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曲解与辨正——以《旨趣》为中心的观念史新解

傅斯年是一位颇具哲学素养的理论家,但其"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却长期被理解为"史料派"反对历史理论研究的"唯史料论",由此导致诸多疑点。《旨趣》实际上只是史语所的工作纲领,傅斯年提出"反疏通"是为了实现"集众"工作的可累积性,但其本人治学并不反对"疏通"。无论是把傅氏理解为兰克后学,还是理解为"新宋学",都忽略了其最为重要的科学主义立场和哲学前提。傅氏科学史学的核心方法论其实是比较语言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语言"主要指口说的"语言"而非文句考据的"文字"。正是基于比较语言学已经在近代发展出较为确定的类型学理论,傅斯年才敢提出重建科学古史、光复"汉字"的科学史学主张。傅斯年虽然与历史主义者一样共同反对历史规律研究、强调以史料研究为本,但本旨截然不同。傅斯年是在现代哲学转型背景下放弃了近代理性主义立场,转向与"语言转向"暗合的融贯论的新实证主义,其史料观是一种观念史料观。     

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辨析

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辨析江心力傅斯年在１９２８年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明确指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主张成为傅斯年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历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厘清它产生的渊源及基本内涵,对于讨论中国近代史学史一...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史学就是史料学,他认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其进步要归功于史料;二是倡导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否认史学应该为现实服务;三是坚持保证历史学的"客观性",需要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实现方法工具的扩充;另外傅斯年也形成了一系列史学方法论,主要有历史比较法和思想史研究法。     

东汉灾异的早期记录——从原始史料到伏侯《古今注》

东汉一代有着较为完备的灾异记录制度,这包括灵台的天象观察、郡国的灾异上报、刺史采取灾异以及特使查访灾害,最后由太史令"掌记之",从而形成了原始的灾异史料。这些灾异史料随即为东汉的"注记"与"起居注"所采用,成为官方史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伏侯利用其与修《东观汉记》的便利,即仿照官方之"注记",撰成《古今注》一书。该书之记事,以灾异、祥瑞为其大宗,虽不曾为《续汉书·五行志》所采用,却是了解东汉官方灾异史料的重要参考。     

义理下的史学:朱熹对《史记》的认识与评价

朱熹出于义理之学的立场,对"是非颇谬于圣人"的司马迁《史记》表示了不满、贬低和否定,认为《史记》的价值不如四书和五经,存在尊孔不力和尊儒不醇的现象;认为《史记》的书法记载无序,衔接不密,并对其史实错误作了揭露。朱熹对《史记》的批判,也缘于他与浙东学派吕祖谦等人的学术竞争,针对后者尊崇史学、重视《史记》的行为,朱熹表示反对。但是,重视格物致知、承认知识价值的朱熹,在强调"尊德性"的同时,也主张"道问学",为此又对《史记》记事的客观性及其史料价值、读史地位表示认可。朱熹对《史记》的评价,主要以其义理之学的立场为标准,以是否尊经重儒为准绳,而较少考虑《史记》在史学拓荒中的奠基作用。     

辨体知类,分理篇章——刘咸炘《礼记》学探微

刘咸炘经学思想的根本是"六经皆史",其读书治学的首要在于"辨体知类",故其《礼记》学能够在晚清民国独树一帜而别具特色。刘咸炘认为《礼记》的体例是"儒家丛书",宗旨为"儒门大义",其本质与诸子异体同实,俱为说理之文。因此,他提出研治《礼记》分理篇章的学术方法,摒除《礼记》中与《仪礼》类似的曲节仪度之文,专取其中说理之篇如《礼运》、《礼器》等,进而比类相连、贯通章句,又标举礼学的大义在于"养生送死事鬼神"八字。凡此,在不动摇《礼记》经典地位的前提下,开创了《礼记》研究的新方法。     

吴汝纶史学思想探析

吴汝纶是桐城派的末代宗师。他校勘了大量史部典籍,选编的《李文忠公全集》,撰写的《李文忠公事略》、《欧洲百年以来大事记》和《东游丛录》等,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他认为方志可"为史者资焉",所纂修《深州风土记》首创"人谱",拓展了中国旧有方志的内涵。他信奉进化史观,认为"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蒙","此其资益于自强之治者"。他提倡史学经世,主张废科举,兴西学,希望通过"智民"和"强国"来维护清廷统治,并以此为标准,评判当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科学史学乎?“科学古学”乎?——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之思想渊源新探

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傅斯年以其"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成为所谓"史料学派"的代表人物。而"史料学派"之推动历史研究的科学化,又常与德国兰克学派的理论和实践相比仿。不过傅氏虽然曾留学德国,但从他的藏书和其它资料来看,其实他在留学期间,对兰克学派及其德国的历史研究,并没有太多接触。相反,傅氏对西方博古主义或古学运动对古典文化的研究,颇有兴趣。他在回国以后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也显示出他之强调史料的扩充和整理,并由此来推广科学史学的做法,介乎于科学主义和博古主义之间。     

《沁园春·雪》的解读之争

学者谢泳曾发掘出毛泽东《沁园春·雪》1945年在重庆发表时两则相关史料。一是重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将这首词抄给傅斯年,在信中写道:"日前之晤,承问笑话,忘记谈一事,即毛泽东近作之《沁园春》也。特另纸录陈,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虽未具体展开,但很明显,对《沁园春·雪》语含不屑。二是作家吴组缃在当时的日记中,也谈及读《沁园春·雪》的感想:"毛主一切为大众,于文艺尤主‘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却作这样的词。毛反对个人英雄主义,而词中充     

西文史料与中国史研究

一 我虽不能完全赞同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观点,但不可否认,史学研究的每一次重大转型都或多或少与新史料的出现或固有史料的重新解读有着密切关系。史学研究的领域、视野乃至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注史料的视野、驾驭史料的多寡、解读与使用史料的角度等方面。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话"蜂台"

"蜂台"一词,唐五代有关佛教的专文中常见.姑从《全唐文》等总集中搜寻,抄列如下: 穷贝牒之遗文,集蜂台之秘箓.(武则天:《三藏圣教序》,《全唐文》卷九十七) 临雁塔之阶基,对蜂台之阃域.     

“鬼”玉考

“鬼”玉是最近提出的中国古代玉材及玉文化研究中的新课题.是指《禹贡·冀州》所记的冀州属地及其北部包括今俄罗斯贝加尔湖周边地区所产的玉材。在这片广袤土地上游牧、耕作、生活、繁衍的“鬼”部族及其近亲部族曾被载入史册。该地东萨彦岭和外兴安岭维季姆河等玉产地为其玉器制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石峁出土的126件玉器就是龙山文化时期鬼玉的珍贵遗产,其中的黑玉圭、璋等玉器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玉器。鬼玉(即石峁玉器)与所见贝加尔湖西南古文化玉器有着很大的不同.其源头可能不在贝加尔湖周边,而在其附近或距其不太遥远的地方。     

说“太常郡”

西汉武帝末年,太常始辖陵县,这标志着“太常郡”的出现,由于太常所辖陵县的数目不断增加,所以“太常郡”的辖地也在增加,而其边界亦随之变化.由于诸陵县呈点块分布,所以“太常郡”的辖地从未有连为一体.从地理分布上来看,诸陵县散布于三辅内,而在行政上却隶属于太常.汉元帝永光年间,废除陵县制度,“太常郡”随之消失.     

"汉家尧后"说考论

两汉时期曾有“汉家尧后”一说的流行。此命题旨在证明尧帝是汉家天子的“祖先”,而汉朝统治是尧帝神圣统绪的光大。只有从文化背景入手,结合上古的崇圣观念与正统观念,才能正确把握“汉家尧后”说产生的思想根源。而“绍休圣绪”与刘家实际上“起于巷闾”的矛盾,则是汉朝统治者炮制“汉家尧后”说的直接动机。“汉家尧后”说的产生与王莽篡位阴谋无关,它是汉朝政治需要的产物,最早出自谶纬,文献依据在《左传》中。     

"都英额"地方之考察

都英额地方赫舍里氏是满洲著姓,出现满文创始人额尔德尼,大学士希福,一等公辅政大臣索尼,保和殿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索阿图等人,历史地位显赫。清初从龙用八大户中的索姓,即都英额赫舍里氏,索姓是寻找都英额的重要线索,都英额的地理方位是建州女真抚顺市西,都英额的汉译文是关键,为四、四个之意还原大泗水的“泗“为四,是寻找都英额的根本。     

镇江“大兴国寺记碑”研究

《至顺镇江志》中所载"大兴国寺记碑"为研究基督教在元代中国的传播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基督教(景教)的教义、景教在江浙地区的流传、景教在元代的兴衰、元政府对景教的政策、景教与佛道等教的关系至为重要。     

日本古代“初子仪式”考辨

本文据日本正仓院所藏文物及相关文献资料考证认为：日本奈良时代后期（天平宝字二年公元758年）孝谦天皇于奈良内宫举行的“初子祭”（又称初子仪式）乃中国古代“躬耕帝籍”与“躬桑亲蚕”祭祀仪式的联合搬演。它表明了中国礼制文化对日本的传承关系,同时也显示出公元6-8世纪间日本古代政治中强烈的“东方小中华”意识。     

“令支”方国族氏考

从字形上对殷周甲骨卜辞、金文族徽进行分析,例证了金文族徽文字“■”、“■”即是“令支”的合文,“令支”为殷周时古国,地望在今河北省迁安县西,古有令支县故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