也多半只有半桶水,加之方言土语的,念起报纸来难免荒腔跑调。学舌者更是以讹传讹。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来龙去脉

正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的背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的弦又开始逐渐绷紧。1963年5月,《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新编昆曲《李慧娘》和繁星(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从此开始了在报刊上一系列的公开点名批判的风潮。1963年11月,毛泽东对《戏剧报》和文化部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     

“文革”前的清华附中

从1964年到1966年,清华附中成为北京市三大著名中学之一,其更以两个清华预科班(高三后可直接升入清华大学)的创立和在全市中学中超强的体育实力遐迩闻名。校长万邦儒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理念倾尽了全部心血。其时,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校园。还原那段历史,是为中国今天和明天的教育提供一份鉴往知今的史料。     

“文革”中的宿县“小反复事件”始末

宿城即宿州,也称宿县,曾是中共宿县地委所在地。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蚌埠地委一分为二,淮河以南划归滁县地委,淮河以北划归宿县地委。我由原蚌埠地委办公室被分配到宿县地委办公室,继续担任抄抄写写的秘书性文字处理工作。虽然我不是什么重要头儿,也没有任何实权,工资待遇更是菲薄得可怜,但领导还算信任我,我的那份差事曾为许多人所倾慕。我一直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着。史无前例的“文革”来了,我那紧张有序而又平静的生活也一下全打乱了。“文革”中,宿县地委机关大批老干部遭到残酷迫害。原地委副书记郭永锡,因不堪屈辱,跳楼自杀;原副专员…     

刘少奇与“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种大规模的运动而闻名于世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其实,作为一种就业安排,它在50年代就已开始,而且在“文革”前已部署得较为完备,组织得较为严密,操作一度也进行得颇为理想。这与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的倡导努力是分不开的。其中,刘少奇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萨满教由“迷信”到“民族文化”的身份之变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揭示了西方文化支配东方"异文化"的历史过程和文化手段。萨满教作为一种"异文化",20世纪以来,经历了由"迷信"到"民族文化"的身份之变,并因其越来越在现代知识网格和制度体制中占据位置,而被纳入到中国现代性展开的特定历史进程之中。20世纪初中国引介的西方话语与本土具体的生活世界相互塑造,而成为社会文化再生产中最具活力的因素。我们欲以"异文化"萨满教为基点,勘查文化霸权在东方具体的运作逻辑,这在一定程度上从东方主体的角度回应了萨义德解释的东方学实质。     

“文化大革命”时期日本人的文革论

中国化大革命,日本各界始终都十分关注。《朝日新闻》社等大众媒体的报道,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由于观点和立场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日本人的革观也是复杂多样的。有赞美支持,有批判否定,有理解的批判,也有指责中国理念变质。     

“文化大革命”与当代中国改革模式的选择

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选择与“文化大革命”有必然联系。“文化大革命”导致的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 ,重工业增长很快 ,能源工业呈超速增长 ,这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 ,它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增长留下了巨大的潜力 ;农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增长缓慢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长十分缓慢 ,使农业的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潜力更大 ;整个经济活动中效益下降 ,为以后加强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留下了余地。总之 ,“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 ,为原有体制能量的释放留下了巨大的回旋空间 ,这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走上渐进式改革道路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经历了十年动乱的中国人民 ,普遍的心态是要求社会稳定以及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客观总结 ,构成中国走上渐进式改革方式的另外两个重要原因     

"文革史学"初探--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例

“文革史学”是指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它既是中国史学史、也是“文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革史学”是动乱年代政治运动的特殊产物,是中国史学史上极为黑暗的一页,给中国史学蒙上了极大耻辱。它截断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并离群索居,与不断前进的世界史学背道而驰;中国史学成了政治史学、影射史学的代名词,失去了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性与尊严。     

"文革"时期妇联组织演变的历史考察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改造"旧国家机器"的运动指向下,各级妇联遭受了组织冲击,妇联组织的存废也作为一个问题而提出;受夺权风暴和全面动乱的影响,至1968年革委会新体制建立前后,全国妇联实行了"军管",地方各级妇联亦陷入解体状态;妇女组织体系的摧毁和革委会体制的缺陷,使妇女工作弱化,同时也彰显了妇联组织的重要性;随着1970年后中央在妇联组织存废问题上的态度由模糊不定转为明确的整顿健全,妇联自下而上地完成了从基层至省级的组织重建,但由于在一系列理论与实际问题上难以澄清是非,全国妇联的组织重建未能完成.     

China and Albani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Cold War Relations

During the central decades of the Cold War, China was Albania’s only ally.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se how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ffected Sino-Albanian relation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events in China threatened to undermine the Sino-Albanian alliance, because Albania did not endorse mos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 policies, but supported it only for the sake of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benefits received from this alliance. In a time wh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used enormous difficulties to the Chinese economy, Albania nonetheless received an increasing amount of aid. Based on recently released archives, this case study sheds light on this underexplored Cold War alliance and add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d implications beyond China’s borders.     

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粮食问题

"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损失。周恩来殚精竭虑,采取种种措施,稳定粮食局势。他劝说红卫兵和造反派不能冲击农业生产,坚持抓南粮北调局面的改变,用"以出养进"的办法开展粮食外贸,努力解决"三个突破"中的粮食"窟窿"问题,认真贯彻藏粮于民的思想,常抓节约粮食。周恩来高度重视粮食问题的思想和为民谋利的风范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Wuming: an underground art group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Wuming painting group opened its first public exhibition in Beijing in 1979. The hundreds of small paintings exhibited were accumulated through years of clandestine art practice stretching back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history of the Wuming group and its art – describing the social identities of the artists,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group's formation, reconstructing the underground art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contextualizing the group's artistic innovations. The history of this underground art group addresses larger debates over Chinese modernity, and ove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oday's global context.     

"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解放军的主要成就和经验教训

"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解放军建设遭受了严重挫折.但是,由于广大指战员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起,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使人民解放军仍然听从党的指挥,英勇地保卫了国家的安全,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许多重大任务.实事求是地回顾这一复杂历史时期军队建设的主要成就,深刻地总结其经验教训,对正确认识与评价这段历史,探讨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述评

"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当代中国的重大事件之一.中外学者对这场运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发表了一批论文及专著,整理和公布了许多资料,目前在许多问题上已达成共识,与此同时也存在很大分歧,如关于"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动因问题、历史进程及其评价问题,对知青"返城风"及上山下乡运动终止原因等等,这些都有待研究者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此外,在研究中还存在资料收集困难、研究力量薄弱、研究方法单一等困难与不足.     

毛泽东晚年对"三大主义"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极力主张在中国消灭资本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以及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并力求实现"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是毛泽东晚年基于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三大主义"严重认识偏差所致力追求的目标,而这些认识的偏差和这个目标的追求,正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今天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