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在华西人与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

随着1830年前后中英之间冲突的演进,来华西人群体对广州贸易体制愈益不满,逐渐产生了对华武力强制的舆论。西人先后在广州发行了一批英文报刊,作为舆论阵地,在1830年代初期提出对华武力威慑,迫使清政府废除广州体制、实现对华自由贸易的主张。1834年律劳卑事件后,这种主张发展为对华战争的舆论。在西人内部,武力威慑论和对华战争论都曾引起争论,部分西人反对这种依恃武力改变对华关系的观点。1837年英人几种关于对华关系的小册子出版后,来华西人分别在其报刊上提出对华关系的武力强迫论、商业交往论和宗教改善论。但在1837—1838年的兴泰行商欠案发生后,西人普遍不满广东当局对此案的解决,对华战争渐成为其一致主张。     

清朝前期的商欠案及其解决

在清朝前期的对外贸易中,行商发生商欠的案例层出不穷,行商因商欠而破产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清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防止商欠案发生,但总由于未触及行商制度之根本而不见成效.清政府对破产行商进行严厉制裁,对行商欠外商债务积极予以偿还,但却对外商欠行商债务不闻不问,充分说明清朝政府对本国商民和外国商民政策的不平等.     

乾嘉道时期的广州贸易与行商商欠问题再考

本文旨在重新解释广州涉外贸易。关于这项贸易,中国政府的目的在于在保障边境安全的同时,杜绝关税不能按期完纳的情况发生;中国行商为保证自己的商业利益,努力化解可能导致他们破产的各种危机;从这项贸易里获得巨大收益的外国商人,尤其英国人,则尽可能消除一切增加他们贸易成本的规章制度,笔者称之为"行商制度"。另外,本文还指出,商欠其实分恶性和良性两种,恶性商欠的爆发往往导致地方甚至中央政府的直接干涉,口岸管理政策会越加严密,但良性商欠作为一种中外商人间的融资行为普遍存在于广州贸易。     

清代行商之保商制度初探

清代广州行商制度是清政府管理经营和控制对外贸易的制度,是封建垄断的特殊制度。行商几乎垄断了当时全国的对外贸易,只有行商是官方承认的有资格跟外国商人做生意的商人,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质,也有人称其为"官商"。行商的这种"官商"性质使得行商的职能不同于普通的商人,保商制度就是"官商"的职能之一。而这一"保"却成为行商破产及行商制度崩溃覆灭的主要原因之一。     

十三行闽籍行商家族联姻初探

<正>广州是近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清代中国对外通商的重要口岸。广州十三行的行商是一批活跃在清代中晚期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他们是经清政府授权垄断对外贸易的群体,以出色的商业才华拓展海洋商贸,加速广州发展成为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前期对外贸易的中心,在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创立了辉煌业绩。从清康雍乾时代到道光年间一百多年间,广州涌现出一批较有影响的闽籍行商:如泰和行颜亮洲、同文行潘振承、怡和行伍秉鉴、义成行叶上林等。他们在十三行的     

《近代史研究》2007年总目

(作者后面括号内圆点前为期数,圆点后为起始页码).专题论文.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王奇生(1.21)“无情鸡”事件:国民革命后期劳资纠纷的实证考察……………………………………霍新宾(1.41)兴泰行商欠案与鸦片战争前夕的行商体制……………………………………吴义雄(1.56)北洋政府时期国内公债总额及其作用评析……………………………………潘国旗(1.76)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的押租与押扣——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李德英(1.95)近代地方文化的跨地域性——20世纪二三十年代粤剧、粤乐和粤曲在上海………     

清代广州行商制度研究

清代前期实行的行商制度,具有对外贸易垄断所有权与垄断经营权相分离的垄断特征。它使具有官商特征的行商成为专制国家统制对外贸易的工具。行商握有垄断经营对外贸易的权力,同时又负责征收进出口货物的关税,代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并进行严格的管制。行商制度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涉及到清代专制国家、粤海关等衙门的官吏、行商、外国商人和中国私商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些利益关系的变动最终导致了行商制度的衰落,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专制国家与经济制度变迁的关系。     

漫谈英属东印度公司的流通硬币和威廉四世银卢比的版式

作为英国对东方进行商业垄断贸易和殖民扩张的组织．英属东印度公司1612年开始在印度建立据点,1639年以每年600英镑的代价租得马德拉斯村庄的土地,筑成乔治堡城。后来发展为马德拉斯市。1661年,葡萄牙国王将孟买作为公主的嫁妆赠给英王查理二世。1687年,查理二世把孟买转让给了东印度公司,公司将商馆从苏拉特迁到孟买。1689年．公司董事会决定在印度增加税收、扩大贸易、保持武力、建立国家,从此东印度公司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贸易机构,而是拥有武装的政权机构。到17世纪末,东印度公司已牢固地统治了孟买、马德拉斯、加尔各答及部分内地城市。1757年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此后六十年间东印度公司统治了整个印度。     

《南京条约》中的“商欠”问题

《南京条约》中赔款一项,除烟价、军费外还有商欠。所谓商欠,是指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在广州设立的行商在对外贸易中欠下英商的债务。对此,条约第五款规定:“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三百万元,作为商欠之数,准明由中国官为偿还。”这笔巨款究竟是怎样欠下的?既为行商所欠,何以要由中国官为偿还?本文试对这一问题作一简要论述。     

清代广州贸易中的法国商馆

法国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的海外贸易竞争中不甘落后,借助政府支持积极开展与中国的商业贸易,并在广州设置商行处理各种事务。法国商行的设立、发展及最后的关闭,与法国在国际上与英国争夺海外殖民地及国内革命形势和贸易政策密切相关,它经历了与法国东印度公司同样的命运,即起初在对华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在18世纪末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本文依据原始文献对这一时期来华法国船只的数量以及法国商馆的管理人员名单进行统计,力图清晰呈现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法国与中国的贸易状况。     

洪光明的唯美追求

洪光明先生,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艺术史硕士,曾经在台湾辅仁大学教授中国及东南亚纺织品专业课程,现为台北亚细亚佳古美术与艺术总监。我们对于这位学者型收藏家的了解,主要来自其《黄花梨家具之美》。     

香港世界地质公园 忆在沧海桑田时

<正>提起香港,绝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是密匝匝林立高楼、热闹闹繁华街市,还有欢乐无限的迪士尼乐园、海洋公园、维多利亚港等知名景点。而说到香港还有一个世界级的国家地质公园,不要说内地游客,就是香港人也有不知道的。事实上,拥有许多地质奇观的香港地质公园,2008年才正式对外开放,一年后,便成功升级为中国国家地质公园,是个年轻的世界地质公园。     

论袁宏的历史辩证法

东晋史家袁宏的《后汉纪》不仅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有着很高的思想价值。袁宏将辩证法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形成深刻的历史辩证法。他一方面以发展的观点审视历史,把历史视为持续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又以系统的观点考察历史,注意把握历史的内在联系。他既朦胧地意识到事物内部存在着彼此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认识到事物的发展总是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又注意考察事物的不同方面,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袁宏的历史辩证法包含着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成分,值得认真地加以总结。     

再论洪秀全的人格心理

近年对洪秀全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小高潮,但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洪秀全早年的人格带有神经质特征,"异梦"是其尊重需要受挫的反应,而信教则导致其人格退化,并使太平天国的比济政策产生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雕塑艺术的旷世绝笔——太原隋代汉白玉石椁墓

1999年夏,当代中国几十位德高望重的物考古专家,从四面八方云集并州,在山清水秀的悬瓮山下,饶有兴致地对一座新发现的汉白玉石椁墓进行考察研究。面对着刚从泥土中露出容颜的石椁．观赏着那精湛绝伦的汉白玉浮雕,这些博学多识,对历史和考古有着极深造诣的权威们．一个个都按捺不住激动喜悦之情．对它发出一声声感慨和赞叹．给予极高的评价……     

江泽民与香港回归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新的领导集体,在继承和发展邓小平"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政治交代"和"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在指导香港回归前的"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香港回归后的"保持长期稳定和繁荣"工作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新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使"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在探索中逐步成型、成熟,使"香港明天更好"的前景现实性地呈现.     

弘一大师温州情缘 温州博物馆藏弘一大师致友人郭奇远信札

今年是我国新文化运动早期活动家、律宗大师弘一（李叔同）诞辰130周年。其前半生以李叔同名号而盛誉于艺术教育界,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介绍音乐和话剧及西洋绘画的先行者。后半生潜研佛学,编著佛学典籍,人称＂律宗大师＂。     

洪迈辑论《史记》的文字表述

南宋学者洪迈纂有《史记法语》一书,专辑《史记》中的嘉言美句成编,而其所著《容斋随笔》中有数十则关于《史记》的评论,涉及对《史记》所述史事的评论和对于《史记》本身的批评,其中亦多关于文字表述者。而《容斋随笔》的有关评论正是有《史记法语》作为基础。洪迈在研究《史记》文字表述上,所论深刻,并具有鲜明的审美色彩,对后世《史记》研究领域的拓展有很大影响。     

香港两文三语教育架构的沿革

香港两文三语的语言教育架构是香港特定的地理位置、政治、经济和人文、历史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对香港两文三语教育架构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回顾,有助于人们加深对香港社会的了解,有助于探讨如何切实搞好香港多语教学和处理好多种教学语言之间的关系。     

1967年香港反英抗暴斗争后中国对港贸易的恢复

1967年香港的反英抗暴斗争,是中英关系史和香港发展史上一次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因此次事件,中国内地暂停经香港的转口业务,港英当局对内地采取贸易歧视政策,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乘机加紧对港澳市场的争夺。到1968年,中国商品占香港进口市场份额退居第二位,位列日本之后。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迅速恢复和扩大对港澳地区的出口供应。透过历史的考察与分析,可以看出中央政府确保对港澳市场的稳定供应具有战略意义,体现出中央保持港澳地区长期繁荣稳定的方针是一贯的。在反英抗暴斗争中,中央政府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在外贸总量同期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中英贸易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