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工分的那些日子

大约从1958年开始,中国广大农村进入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实行生产队集体制,大家一起劳动,靠“工分”量度劳动量的多寡,分配一年辛辛苦苦得来的劳动成果.“工分”在当年的重要程度,犹如社员的命根.因为平时生活要向生产队借粮,年终再按工分分粮食还给生产队.     

市九三学社：恢复后，再上新台阶

1955年3月6日．以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为基础成立“九三学社中央直属武汉小组”,这是武汉最早的九三学社组织。1956年2月,在“九三学社中央第一次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召开期间,王家楫、伍献文、唐长孺、涂登榜、程千帆、张人价等6位武汉社员代表,认真学习了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陈毅副总理的重要讲话,积极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开始酝酿筹备成立“九三学社武汉分社”。     

南社研究会成立

9月5日．南社研究会在苏州成立。吴江派出专门采访团,寻访近20位南社社员后裔。9月12日起。由吴江市博物馆组织的“百年南社”两岸三地展览赴香港、台湾展出。吴江是南社活动的“大本营”,柳亚子、陈去病是吴江人,吴江籍的南社、新南社社员更是多达130多人。     

聂荣臻与江津青年的法兰西岁月

<正>在江津区城郊“聂荣臻元帅陈列馆”瞻仰大厅左侧展墙上，挂着一幅引人注目的油画作品《誓言》。画中有4位西装革履、神情庄重的青年，分别是聂荣臻、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1924年2月5日，他们相约去瞻仰著名的“巴黎公社社员墙”。聂荣臻的女儿聂力在回忆录《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中写道：“他们神情肃穆地站在‘社员墙’前……父亲（聂荣臻）举起右拳，深情地说：‘我为自己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而由衷高兴。我要一辈子信仰、坚持、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     

依安县新合村实行“一村两制”

依安县新合村实行以联合生产大队为形式的集体联产承包和家庭联产承包两种经营体制,这种“一村两制”的产生及发展,为全省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新合村属依安县向前乡,地处涝洼带,土地贫瘠,十年九涝,素有“穷新合”之称.1983年1月2日,党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改革的若干问题>的通知》.3月,依安县委召开了传达该文件全县三级干部大会,新合大队周围的公社,生产大队都选择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新的经营方式,以苏在兴为支书的一班人,并没有急于形成“分家方案”,12月,新合大队召开社员大会,大多数社员愿意采取集体承包经营,继续巩固壮大集体经济,保留生产大队的形式,少部分社员要求“大包干”,搞家庭联产承包.大队支部尊重社员的选择,依据中央1号文件确保“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集体财产集体所有不变”、“充分尊重群众意愿”、“不搞一刀切”的精神,新合村实行“一村两制”.     

黑龙江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黑龙江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成立于1949年7月,是全省供销合作社的经济联合组织,是全省供销合作社的管理机构。按照社章规定,其组织领导体制实行“两会制”,即理事会、监事会。社员代表大会是供销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监事会及其领导成员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实行任期制。理事会是社员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执行机构;监事会对社员代表大会负责,是联社的监督机构。到2005年底为止,全省共有市（地）级供销合作社15个,     

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的考察

西泠印社得湖山钟灵,俊彦汇聚,名家卓立,以“研究印学,保存金石”为宗旨,承先启后,蔚成风气,足擅中国印坛百年风流。同时印社也经受了上个世纪中国社会动荡激变的每一个过程,虽历劫而不靡,胜地重新,事传梗概;然而风雨飘萍,人踪杳渺,早期社员的状况,半个世纪来已渐多存疑。其中仅早期社员名单,就众说不一。1979年后,印社曾几次公布早期社员61人的名单,来源注为“见西泠印社志稿”。对此印人多有质疑,西冷印社百年大庆出版的《印社史料长编》就摘录     

地方志工作定位的思考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存史、资治、育人、兴利”只是地方志的功能。而不认为是地方志工作的定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志工作的发展。笔者认为,地方志工作应定位在“存史、资治、育人、兴利”上。地方志工作首要的定位是“存史”．要处理好资料性和著述性、真实性和思想性、部门志和地方志、普适性和地方性的关系。其次,要定位在“资治”上。作为“资治”要明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仅要看到过去,而且要看到现在和未来;不仅在“治民”,而且在“治官”,并且要处理好“一”与“多”的关系。同时．论文对地方志如何“育人”、“兴利”也作了较深入的探讨。     

“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真正来历

“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家喻户晓的话从何而来？答案就在贵阳息烽县的养龙司乡堡子村。那是在20个世纪50年代的农业大生产热潮时期,养龙司乡堡子村在1954年年底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的许多男社员轻视女性的旧思想还未扭转,不赞成妇女出门干活,导致全村23名女社员只有三四人出工。她们和男社员干同样的活,但以当时的工分制来算,男社员每天记7分,     

清代院试的准考证和补考证

清代的科举可分三级：第一级“小试”．又称“童子试”,俗称“考秀才”;第二级“乡试”,俗称“考举人”;第三级“会试”和“殿试”．俗称“考进士”。清代沿明制,府、州、县均设学校,学生称为“生员”即“秀才”,是最低一级的功名,要取得秀才的资格．必须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     

安徽省贵池县发现“秦半两”钱范

安徽省贵池县发现“秦半两”钱范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７日,贵池县殷汇区殷汇公社第五队社员蒋华来在秋浦发现两件＂半两钱＂钱范,后卖给殷汇废品收购站．县文化部门得知这个消息后,将其取至县文化局收藏．这两件＂秦半两＂钱范,大的长２５厘米,宽１５．７厘米,浇铸面...     

三战狼窝掌

闸住了白驼沟,荒沟变粮田,社员们造地的信心更坚定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又先后治理了五条沟.到1955年春天,七条沟已经治理了六条,条条荒沟都变成了“合作沟”那样的“人造田”.就在这个时候,大寨党支部提出要治理最大的一条沟——狼窝掌.     

信息播报

市九三学社以“向王选同志学习”为题纪念建社61周年2006年9月3日是九三学社建社61周年纪念日。市九三学社以“向王选同志学习”为主题,开展纪念活动。社市委号召九三社员学习王选同志献身科学、努力拼搏、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自主创新精神,对国家和人民忠心耿耿,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真诚合作的思想风范,激励九三社员继承和发扬与中共同心同德、和衷共济的光荣传统,不断推进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向前发展。     

饶毅 中国科学界的“鲶鱼”

2010年9月3日,美国《科学》杂志刊发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共同署名的社评文章《中国的科研文化》。文中,两位科学家指出了中国科研经费分配的问题：“关系”起了太大的作用。他们认为,科研经费分配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正在减缓着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其中的问题,一部分要归结为体制,一部分要归结为文化”。     

年鉴工作十议

根据在编纂年鉴当中的一些困惑问题,提出十条参考意见：年鉴工作者要有超前意识;年鉴工作要全面适应新形势;对年鉴的“官用”、“民用”要辩证思考．搞“双轨制”;年鉴框架设计要从信息载体出发,进行改进并作为经常性的工作;要不断增强年鉴可读性与实用性;年鉴文本应多样化;正确处理静态信息和动态信息的关系;年鉴编辑要有长远眼光;年鉴组稿要有前瞻意识;年鉴印刷提倡多色印刷。     

来稿摘登

广东省深圳市室安区史志办公室康少高来稿认为,经济活动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通过客观地记述来体现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城市区志不能回避的问题。地方志不但要记述国民经济量的发展,更要记述质的变化。“质”的内容包括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的要素和模型;财富的积累和分配状况。要对经济类篇目设置进行探索,要充分反映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社会实际。     

部分先富"大政策"及其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分配领域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有效地提高了经济效率．从目前实际看,这一政策的中期目标刚提出来,其历史使命尚未完成。因此,我国必须继续坚持这一政策,同时要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防止差距过大。     

从几件文物看川陕根据地的土地革命

1932年12月底,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迅速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等县,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为了尽快使穷苦农民得到翻身,红军一面和敌人作战,一面抽出数千有农村工作经验的指战员,组成农村工作队,分片负责,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1933年2月,中共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了。当时土地革命运动的情况,今天我们还可以从几件文物中看出一个梗概来。一、“怎样分配土地”《怎样分配土地》(图一),是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编印的一本小册子,里面讲了“为什么要分配土地”、“怎样分配法”、“土地问题解答”和“     

坚持“言论公正”的民国报业大王成舍我

一、和柳亚子“诗见”不合起争执成舍我（1898--1991）原籍湖南湘乡,出生于南京下关。他本名成平,“舍我”是投稿时的一个笔名,语出《孟子》“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豪气干云,目空一切。民国初年,成舍我来到上海,因向《民国日报》投稿,得到该报负责人叶楚伧的赏识。不久,他被揽入报馆做校对和副刊编辑。当时．他已加入柳亚子等人组织的文学团体南社,便经常在自己编辑的副刊上发表南社社员的诗作。     

贫困小县新田为何被毛泽东树为旗帜

新田,一个地处湘南边陲的山区小县。解放前,这里人贫地瘠,人们形容是“干死蛤蟆、饿死老鼠”的苦地方。解放后的十几年,由于自然条件差、底子薄,祖祖辈辈生活在这方天地的20多万新田入仍然过着“吃粮靠统销、生产靠贷款、建设靠投资、社员靠救济”的窘迫生活。1966年前,国家每年要统销一两千万斤粮食给新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