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投下对新中国的赞成票——一九五○年联合国关于中国代表权斗争中的一幕

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大国。1950年1月6日,英国就宣布承认新中国。但是,中英之间的外交关系却迟迟未能建立。在论及原因时,不少论者指责英国不愿断绝与国民党残余政权的关系,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上搞两面派,变相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但是,根据笔者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见英国外交部档案,这一说法至少在1950年中是难以成立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英国对华政策(1949—1954)

近年来,国内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美关系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但对这一时期中英关系的探讨却似乎不多见。英国是西方世界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但由于伦敦在处理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的问题上态度暖昧,致使从1950年3月开始举行的中英建交谈判长期延宕不前。直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英才建立起代办关系。 本文依据英国外交档案,探讨1949—1954年间英国对华政策的演变,着重论述英国在承认新中国,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香港“两航”事件,朝鲜战争以及日内瓦会议等问题上,对中国的政策。     

1970-1972年中英建交谈判与“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破产CSSCI

英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但建立中英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谈判直到1970年才取得显著进展。史料表明,英国政府对美国态度的顾虑、在谈判中采取的刻意拖延和文本设陷策略、在台湾问题上的长期两面政策,导致了中英建交谈判的曲折多变。在重启建交谈判后将近两年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最终使英国接受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的立场,两国于1972年3月13日实现了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也最终宣告破产。     

新中国恢复的第一个国际合法席位

1952年,第18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承认中国红十字会为中国唯一合法的全国性红十字会,这是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第一个恢复的合法席位。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政府即就中国在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权问题进行过交涉。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于1950年4月     

美英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1950-1951)

有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美国的基本立场是反对中国代表权变更,尽管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有微妙的区别,此前主要是私下操纵,此后则公开阻挠。英国的投票立场经历了从弃权、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到最终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搁置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讨论的演变过程。而且,英国赞成新中国取得合法代表权并不意味着取缔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其政策转轨亦不同步。在1950年1-6月,英国开始由弃权走向有条件赞成新中国取得席位,美英分歧凸现,各自为自己的立场游说其他安理会成员国。1950年6月-1951年1月是美英分歧与协调的高峰时期,英国逐渐走向赞成接纳新中国代表同时驱逐国民党非法代表的立场。美国则不遗余力地反对中国代表权的变更。1951年2-6月,英国由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转向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搁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美英纷争基本平息。美英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除了反映两国对华政策的差异外,也折射出两国对联合国组织的不同理念。     

1949—1950年英国对新中国的承认

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但迟至4年之后,两国才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而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是在20多年后的70年代。英国政府为什么会采取有别于其他酉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政策而承认新中国?这一决策是如何作出的?两国又为什么未能在50年代初期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本文试图根据英国外交档案和已有的中文资料作一探讨。     

从公使到大使:中瑞外交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面对中国的变革,瑞士于1950年1月承认新中国。经过四次建交谈判,两国于9月建立外交关系。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瑞把各自驻对方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瑞士对其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的综合考虑,对中国形势的客观评估以及中立外交的传统等,是瑞士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原因。中瑞建交,不仅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发展,也拓宽了各自的外交舞台。     

论英美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

英美在是否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明显不同:英国主张尽早承认,尽管其决策取向经历了一个从事实承认到法律承认的递进过程;美国则始终坚持反对过早承认和主张有条件承认,具有不承认的实质性内容,并注定了不承认的结局。1949年1～5月,英美分歧凸显;1949年7月至1950年初,英美就承认问题不断磋商,但整个协商过程表明双方各执己见,最终各行其是,英国于1950年1月6日正式承认新中国,而早在1950年初美国在近期内承认新中国的可能性已不存在。     

中以建交为何拖延了40多年

1950年,在中以两国的交往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年份。1月,以色列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中东国家;6月,双方开始建交谈判;9月,以色列投票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一切却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发生了大逆转,两个优秀民族建立正常关系的时机被一再延误,直到1992年。4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中以关系究竟走过怎样曲折的道路?与波诡云谲的国际关系有什么关联?资深外交官陈来元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令人信服的答案。     

新中国的外交成就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第二天,中苏建交。苏联是第一个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截止到2010年6月12日,中国已经与171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下图片可以让读者领略新中国外交的风采。     

“台湾当局”对非洲农技“外交”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1960～1971年)

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进入了关键时期,为了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台湾当局"在非洲展开了农技"外交"。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非洲在联合国只拥有4个席位,到1971年已增加到42个席位。新中国成立     

论英国在新中国联合国席位问题上的政策(1949～1951年)

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之后,以帮助新中国进入联合国作为推动两国外交关系的突破口,并试图影响美国的态度。执政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对于中国革命与前途的认知及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负面印象使英国政府力图奉行独立的对华政策。随着冷战的升级,朝鲜战争的爆发,联合国席位问题复杂化。美国日益强硬的态度及英国在西欧防务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使英国违心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但在某种程度上英国仍是打破冷战阵营的潜在力量之一。     

1949年前后英国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变化与国民党当局应对

1949年前后中国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英国对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策随之发生变化。解放战争爆发前后,英方采取中立政策,一方面与国民党当局保持外交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渠道与中国共产党各层级领导人进行接触,并逐步确立“一只脚踏入”的对华战略。渡江战役后,英国意识到国民党蒋介石败局已定,中国共产党将会解放全中国,应进一步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在适当时机对其承认。1949年10月英国确立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1950年1月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坚持反帝立场的同时,积极发展与英国及世界各国关系。国民党当局虽然试图通过外交活动阻止英国承认新中国,但以失败告终。194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与英国关系逐步向好发展,国民党当局与英国关系则逐渐疏远。     

新中国与意大利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一直没有与意大利建立外交关系。直至1969年初,中意两国关系正常化才迎来了转机,其原因主要是:中苏两国从结盟走向对抗、西方大国纷纷调整对华政策、意大利国内左翼政党力主承认新中国以及中意经贸发展的驱动。从1969年2月至1970年10月,中意两国围绕建交问题进行了长达22个月的谈判,最终于1970年11月6日签署联合公报。中意关系正常化掀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孤立新中国的政策开始破产。     

承认新中国与新民主主义外交的酝酿

新民主主义外交酝酿于香山时期。在香山时期,中共中央在考虑与英美为首的西方各国关系时,所主张的是建立外交关系,而非承认问题“。承认”和“建立外交关系”作为两个国际法术语,各有其内涵,具有不同的性质。中共中央此时对美外交以及整个对外关系的处理,显然受到苏联的影响。国民党在冀图英美等不要承认新中国的策略上,曾寄望于通过联合国机制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但无论是国际法理还是现实情势,都促使国民党认识到,妄图阻挠国际社会承认新中国,只能是徒劳。     

1951年中国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决策

1950年6月中国出兵朝鲜以后,印度、英国等联合国成员国就开始酝酿停火谈判问题,朝鲜战争历时三年半,其中两年半的时间是在停战谈判或边谈边打中度过的。所以,在朝鲜战争历史研究中,停战谈判同战争起源问题一样,也颇受国际学界的关注。     

中国与南斯拉夫建交始末

南斯拉夫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但中南两国的建交却拖延了五年才得以实现。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变化是中南建交延搁和实现的主要原因。建国初期,尽管南斯拉夫符合新中国的建交原则,但中国不得不首先考虑苏联的立场和中苏同盟的利益。随着苏南双方外交关系的恢复以及南斯拉夫与东欧国家关系的改善,中南才最终得以建交。     

1919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

1919年中英就西藏问题进行了交涉。北京政府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新建议。英国希望迅速解决西藏问题 ,交涉时在西藏与中国内地分界线问题上表现出灵活的立场 ,但北京政府突然中断谈判使其感觉受到了愚弄 ,并在外交上对中国进行了报复。日本干预西藏问题的谈判 ,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北京政府采取“拖延”谈判的策略 ,对英交涉的立场也越来越强硬 ,最终挫败了英国迅速解决西藏问题、侵犯中国主权的图谋。     

1935—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交涉

1935年底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是中英债务关系的重要时期。法币改革后英国因担忧日本反对,未能立即对华提供金融借款。此后英国对华经济政策有所转变,中英铁路借款的突破与出口信贷领域的交涉,推动了双方的金融借款谈判。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谈判中,中国答应英国所提多项条件,英国积极推动借款不受新四国银行团影响,但该借款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而搁浅。这一时期的中英金融借款交涉为全面抗战时期中英达成多笔借款打下基础,但同时英国延续此前对华借款中的附加条件,以获取更多在华权益。     

《两阿提案》的提出对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所起的影响——中非友谊的见证

早在联合国筹集时,中国就是联合国成员之一。但是,到了近代,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国民党一直在联合国作为中国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要求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呼声一直不断,但是美国把持联合国,拒绝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随着非洲国家的独立,中非友谊的加深,非洲23国提出了要求新中国恢复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地位的"两阿提案",它的提出对新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席位具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