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渡嘉陵江 迎接党中央——父亲徐向前长征中的一段故事

正1932年秋天,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了鄂豫皖苏区,开始了西行转战,经"枣阳新集之战""漫川关突围",越秦岭,走汉中,渡汉水,翻越风雪大巴山,行程3000里,于当年12月进入大巴山。这时恰逢四川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混战正酣,红四方面军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进据通、南、巴,开辟川陕根据地。通南巴是四川军阀田颂尧的地盘,他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纠集六万兵力,对红军进行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根据大巴山的地理特点,制定了"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击,重点突破"战术,经过四个月的战斗,取得空山壩大捷,粉碎了三路     

毛普安:从大别山走出的红军战士

正我们的父亲毛普安,1916年1月生于湖北省红安县八里湾毛家岭一个雇农家庭。1931年3月参加工农红军,193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后,父亲在红四方面军十师二十八团一营当勤务员、班长,在红四方面军总部革命军事法庭任传令兵。在参加第四、五次反"围剿"后,父亲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两爬雪山、三过草地,到达延安后在军委四局工作,后调到新组建的新四军。1939年,任新四军执法队队长、执法大队大队长,经历了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军部警卫营     

红四方面军在朝天

从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进入朝天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到1935年4月底红四方面军撤离广元,红四方面军在朝天战斗了近两年时间。一、苏维埃旗帜辉映朝天大山深处1933年6月26日,粉碎川军“三路围攻”后,红四方面军由旺苍国华镇进入朝天李家坝,迅速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组织。到1935年4月底红军离开朝天时,红军在朝天境内共建立县级苏维埃政权1个、区级苏维埃政权4个、乡级苏维埃政权19个、村级苏维埃政权92个,苏区政权面积达到1400平方千米,人口约8万人。     

詹才芳将军在解放战争中

<正>开国中将詹才芳(1907——1992),出生在湖北黄安②高桥区黑石咀村,1927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从黄麻起义军、鄂东军、工农革命军第7军、红11军、红1军、红4军到红四方面军的发展脉络中,詹才芳一直战斗在红四方面军的各个历史时期,是典型的"红四方面军出身"。在红军时期,他担任过红30     

万源保卫战:反“六路围攻”的关键一仗

正国民党四川军阀刘湘为执行蒋介石全面"围剿"红四方面军的指令,于1933年11月至1934年9月,兵分六路,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起了猛烈进攻。为避敌锋锐,红军实施了"收紧阵地"的指导方针,最后退守到巴山南麓万源一线。1934年6月,刘湘发动了第四期总攻,企图通过"东西对进",将红四方面军歼灭在通江以北、巴山以南地区。     

陕南革命史上的红色交通线

1932年10月，由徐向前总指挥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以后，经过两个多月的数千里艰苦转战，终于摆脱了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翻越秦岭，12月9日到达城固县小河口镇，在城固做短暂休整后，12月9日夜，全军涉水渡过汉江，于1932年12月12日胜利抵达西乡县。     

红四方面军电台始末（一）

1981年11月至12月,曾任红四方面军电台负责人、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宋侃夫同志,分6次向我讲述了他在红四方面军的经历,主要是红四方面军电台从建立到消失的过程,其中涉及到我党和红四方面军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和鲜为人知的情况。因此,我觉得这个回忆录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回忆录的标题和文中的小标题都是我加的,特此说明。     

二、四方面军没有召开过“甘孜联席会议”

文章阐述了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没有召开"甘孜联席会议"。张国焘放弃第二中央也是在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前决定的,与会师之后二方面军领导的斗争没有直接关系。同样的,红四方面军偕红二方面军北上的决定也是在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前,由红四方面军总部独立作出。     

无名英雄蔡威情系“红色电波”

<正>《红四方面军长征纪实》一书记载：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剩下不到3万人在赤水河一带,陷入近40万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形势十分严峻。危急关头,红四方面军总部的一位电讯专家破译了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往来电报的密码,这对于正欲突破重围、寻求战机的中央军委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这位破译敌人密电的传奇人物,正是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屡建奇功的“无名英雄”——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和技术侦察工作的创始人之一、红四方面军电台二台台长、红四方面军军部和红军总部二局局长蔡威。     

巾帼英雄老红军苗玉香的革命生涯(连载)——根据贺小平提供苗玉香烈士生前所诉资料整理

正贺小平1943年在革命圣地延安出生,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退休职工。母亲苗玉香,1917年出生于贫苦佃户农家,1933年秋天,为躲避"遭殃军"的烧杀抢掠,随村里年轻人投奔解放区,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5年2月,苗玉香作为红四方面军女子独立师的一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被选调到红一方面军,给中央执行委员的蔡畅当警卫员,直至长征胜利。1935年11月到达延安后,苗玉香曾任延安被服厂厂长。     

从两条石刻标语看红四方面军为什么要西渡嘉陵江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留下了许多石刻标语。它们和有关历史文献一样,是研究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的重要材料。本文就当年红四方面军留在四川广元地区的两条石刻标语(图一、图二)来分析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的原因。 红四方面军为什么要西渡嘉陵江,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有争论的。在一些党史资料和党史论著中,有些同志认为,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是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结果。于吉楠在《张国焘其人》一书(四     

艰难的战斗历程——与王树声大将共同度过的战斗岁月

王树声同志是我们红四方面军的老首长。他早就为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卓越贡献。我当时在红三十三军二九五团(后为红五军四十三团)任文书,是一名普通战士。虽然我俩战斗岗位不同,但却共同走过了西路军悲壮的历程和"中原突围"那一艰苦的战斗岁月。1936年10月,长征的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省会宁会合后,红四方     

长征中红军到底走了多远

正红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对长征里程进行了统计:走得最远的部队的里程是二万五千里。红二方面的长征路有"二万余里""近两万里""8000余公里"的说法,经军史专家根据有关史料包括红军将士的回忆录综合分析,确定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是"近两万里"。红四方面军,因为张国焘南下方针的错误,导致四方     

刘华清忆徐立清:千古清名光玉宇 一生正气凝河岳

正一徐立清同志1910年4月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7年4月投身革命,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1929年8月参加红军,193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他历任干事、科长、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和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炉霍迎接红二方面军

正为了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1936年春,红四方面军在朱德总司令等率领下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党岭,到达了藏族地区炉霍县。我当时在红四方面军总部四局工作。一天,总部召开动员大会,朱总司令在会上做了报告。朱总司令慈祥的脸上露着微笑,他说"再过些时候,我们就要和红二方面军的老大哥会师了!"会场顿时活跃起来,经历过与中央红军会师的欢乐与分离的痛苦,我们愈发觉得和红     

走走党史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和红军两大主力的会师——红军长征之十五

2003年9月走中央红军的长征路前,先去考察了红四方面军进行嘉陵江战役的主战场苍溪;在到泸定之后,又走了丹巴、道孚、炉霍、甘孜等地,这都属于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线.就是中央红军的长征路,包括四川阿坝,以及陕甘宁地区的许多地方,红四方面军也走过了.这样,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走了相当一部分.2004年7月,再走长征路,主要是走过去没走过的红四方面军开辟的川陕根据地及其由此出发进行的长征.近20天时间,走了达(州)、万(源)、通(江)、南(江)、巴(中)、平(昌)地区,这些大体属于川陕革命根据地;随后继续走从广元开始的红四方面军长征路,包括剑阁、梓潼、江油、北川、茂县、汶川、理县、宝兴、芦山、名山、雅安、天全等县.这样,总算弥补了此前走长征路的一些不足.至此可以说,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大体走完了.     

张国焘三探中央红军人数

欢迎30万中央红军 6月12日中午12时,红一、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会师.毛泽东与张国焘通过电报约定在懋功两河口见面. 在前往两河口途中,毛泽东见到红四方面军张贴的标语——“欢迎30万中央红军”.他问红四方面军干部“你们怎么知道中央红军有30万?” 红四方面军干部回答:“根据张主席的公式推算出来的.” 在红四方面军和川陕根据地,指战员称张国焘为“张主席”.     

永难忘记——红军长征之最

<正>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随后,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也相继开始长征。     

张浩：谜一般的“国际代表”

1935年9月,张国焘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与中央闹分裂,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并于10月间成立第二“中央”。为使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苦苦相劝,但张国焘仍置若罔闻。此时中央急需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但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上海中央局的电台被破坏后,同共产国际就已失去联系1年了。     

毛泽东亲自为他执绋抬棺

1935年9月,张国焘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与中央闹分裂,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并于10月间成立第二“中央”。为使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苦苦相劝,但张国焘仍置若罔闻。中央此时急切需要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但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上海中央局的电台被破坏后,中央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就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