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危机与1919年南北和谈

1919年议和前后南北政府混乱的宪法依据,以及双方各利益集团的不同考虑,凸显出南北议和的一个难点:宪法问题.也正因此导致第二次南北和谈缺乏一个能够统摄各方的中心,并使南北军阀在和谈前期达成的利益妥协不能实现,和谈最终陷于瘫痪.     

抗战胜利后的国共重庆谈判述论

近年来,在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的教学研究中,提出了涉及抗日战争后国共和谈性质方面的问题:我党把重庆和谈视作战略方针,还是斗争策略?重庆谈判有无必要?我党是否有和平诚意?     

国民党《中央日报》在重庆谈判前后的态度

抗战胜利之初,国共两党就中国未来发展前途和建设大计在重庆进行了一次谈判。对这一影响历史的大事件,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的态度却意味深长:先是因预判中共不敢赴会而"假戏真唱"进行宣传,当得知毛泽东亲赴和谈后慌忙调整编辑方针,刻意忽视中共的影响力、淡化和谈的报道,还曲解报道《会谈纪要》的内容……这一切,实为蒋介石政权对国共和谈态度的侧面表征。     

回忆北平和谈

光阴荏苒,北平和谈已经五十周年了。它在二十世纪中所占地位不是太重要,但在中国现代史上却是个重大转折。我是自始至终直接参与北平和谈还健在的一个人,我把自己亲身经历如实写下来,为百年历史作一个见证。     

张治中留在北平以后

194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了以张治中为团长的代表团来到北平,要与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双方经过反复磋商,终于达成和平协议,但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和谈宣告破裂。和谈破裂后,张治中被挽留在北平。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曾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桂系“倒蒋”与国共北平和谈

1948年底至1949年初,随着国民党政治军事形势的急骤恶化,国民党党内求和呼声日益高涨,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开始密谋反蒋和共,趁机打出了和谈的旗帜,并最终导致了蒋介石的下野与李宗仁的上台。随后,国共两党又一次走到谈判桌旁,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北平和谈。     

战犯问题与国共和谈

在国共两党战略决战阶段,中国共产党灵活地运用了战犯问题.无论是战犯名单的公布、严惩战犯原则的提出,还是北平和谈中关于这一原则的灵活执行及对桂系的争取,都是为了击破国民党政府的"和谈"攻势及企图,明确战争责任,将革命进行到底.     

张季鸾与抗战时期的中日和谈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到一个月,国民政府各种形式的对日和谈便开始了。这些和谈贯穿八年抗战的始终。其中以蒋介石、张群为背景,张季鸾本人及委托胡霖与日本在香港进行的和谈,便是上述和谈的重要部分。 张季鸾介入中日和谈是从“陶德曼工作”开始的。1937年11月5日,日本的“和平条件”经陶德曼转给了蒋介石。此后,蒋、陶开始接触。张季鸾作为蒋介石的特邀人物参加了会谈。经过讨价还价,蒋介石准备有条件地和日本达成和议。但由于日军逼近南京后增加了条件和日本政府缺乏议和诚意等因,和谈告吹。 蒋日议和之事传出后,舆论对蒋十分不利。张季鸾利用《大公报》于1937年12月5日、12月8日发表《德国调停之声》、《最低调的和战论》等文为蒋介石善后。文章中关于战与和的言论完全符合国民党、蒋介石在此事上的方针。1938年初,张季鸾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去香港。关于此行的目的,他在出发前向王芸生交代工作时说:“我这次到香港去,是受蒋先生之托,去向敌人撒一把迷眼的沙子。”以此为起点,他往来于香港和汉口     

宋庆龄拒任“行政院长”

1948年底,蒋介石眼见自己兵败如山倒,不得不于新年发表《元旦文告》,宣布"引退",把总统职务交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李宗仁心知,非进行和谈不足以打开僵局。为此他多次邀约张治中到傅厚岗官邸研商。张治中对他建议:"最好您能把孙夫人和李任潮先生请出,先行改组内阁,才能考虑和谈。您如能     

“国共和谈”内幕

“国共和谈”内幕１９４８年秋至１９４９年初,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的统治面临全面崩溃。为挽救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达到所谓“划江而治”的目的,“代总统”李宗仁宣称,愿同中国共产党谈判。４月１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     

吉田书简、“日台和约”与中日关系（1950—1952年）

20世纪40年代末期,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亚太地区的国际形势。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也从“抑制”改为“扶植”。为此加紧推动排除新中国的对日“宽大媾和”。日本的吉田茂政府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发表“愿意与台湾订立和约并恢复外交关系”的公开信,史称“吉田书简”。这一件规定了战后日本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基本框架,使中日关系直到70年代初一直处于不正常的状态。本拟对“吉田书简”出笼与“日台和约”订立的历史过程以及当时的国际关系．作一简单的论述。     

中日两国围绕明治天皇去世开展的"葬礼外交"探析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尽快争取外国列强的承认成为了民国政府外交工作的优先课题,日本则在该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同年7月,日本明治天皇病逝,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纷纷向日本驻华外交机构致以哀悼,同时中央政府还希望派遣正式代表赴日吊唁,意图借助于"葬礼外交"的舞台扩大中华民国的外交影响.由于日本当时还未承认民国政府,日本政府以非正式的方式向民国政府转达相关信息,并劝阻民国政府派遣代表赴日的计划.另一方面,日本还通过在华的报纸媒体发表文章,安抚中国官民的不满情绪.中日两国围绕明治天皇去世所展现的"迎"与"拒",反映了外交手段与外交实践的分离,以及民国政府寻求列国承认与日本政府意图扩大在华利益之间的对立.     

清代小曲与日本的"清乐"--介绍几部日本清乐集

一 清代小曲在某些地区又称时调、小曲子、小唱等,它是由明代时兴小曲发展而来的民间流行歌曲.明代中叶后,时兴小曲已经流行南北各地,以其真纯、泼辣的内容和不拘一格的音乐形式猛烈地冲击着正统文坛,被明代文人称作"我明一绝"(明卓人月语).清代小曲的发展,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清末中朝日"间岛问题"交涉之原委

所谓“间岛”,位于图们江以北,自古属中国领土,然其地名为朝鲜人所造,我国无其名。1712年中朝勘立定界碑之后,围绕“间岛”归属间题,朝方不断挑起事端,成了清末中朝两国边界谈判的一个焦点。20世纪初日本接制朝鲜的军事和外交权之后,“间岛”问题被日帝所利用,成为其攫取满蒙许多权益的交易品。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日交涉中步步退让,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换取了日帝对“间岛”是中国领土的最终承认。     

"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由东北师范大学主办、东北师大日本研究所承办的“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9月26—27日在长春召开,并获得圆满成功。来自日本和中国的近40位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共收到论文24篇,有22位学者在大会上做了正式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西村成雄、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韩东育以及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李阁楠做了基调报告。与会中日学者就中日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提     

中日南极事业中的"蜜月合作"

《南极条约》包含了对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公平的条款。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没有能够参加利益关系重大的南极活动。80年代,因为国际政治气候的变化,中日两国接近,在南极考察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协作。日本政府和社会对我国的南极事业给予了积极支持,中日度过了一段两国关系史上少有的“蜜月时期”。     

清末留日学生"取缔规则"事件再解读

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因日本政府颁布"取缔规则"而发起的群体抗议活动,无疑是民族精神和爱国激情的张扬.但是,就"取缔规则"本身来讲,从出台缘由、性质到具体内容,实属正常的教育整顿,旨在进一步规范日本的留学教育.留日学生因日俄战争中国所遭受的民族耻辱,以及日常生活中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积之日久形成强烈的反日民族情绪,以"取缔规则"为导火线,一触即发,从而将教育问题演变成一场激进的政治反抗运动.事实上,留日学生对此规则存有诸多的误解与误读,情绪化的激情有余,冷静的客观分析不足.难能可贵的是,留日学生也在"蛮干"的过程中逐渐反省,回归理性.这对留日学生日后的政治追求和社会活动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独立评论》的抗日主张

《独立评论》创办于1932年5月，停刊于1937年7月。九一八事变后，对日外交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胡适等受过欧美教育的职业知识分子，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试图以实验主义哲学处理中日间的冲突问题。他们在其创办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主张对日进行积极又不失主权原则的外交。这既有别于当时患得患失无所作为的政府，也有别于那些“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的不妥协派。《独立评论》的抗日主张，作为北方学人的一种声音，引起当局及欧美和日本等国的重视，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开发区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

正深入推进"中国制造+互联网",建设若干国家级制造业创新平台,实施一批智能制造示范项目,启动工业强基、绿色制造、高端装备等重大工程,组织实施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国资委、税务总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