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西方史学史》

近 2 0年来 ,国内自郭圣铭先生出版《西方史学史概要》之后 ,有关西方史学的专著 ,无论是通史 ,还是断代史 ,抑或专题研究 ,问世者不少 ;而且 ,“是各有千秋的”① 。最近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广智、陈新的《西方史学史》(以下简称张著 ) ,它具有以下特点 :一、体现了一种通识西方史学是相当繁杂的领域 ,时间漫长是其繁杂性的突出表现之一。张著的时间跨度始于公元前 16世纪迄于 2 0世纪末。公元前 16世纪到公元前 5世纪是西方史学神人杂糅的时期 ,古希腊的神话传说和史诗就是一种历史叙述 ,可视为西方史学的源头。而 2 0世纪末 ,西方史…     

孔子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

引言 孔子(公元前551—479年)是中国史学之父,正如希罗多德(公元前485—425年)是希腊史学(从而也是近代西方史学)之父一样。孔子的《春秋》,正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一样,是世界上最早的历史专著。孔子不仅比希罗多德早了半个世纪,而且在学术思想上有更大的成就。希罗多德只是一个历史编纂学家,孔子并且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所以孔子还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史学理论,它在古代世界史学史上是无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关于西方古典史学的评述——兼与张广智先生商榷

张广智先生在《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上发表的《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及其在中国的回响》这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他说:“西方古典史学,最早于何时并由何种途径输入中国,对此我们还不甚清楚,还有待继续查考。”张先生又认为西方古典史学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回响是微弱的。下面我根据已查到的资料,说明一下19世纪     

为什么要研究史学批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中,逐渐开拓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领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从筚路蓝缕到收获硕果,瞿林东先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今,瞿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7卷本出版在即。本刊特组织刊发这组文章,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传统史学理论的关系、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西方史学批评的比较、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联系等视角,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内在价值、研究方法和中国特色。当代史学繁荣的背后,也正面临着客观公允的史学批评缺失的困境。我们期望这组文章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开拓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的新局面;也希望古代史学批评的果实,能够滋养当代史学批评的成长。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层探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中,逐渐开拓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领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从筚路蓝缕到收获硕果,瞿林东先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今,瞿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7卷本出版在即。本刊特组织刊发这组文章,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传统史学理论的关系、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西方史学批评的比较、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联系等视角,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内在价值、研究方法和中国特色。当代史学繁荣的背后,也正面临着客观公允的史学批评缺失的困境。我们期望这组文章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开拓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的新局面;也希望古代史学批评的果实,能够滋养当代史学批评的成长。     

古代蒙古族史学史论纲

蒙古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其史学于古代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13世纪初以前为萌芽阶段,主要内容是早期的传说和神话,这些神话和传说说明了蒙古族历史意识的萌发,同时也为其后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大蒙古国时期是蒙古族史学正式建立和初步发展的阶段,产生了蒙古族典型的民族史学著作《蒙古秘史》。元代是蒙古族史学的一个发展高峰期,蒙古民族在元朝的官修史学活动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北元——蒙古时期史学主要特征是黄教与史学的结合,而黄教介入蒙古族史学,也使得其面临着挫折与发展并存的局面。清代蒙古族史学发展进入了总结与嬗变时期,其中既有对黄教与史学结合方面的总结性发展,也有对这一传统的突破;在史籍体裁、语言文字等方面也充分借鉴和发展了古代中国其他兄弟民族的史学和文化成果,同时在西方列强入侵的时代背景下,蒙古族史学也开始了走向近代的历程。整体看来,蒙古族史学表现出较为宽广的研究前景和现实意义。     

展示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和特点──读吴怀祺先生著《中国史学思想史》

展示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和特点——读吴怀祺先生著《中国史学思想史》林华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曾对中国史学大加称赞，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但西方人在称赞中国历史典籍丰富的...     

关于西方古典史学入华史的学术通信

关于西方古典史学入华史的学术通信李长林致张广智广智先生：您好！您在《史学理论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２期发表的大作《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及其在中国的回响》,我读后深受启发,您提出的西方古典史学最早何时输入中国？具体何种途径输入中国？这些都是饶有兴味的问题。我...     

史学传统与晚明史研究

本文结合晚明史研究 ,回顾梁启超《新史学》发表百年来中国“新史学”三次高潮。作者认为 ,新与传统原是相对概念 ,但今“新史学”则多指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中国新史学三次高潮均受外来史学理论影响 ,其中不乏经验教训 :一是 2 0世纪 50年代后教条主义对于史学的影响 ;一是近年来中国史研究的西化倾向。作者不反对引进新史学理论 ,但反对教条主义 ;并认为新史学不能抛弃中国史学传统 ,2 1世纪中国史学仍是汉学的史学 ,而非西学的史学。     

郭沫若史学成就举要

论及郭沫若的史学成就,理所当然地要首先列举他那部开风气之先的、里程碑式的名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因为这部最早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划时代的史学著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崭新的格局,开创了科学的章法,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在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有充分的理由同被郑樵誉为“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     

现代西方史学研究的新收获——读张广智、张广勇的《现代西方史学》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广智先生的又一新著《现代西方史学》(与张广勇合著)最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1996年5月出版),这是国内史学界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研究现代西方史学的专著。该书的写作,缘起于作者所承担的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20世纪西方史学主要流派评析”。晚近以来,中国当代学者已出版了若干种四方史学史,对西方史学的源流与现状作过一些介绍与评述。但对现代西方史学及其流派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评的互动关系

在明代史学批评史上,传统的史学理论、批评理念、批评方法是一笔无形的宝贵财富,为明代学者进行史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尤其刘知幾所撰《史通》对明代的史学批评影响深远。同时,明代大量的史学批评实践,一定程度上又推动史学批评理论向更高水平发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恰如瞿林东先生所言,“从史学自身的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造就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瞿林东:《史学批评怎样促进史学发展》,《人文杂志》2016年第10期。“史学批评中总是会闪烁出史学理论的火花,而史学理论中则往往包含着史学批评的内容,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史学精粹

靳宝:《简帛文献与中国早期史学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5期)简帛文献中有不少与史学史直接相关的内容,如清华大学收藏的楚竹书《系年》,记录了从西周至战国早期的历史,是一部带有独特编纂意识的史书,让我们看到了战国史学的某种原始形态,对中国早期史书的形成也有更为直接而深入的了解。清华大学所收藏的楚竹书《楚居》《良臣》及睡虎地秦墓竹简《葉书》等史篇,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中国早期史学中“世”类史书的某种形态,推进了关于《世本》成书及来源的认识,有助于深入思考《世本》与《史记》的关系。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清华简《越公其事》等大量“语体”类文献,不仅有助于认识《国语》的形成背景、史学价值,而且丰富了对中国早期史学中“语”类史书叙事的了解。可以说,简帛文献中的史类文献,从某一层面再现了战国史学的繁荣,拓展和丰富了我们对先秦史学史的认识.     

21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刍议

20世纪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已取得显著的进步,特别是近20年来的成果令人瞩目,如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先有《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宏著的问世,继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那样有开创性的作品出版,更有史学理论(包括历史理论与历史学自身理论)等方面的诸多论著的发表,在此不容——赘举。     

“实”与“信”: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求真”指向

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官方性质的《学部官报》公布了“审定中学暂用书目”约两百种,并为之各撰“提要”以述评各书内容、史源与优缺点。与中国传统的“提要”撰述相比,此处的范畴运用与批评模式并无本质不同。唯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山西大学堂所编《西史课程》的“提要”中,出现了“泰西史家最重批评”一语。《审定书目·书目提要·西史课程三册》,《学部官报》第57期,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这一论断反映了一个事实:近世中国史家言史学批评,多了一个难舍难离的参照系,那就是西方史家的史学批评。比较地审视,自然有世界视野的获得,当然也免不了文化的焦虑,不过恰恰也是一种自我反思的动力。在此,拟在西方古典史学批评的参照下,谈谈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观念根基,以见“最重”二字是否合乎实际。     

变动中的西方史学

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进入20世纪,西方史学在“新史学”的旗帜下,取得了新的成就。科学地认识20世纪的西方史学,借鉴其有益的内容,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一是随着史学家历史视野的开拓,研究领域迅速扩大,传统史学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广泛采用新的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新的史学方法和分支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二是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强调现实决定了历史研究要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在于独立地对世界历史进行认识和思考。     

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

本文主要介绍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西方和中国心理史学发展的基本状况。狄尔泰和李凯尔特是德国批判历史哲学中新康德主义的杰出代表;从费弗尔、布洛赫到布罗代尔,则代表着法国年鉴学派“精神状态史”研究与“长时段”理论有机结合的过程。这期间,弗洛伊德是促使心理史学转变的主要人物。二战后,西方心理史学的中心转移到美国。中国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接受心理史学,朱谦之、何炳松具有译介之功;梁启超最早尝试使用心理史学的方法。六七十年代以后,经殷海光、李泽厚到王富仁、谢天佑等人的不断努力,心理史学真正在中国付诸实践,且渐成气候。至新的世纪之交,心理史学在普及中已形成诸多的研究门类,其中以章开沅提出的“离异与回归”的分析模式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     

当代西方史学的演变与中国史学

这里所谓“当代”,是指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20世纪的西方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是新史学的崛起及其终于在二战后取代传统史学而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 西方的新史学兴起于20世纪上半叶。它是作为传统史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西方的传统史学可以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史学及其后的实证主义史学为代表。它与19世纪欧美各国的实证主义思潮相一致,影响颇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西方     

20世纪西方史学对兰克史学的批判与继承

兰克史学是19世纪西方史学的代表,被长期尊奉为西方史学的“样板”。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经历重大变迁,兰克史学的支配地位不复存在。在西方史学转型过程中,兰克史学既是当代西方史学学术批判的对象,也是学术继承的对象。文章系统考察了当代西方史学与兰克史学的批判与继承关系,认为兰克史学的一些合理思想和方法已融入当代西方史学,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变迁不是简单地否定传统,而是在突破传统中继承传统。     

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三大趋势——“21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侧记

4月23—26日,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历史化学院联合举办了“21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这次学术研讨会是为了庆祝《史学月刊》创刊50周年而举办的。与会专家学对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及发展趋势基本达成了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