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公债述论

抗战时期,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为筹措抗日经费、开展经济建设和赈灾救灾发行了20余种公债,对巩固抗日根据地、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与财政、坚持持久抗战起了重要作用。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公债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和战时公债的一些特点:第一,从公债面额的货币单位看,有14种公债是以法币作为面额单位的,除此之外的8种则以各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和银元作为公债面额单位。第二,各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公债,绝大部分是由根据地各阶层群众认购的。公债的发行方式大都采取政治动员的方式进行,因此公债按债券面额十足发行,没有任何折扣,而且公债的利率比较低,甚至有的是无息发行。第三,在各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公债中还有少数是实物公债,在抗战后期法币迅速贬值的情况下,起了保护持券人利益的作用。第四,从根据地公债的偿还来看,各抗日民主政府采取了极为认真负责的态度,大都已清偿完毕。总之,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公债具有种类较多,名称不一,公债面额、单位各异,用途、利率、偿还期限等也各不相同的特点。这种差异性较大的特点,能较好地因时、因地制宜地解决各根据地所面临的财政困难。     

由八厘公债案看民初政争

八厘公债案是民初喧嚣一时的案件。案件涉及范围之广、背景之复杂,其他案件难以企及。案件本身并不复杂,但案件涉及各方并不就案件进行争论,而是通过此事件的处理来达到打击另一方的目的。案件的不同审理机关也作出了矛盾的判决,通过案件审理,可以探究民初纷繁复杂的政治关系。     

1954～1958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述论

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是解放初期继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后,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发行的第二次国内公债。从1954年至1958年连续发行5年,尽管发行规模较小,没有流通性,占国家预算收入比重不大,但它在国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条件下,为顺利完成一五计划提供了部分资金保障。全国各阶级阶层都为公债的顺利发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全国上下对新政权的高度认同和爱国热忱。     

民国军需公债伍佰圆券真伪探析

现介绍一枚民国时期的军需公债伍圆券。 该票长346mm,宽265mm。面图：上半部花框内,上四排分别为：“中华民国军需公债”,“定额壹万万元周年八厘计息”,“民国元年中央政府发行”,“伍圆公债票”。其下为楷书《发行条例》,民国元年二月二日由临时大总统孙文、副总统黎元洪、财政部总长陈锦涛签发颁布。《条例》正中押有“中华民国财政部之印”。     

宋代的“公债”

宋代普遍实行官府向民间借贷的“公债”制度,包括朝廷的中央财政和地方官府,以地方官府的例子最多。所借包括钱和粮食、绢等物品。借贷的方式,多属强制性的。史料中未见是否支付利息以及偿还期限的记载,只有偿还的诏令和许愿,以及偿还的方式、名目。“公债”几乎全是因为军费,是筹措军费、缓解财政压力的常用手段,而且带有浓郁的专制色彩。然而并无一定之规,制度化程度较低,受到有识之士的指责。官方借贷于民间出于迫不得已,弊端百出,彰显了官方的财政虚弱和巧取豪夺,揭示了宋朝财政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民国时期的江苏省公债初探

民国时期,江苏战争频发,水灾时生,省政府为弥补军政费用不足、筹措公用设施建设费用,发行了大量公债.这些公债多以银行抵押借款的方式获取,折扣大,对当时江苏的财政经济影响巨大.同时.也为当今地方公债的发行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历史启示.     

民国时期的四川教育公债票

二十年前,笔者觅得民国时期由四川省教育厅发行的四川省教育经费收支处公债票伍元券和壹元券。今将两张公债票简述如下：     

一枚民国新疆建设公债

笔者有一枚民国时期新疆发行的建设公债,面值10元。这张公债尺寸为125mm×165mm,主色为咖啡色。正面有一正框,框内有飞机、坦克、士兵像、建筑和山峦等图案,框内空白处有“建设公债”四字;     

国民政府时期私立学校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管理私立学校的政策与措施,在基本原则、董事会管理机制、开办与立案、停办事宜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从而促进了私立小学、中等学校、高等学校等各级私立学校的迅速发展。私立学校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增减、分布地区不平衡、办学经费较之公立学校尤为困难等特点。其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对教育重视的推动;自身的办学特色;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物质保障和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有力支持;海外华侨投资的推动;等等。国民政府时期私立学校的发展,对于我们今天有着重要的的历史启迪。     

义和团运动时期慈禧太后心态剖析

戊戌政变后,慈禧心中的“仇洋”情结不断膨胀,终于完全外化为其思想主流,并在一段时间内支配着她的行动。她一手导演的“宣战”闹剧,实质上是“己亥建储”的继续,是她在极度膨胀的权力欲望的驱使下、为实现“废立”而设计的“短、平、快”战术。慈禧于“宣战”五天后表示：由于义和团在京城“蔓延已遍”。“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其实清廷利用义和团、对外主战的内外政策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北京失陷后、她立即撕下虚伪的面具,把“肇祸”的责任全部推给义和团。同时把“纵容拳匪,启衅友邦”的责任推给了“首祸王大臣”。     

义和团运动时期山东督抚对教案认识态度的比较研究

义和团运动时期,山东三任督抚基于不同的社会和心理基础对教案产生了不甚相同的认识和态度。对于教案起因,三位督抚都认为基督教的扩张是教案的直接原因;同时,毓贤和袁世凯又认为部分官员的不作为是诱发教案的重要原因。最后,袁世凯明确指出了列强和基督教的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教案的处理,张汝梅曲意弥缝,以和为主;毓贤和袁世凯皆主张持平办案。他们对义和团的剿抚之策,也影响了山东教案的产生。     

铁路与1912～1937年间的豫北工矿业发展

民国初期,铁路在华北兴起并形成网络之后,加速了华北内陆与沿海通商口岸经贸交流的进程,推动了内陆经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由此,豫北的工矿业发生了极富时代特色的变动。由于自然经济依然存在,这一转变过程表现出很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通过对豫北近代工矿业发展的具体考察,揭示了华北内陆区域经济由传统向现代演变的主要特征及一般规律。     

1954—1961年朝鲜实习生来沪培训述论

朝鲜战争后,根据中朝双方签订的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大批朝鲜实习生于1954—1961年来到中国接受培训。中国有关部门、上海各实习工厂自上而下地构建起相应的组织管理体系,为朝鲜实习生顺利完成培训任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并在日常生活方面对他们给予了周到细致的照顾,探索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培训体系,使朝鲜实习生回国时大多具备了一定的专业技术能力,有的还在某些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为朝鲜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培养了不可或缺的技术人才。     

试论民国时期英国对中国西藏的武器供应

民国时期,英国以赠送、出售方式向中国西藏提供了大批武器,对于英国控制西藏,攫取更多权益,将西藏纳入其缓冲地带战略轨道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对藏武器供应成为撬动英国与中国西藏之间关系的重要杠杆。本文利用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及其他史料,对这一时期英国向中国西藏武器供应的时间、种类和数量做了澄清,并论述了其性质。     

《中华大帝国史》与英国汉学

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是第一部对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介绍的通史型的巨作。1588年该著的英译本在英国广泛流传,成为英国人获得真实且周详的中国文化资料库。该著对英国人中国观的形成,汉学知识的获得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是英国人认识和了解汉学之肇始。     

民国时期日本称谓中国国号之演化及用心考论

日本政府延至1913年10月才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但又规定在内外公文中要以“支那”或“支那国”称呼中国。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又先后将其改为“中华民国”和“中国”。每一次改称背后都包含着分裂或独占中国的野心,也是民国时期日本对华政策和中日交涉中的一个症结。     

British Conservative Opinion and the Problem of Germany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This work examines British conservative attitudes towards the Weimar Republic through the lens of several specific issues from the armistice up to the Ruhr Crisis of 1923.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 curious feature of British conservative opinion following the First World War was the consistent hostility British conservatives demonstrated towards the new German democratic state. To be sure, Great Britain had just fought a long and costly war against Germany, and there had been little time for the passions generated by the war to cool. Still, from the early days of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October and November of 1918, the German government was firmly committed to democratic principles. This was a development that the British nation claimed to favour, but the war left many British conservatives ill disposed to consider that the ‘inner change’ in Germany might be genuine or that a stable German democracy was possible. During its formative years, the Weimar Republic faced enormous challenges that would have tested any nation. Yet, even 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within Germany undermine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to succeed in that country, many British conservatives declined to take these developments seriously. Indeed, the attitudes of British conservatives substantially added to the difficulties the German government faced in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s of the post-war world.     

民初知识分子对议会政治的反思与建构

民国初年,面对议会政治的失败,知识分子在反思中进行了新的探索。大致表现出三种路向:第一是认为中西社会条件不同,代议制不适合中国;第二种主张用普选制、职业团体选举来改造代议制;第三种要用直接民权取代代议制。但民初政治发展的实际走向是从移植西方代议制转向由集权走向宪政的曲折道路。     

民国时期国人对公共卫生建设的认识

民国时期国人对公共卫生建设的认识是：一、从防治疫病、保障民族健康、发展社会经济、提高国家地位与声誉等角度认识到公共卫生建设重要性;二、从国情与公共卫生建设内部要素的关联性提出了公共卫生建设的方针,并从公共卫生的性质与应办事项的角度对公共卫生建设的目的和内容进行了阐述;三、认识到当时进行公共建设在社会经济、卫生观念、政治组织、人才与科学技术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因素;四、从提倡西医、卫生教育、人才培养、卫生经费、卫生技术与设备、社会建设同步性、社会共同参与性、国际合作等方面阐述了从事公共卫生建设的方法和手段。这些认识虽有局限性,但也具有积极的历史作用与现实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