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和我国第一部《婚姻法》的起草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8月24日第7版《毛泽东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和《福建党史月刊》2004年第5期《毛泽东“宽”待王明》两篇文章,都不约而同地提出是王明领衔起草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但笔者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历史事实并非这样。《人民日报》(海外版     

读者来信摘登

贵刊2012年第2期孙旭培《新闻立法的历程和思考》一文,写得很好,作者见解,发人深思。但美中不足,有一处说到"1986年11月,上海的新闻法起草小组拿出过《上海市关于新闻工作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与新闻法研究室和新闻出版署起草的两个《新闻法》文稿并称为"三个     

数字

95%《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的统计,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在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100%包养了“二奶”。     

中国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胡适与“好政府主义”讨论

中国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胡适与“好政府主义”讨论许纪霖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４日,以蔡元培领衔的中国１６名著名自由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一后来被视作中国“自由主义的观点的第一次系统的概括”①的宣言,实际是由胡适发起和起草的,其一问世即轰动...     

1980年四千人大会讨论《决议》亲历记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继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在改革开放起步之初的又一里程碑式的重要文献。《决议》起草工作始于1979年11月,是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先由胡耀邦、胡乔木负责的起草小组写出初稿,在北京组织多次咨询讨论后,从1980年10月13日起,《决议》初稿交付给全国四千高干(主要是领导干部、理论界和军队代表等),进行了历时约1个月的大讨论。     

张家山汉简之“徒涅”为《汉书·地理志》“徒经”补证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有地名“徒(?)”,整理小组隶定成“徒涅”,并“疑为‘徒经’之误,汉初属西河郡或上郡”(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周振鹤先生已经指出汉初并无西河郡(《<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研究》2003年第1期)。整理小组所定为“涅”的字于四五二、四五五简凡两见,后者较为清晰,其右旁实际上是从日从壬,壬为声符。何琳仪先生在分析方足小布上的“涅”和锐足布上的“涅”时指出“呈”所从“口”中或有一笔,乃是饰笔,战国文字中常见(《锐角布币考》,《中国钱币》     

试论明末徽州府的丝绢分担纷争

万历五年 (公元 1 577年 ) ,徽州府六县间围绕丝绢 (税粮项目之一 )应如何分担问题发生了纷争 ,并引起“激变”。婺源县为寻找对策 ,于紫阳书院设置了“议事局” ,其他各县也写成大量诉讼文书攻击对立县 ,其结果使大批生员被捕。这起纷争是由于“地方公议”引起 ,这类“激变”可视为当时“士变”之一。所谓的事件主谋者、被判监候处决的婺源生员程任卿 ,为辨冤在狱中编纂了《丝绢全书》八卷 ,其根据是“议事局”或类似组织所收集来的一批档案文书。     

黑水城所出宋赵德诚家状试释

有“靖康元年□月　日承节郎赵德诚状”等字 ,称之为“状”并无不可 ,但这件文书的归类 ,通过比对《庆元条法事类》所载宋代文书格式 (详下 ) ,可以进一步确定为就是史籍常见的所谓“家状”。这件文书的定名按照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的习惯 ,应该拟题为《宋靖康元年 (112 6 )保安军德靖寨赵德诚家状》。关于本件的录文和标点 ,有多处值得商榷。1行的“诚” ,从图版看 ,上面缺文至少在四字以上 ,根据《庆元条法事类》所载宋代家状格式 ,首行一般是家状撰者“具官姓名” ,即家状书写人在首行写上自己的官称和姓名。显然 ,1行的“诚”是“赵德诚…     

告地策研究评述

告地策是西汉时期出现的一种丧葬文书,对这类出土文书,学术界曾先后称为“告地下文书”、“告墓牍”、“衣物券”、“文告牍”、“告地书”等。自黄盛璋提出“告地策”这一名称（《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称钱衡、告地策与历史地理问题》,《考古》1977年第1期）,后来学者大多沿用。     

吐鲁番阿斯塔那332号墓方术文书解说

1960年发掘的阿斯塔那332号墓,共出文书16件,其中有纪年的最早为唐龙朔元年(661年)。16件文书中,有7件方术文书,依其内容,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因犯土禁而祭土神的文书,共2件,即《唐写本(五土解>》(编号八)、《唐犯土禁忌文》(编号十三)。第二类是禳解死鬼灾殃的文书,共5件,即《唐祭五方神文残片》一及二(编号九、十)、《唐祭土伯神文残片》(编号十二)、《唐祭诸鬼文》(编号十五)、《唐犯诸鬼禁忌文》(编号十四)。末件文字残甚,本文暂且不论。下面结合内地出土的类似材料以及道经等文献,对以上两类文书的性质及其大致年代作一些解说。     

俄藏黑水城金代《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新探暨重命名

<正>《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收录一件被编者定名为《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的汉文文书图版,(1)并附有俄罗斯学者孟列夫对该文书所作的简单考释,在判断其为"西夏写本"与介绍文书样式之外,主要是汇总了文书中的人名、地名、官职名和军兵种名。(2)2006年,杨浣刊布《黑城〈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考释》一文,(3)订正了孟列夫"西夏写本"说等重大失误,将其准确断定为流入西夏的"金国写本"即金朝文书;孙继民、杜立晖随即于2007年刊布《俄藏黑水城     

黑城《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考释

孟列夫《黑水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关于文书《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的介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误判金国写本为西夏写本;误判部族名称“厮鸡”为兵种名称。二是误认“自愿军”为“普愿军”;误认“武节将军”为“武郎将军”。三是遗漏人名“内族六斤”。《编册》的制订时间考证为公元1217到1220年之间,可能经过夏金战争而被掠入西夏。文书内容部分地反映了金国临洮路地区军事体系的复杂。     

唐代敦煌均田制考察之一——以天宝后期敦煌县田簿为中心

前言1983年底,土肥义和氏发表了《唐天宝时代敦煌县受田簿断简考》一文,对1980年他在伦敦大英图书馆查阅敦煌资料时于未整理文书断片中发现的敦煌县受田簿断片(S8387号、S9487号、计存五行)加以详细考查,在和吐鲁番文书中神龙三年高昌县点籍样等对比后,认为本断片就是由县将各户给田文书类进一步整理后的文书。他认为,文书记载的“受田廿亩”或“受田廿三亩”这一田土额,相当于在点籍样上特别标出的受     

对一篇补正文章的补说

《百年潮》2006年第4期发表冯蕙同志《对<1941-1981:毛泽东与胡乔木>一文的一个补正》(以下简称《补正》),指出拙作认为《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六评白皮书”“可说是毛泽东和胡乔木共同完成的杰作”的论断,“在相当程度上不符合实际情况”,并对七篇文章逐篇作了介绍。《补正》同时也提出了疑问(胡乔木起草的《无可奈何的供状》     

吐鲁番新出土唐开元《礼部式》残卷考释

2002年,新疆吐鲁番博物馆在位于交河故城大佛寺北侧的一处唐代寺院遗址(编号E-15)发掘出土了一些文书残片,经工作人员的精心拼合,复原为一件珍贵的唐代法制文书断片(图一),经过初步研究,推断可能是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的《礼部式》残卷。在唐代律、令、格、式等各种法制文书中,以“式”的原件存留最少,这件文书虽存字不多,但仍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研究信息。一残卷解说与录文此件文书编号2002TJI∶042,黄色麻纸,首尾俱残,高15、长16·5厘米,上部皆残,下部完整,在每行文字结尾处都留约3厘米的纸边。全卷存留文字8行,以楷书精写,文字存留最多…     

吐鲁番出土高昌某寺月用斛斗帐历浅说

1967年吐鲁番阿斯塔那377号墓出土文书一件,原被剪作纸鞋,分为帮、底共8片。经整理知为前后相连的一件帐历,已断裂为4段,纸高27.6、横长累计123厘米。依其内容以《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斛斗帐历》(以下简称《帐历》)为名,编入《吐鲁番出土文书》(以下简称《文书》)第3册。《帐历》虽多残损,且只记支用     

《光明日报》的历史演变

《光明日报》创刊至今近60年,为党紧密联系和激励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起着积极的作用。《光明日报》从一份民主党派机关报发展为党中央主办、中宣部代管的全国性重要党报,成为“党的喉舌”,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     

从敦煌文书谈晚唐五代的“地子”

从敦煌文书谈晚唐五代的“地子”刘进宝“地子”一词，传世文献中所见不多，幸而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保存了一些有关“地子”的文书，为我们探讨唐五代的“地子”提供了一些宝贵材料。姜伯勤先生曾发表了《一件反映唐初农民抗交“地子”的文书——关于〈牛定相辞〉》①，探讨...     

吐鲁番出土的两件算学文书初探

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过两件算学文书:一件是编号为60 TAM 316:08/1(b)的《古抄本乘法诀》文书,另一件是《大谷文书集成》(第二卷)中的第3632号《数字习字纸片》文书.两件文书都损毁严重,大部分字迹难于辨认,但是研究文书的内容,却可发现当时边疆地区的教育信息,反映出当地不仅有普通的《千字文》、《急就章》等教育内容,而且还有数学教育,侧面说明当地教育的多样性.     

一篇胡适佚文的背景和价值

胡适的英文文章“A Philosopher of Chinese Reactionism”(《中国保守主义的哲学家》)发表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这是一篇佚文,与《胡适日记》提到的文章“Goodnow and Chinese Reactionism”有亲缘关系.它的价值在于反映了袁世凯称帝前胡适对新知识分子的认识水平,是理解胡适的知识分子观以及他处理与国家、政府关系的钥匙,还可从中发现他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