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藩王继统与庙制变革——以永乐、嘉靖为中心

明代庙制建立于洪武时期,以后屡有变革。而藩王继统是引起庙制变革的主要因素,如永乐、嘉靖二朝,尤以嘉靖朝的庙制变革为巨。永乐篡权夺位的政治斗争,反映在庙制变革上首先是永乐皇帝排除建文一系,重构宗庙象征的帝系传承,明代宗庙帝系残缺由此开始;其次,永乐迁都也造成“一国二庙”的双庙制出现。嘉靖时期庙制变革以“大礼议”为起点,持续了二十多年。嘉靖庙制变革包括两个阶段:世庙与太庙并存;兴献帝“称宗入庙”。与此相联系,宗庙形制经历了“都宫之制”和“同堂异室”的轮回。     

肃慎女真族系历史演变、地理分布及对鹤岗地区的影响

古代黑龙江地区的三大族系,即西部的鲜卑——室韦——契丹——蒙古系;中部的秽貊——索离——夫余——豆莫娄系,又称古亚细亚族系;东部的肃慎——挹娄——勿吉——秣羯——女真系,后来有人称为通古斯诸族,最后称满族。鹤岗地区位于黑龙江地区的东部,古代民族应为肃慎女真族系。     

北岳庙建立飞石殿的年代及原因初考

本文对曲阳北岳庙内的飞石殿遗址做了实地调查,并结合史籍和历代碑文的记载,对飞石殿的建筑时间、建立的因由进行了考证,认为它是明嘉靖初期的建筑,是受“灵石东飞”传说的影响而建的,并成为把飞石与北岳联系在一起的物证,为清代的改祀北岳于浑源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显信仰的实质及与道教的关系——对徽州婺源县灵顺庙的考察

我国的五显信仰最早产生于徽州婺源县,实质是关于人体五脏六腑的信仰.这一信仰的形成是由婺源县在道教中的信仰决定的,具体的形成过程可能还受到道教<黄庭经>和<福德五圣经>的影响.婺源县的五显信仰对我国东南地区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肃慎女真族系历史演变、地理分布及对鹤岗地区的影响

古代黑龙江地区的三大族系,即西部的鲜卑--室韦--契丹--蒙古系;中部的秽貊--索离--夫余--豆莫娄系,又称古亚细亚族系;东部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系,后来有人称为通古斯诸族,最后称满族.鹤岗地区位于黑龙江地区的东部,古代民族应为肃慎女真族系.     

清末四川庙产兴学及由此产生的僧俗纠纷

四川的庙产兴学始于1902年利用庙产兴学的国策,而1905年保护庙产的上谕则是个分界线,此前各州县基本由官绅根据本地状况自行拟定计划报上级批准,此后四川总督开始对提取庙会产业的方式进行了一系列政策界定。同时,此前各地寺庙基本服从地方官绅的处置,即有纷争也属局部范围;此后寺僧明显利用上谕质疑提拔庙产的正当性,与地方官绅的纷争普遍增多。在房舍利用方面,各地新学堂设在寺庙观庵之中的比例都相当大。而在提取庙会产业的起始时间、提取的方式、所提的比例等方面,各州县的实际运作存在不小的差异。一般来说,经济较为贫困的地区在办学中对庙产的依赖性相对较大,而经济较富庶的地方仅将庙产视为办学的辅助财源。     

清代新疆的内地坛庙:人口流动、政府政策与文化认同

清朝统一新疆后,积极鼓励内地人移居新疆,以达减轻内地人口压力、开发新疆及实边之目的。随着内地人移居新疆,内地文化亦逐渐传入并扎根新疆,尤其是北疆。而内地的各种坛庙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很快便充斥于新疆尤其是北疆各地,并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内地文化氛围。这种氛围对于进一步吸引内地人向新疆流动,加强内地人对新疆的认知和认同,以及巩固清朝对新疆的统治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利用满、汉档案以及其他清代相关文献,对内地坛庙在新疆的发展及其影响等进行了分析。     

清代冕宁的村庙组织、村治实践与村落内生秩序

清代雍正年间以来,四川冕宁各村修建庙宇之风大兴,围绕修庙、祭祀而形成的村庙组织应运而生。这一民间自发形成的组织在村落管理和秩序维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村庙组织每年定期举办庙会,组织村民(会众)轮流祭祀,强化了村落内部关系,形成了稳定的村落共同体。另一方面,村庙组织在日常生活中还承担调解内部纠纷、山林管理等治理职能,对村内行为起到规范作用。村庙组织"非常"与"日常"的村治实践,推动了村落内生秩序的形成与维系。     

萧梁官班制的渊源、创立原因及性质考释

萧梁官班制的渊源是多元的,既有魏晋以来的班例、官班,也有宋齐时期的勋品、勋位,更有官班与中正品第的密切结合。正是由于中正品第与官班的密切结合,成为区分流内十八班与流外七班的重要分界线,进而成为萧梁官班制的重要标志。官班制度并非官品制度的变体,而是融选举制度与官职升迁制度于一体,以上品、下品、勋位(含蕴位)为不同的任官层次,分别为门阀士族、寒门庶族、吏姓寒人量身定制的仕宦升迁路线图,是一种涵盖了各种不同身份等级的官职晋升制度。萧梁官班制度具有浓厚的门阀等级色彩,并在确保士庶区分和清浊分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庙与庙会：作为关中农村区域社会秩序整合的中心——兼与川西农村、华南农村区域经济社会性质的对比分析

关中农村的区域社会具有三大基本特征：自耕农为主,人地关系缓和,干旱灾害频发。立基于此,庙与庙会对于关中农民来说具有重要的存在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与施坚雅研究的川西农村和弗里德曼研究的华南农村等两个地方区域经济社会性质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基层市场体系理论和宗族范式都难以从根本上解释关中农村的区域社会秩序形成机制。进而提出了一个理解关中农村区域经济社会性质的理想模型,即“庙（会）是关中农村区域社会秩序整合的中心”的理论观点,并试图以区域经济社会理想类型的不断建构,逐步达到认识非均衡的中国农村社会全貌的目标。     

唐长安城尼寺分布研究

唐长安城有39座尼寺。长安尼寺的增多与唐代统治者推崇佛教、人口增长特别是女性信众增长、隋代打下良好的建筑基础有关。尼寺在长安城的分布呈西城较东城多、集中在城北内道场、分布在长安城乾卦之象上的特点。研究长安尼寺,对研究长安城的布局结构及女性的宗教信仰有极大的意义。     

唐长安商业空间形态分析

通过对长安城市外商业点空间分布、存在时间和经营业种的分析,重新认识长安城商业空间发展演变的特点。早期都城的商业空间形态呈封闭对称的双核心结构,中唐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的需要,商业点突破市坊限制,在朱雀街东以皇城景风门外诸坊和以东市为核心的部分坊里内相对集中分布,形成了以东市为核心的商业区,在朱雀街西则分布较少,在外城城关处仅有零星商业点的分布,没有形成综合性的商业功能空间。所以唐代中后期长安城商业空间形态表现为“一核、一区型”结构特征。     

唐代长安城内土地利用形式的转换

由于长安城在有唐一代城区无大规模的扩建 ,土地无明显的增加 ,故城内各种土地利用形式的变化过程 ,可以看出长安城内土地利用形式的变化和趋势。通过研究发现 ,官府用地、寺观和私人住宅园地这三种土地利用形式在互相转换过程中 ,最主要的一种是大量的私宅变为寺观 ,而这些转变过来的寺观绝大部分分布在长安外郭城的北部 ,从而促使长安城重心的转移 ,导致整个城区的格局发生变化。     

汉长安城城门述论

汉长安城是西汉王朝的都城,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与西方的名城罗马并列为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国际都会,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唐代长安称“西京”之时间考

唐代长安在历史典籍中又经常被称为"西京"。关于其改称"西京"的时间,《旧唐书·地理志》等记载为天宝元年,这应当是错误的。其改称的准确时间应为《通典》、《唐会要》记载的开元元年。实际上,早在开元元年之前,自高宗、武后时期起,已经逐渐有称长安为"西京"的现象。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隋朝以"西京"与"东都"的对应称呼。     

从隋、唐长安城看中国古代都城空间演变的功能趋向性特征

以《考工记》为代表的均衡对称模式是中国都城的理想空间模式,隋唐长安城市形态以其规整的格局著称,但随着大明宫(662年)修建、兴庆宫(714年)的改建和使用,在形成三大宫殿区的过程中,反映出中国传统城市空间形态适应城市功能需求而导致城市形态发生的维新变化过程,即功能性非均衡对称的形态。这是城市形态与城市社会生活的相互适应而突破了严整的均衡对称性布局模式的一个典型实例,反映出该时期的都城建设发展中政治、军事因素与城市功能因素动态制衡中城市形态发展的功能趋向性。     

隋唐两京寺观丛考

本文澄清隋代清禅寺遗址的性质并非僧侣墓葬,而是佛塔地宫所在。考订隋代净觉寺的位置不在曲池坊,而应在晋昌坊;崇先寺不在长安,而在洛阳。另外,本文梳理了恒济寺以及武则天外家纪念性寺观的名称沿革。     

长安县东曹村出土的唐代文物

2003年初,我们在清理库存文物时,发现一批1986年陕西长安县(今西安长安区)大兆乡东曹村出土的文物,有陶器、陶涌、玉、石、料器和开元通宝钱等300余件。经过细心整理、清点,发现其中大部分为唐代遗物,也有北魏“正光四年”铭墓志砖。所整理的出土文物,品种多样,大多制作精致,施彩绘,美观大方,造型新颖别致,生动活泼,具有较高     

《唐长安佛寺考》补苴

本文根据佛教典籍、历史文献、碑石、方志等相关资料,在孙昌武先生《唐长安佛寺考》一文的基础上,新增补唐长安及其近郊佛寺28所,并对某些佛寺的建置沿革问题进行了订正。     

唐长安大明宫丹凤门复原研究

唐长安大明宫不仅是唐朝宫城的代表作,而且在中国建筑史上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作为大明宫的正门——丹凤门,是空前绝后的宫城大门范倒。这座巨大五门道宫门遗址已经发掘,本文根据遗址对照文献和敦煌壁画等形象材料,进行建筑考古学研究,提出了两个带有夹庇楼观的复原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