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先生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史”

朱维铮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本文以作者亲历的事实,并利用相关书札文献,比较翔实地描述了朱先生组织"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策划出版《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和《中国文化史丛书》,以及筹办"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和著作《走出中世纪》等若干重要的工作,阐明其作为80年代中国文化史学科建设和规划的主要策划人的贡献。     

民主人士罗次启先生

罗次启（1899-1989）,字铭勋,仁怀市二合镇大坝寺杨家岩人,兄妹4人,居长。5岁时在李耿光先生处发蒙入学,两年间读完《四书》,又随族人罗象贤先生读《诗经》。1910年后又读了《尚书》、《易经》、《幼学琼林》,对“小九九”也领悟得特别快。1912年又随曹先生读《左传》、《古文》、《四书集注》、《对偶》、《唐诗》,并学做八股文。在此期间,其祖父大和公常给他讲述洪杨革命故事。“茅台同志会”的首领汪斗南曾在他家摆谈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一些活动,并宣传反对清朝政府、拥护孙文、黄兴闹革命的思想,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其父罗光鳖也参加了“茅台同志会”,该会拟与贵州自治学社联系,开展反清斗争,可惜汪斗南被刽子手霍绍孔杀害,罗光鳌逃到乡间躲避,才幸免于难。     

吕兆禧和他的《东方先生集》

吕兆禧生活于明万历时期,早死,有《东方先生集》和《吕锡侯笔记》传于世,并与姚士麟共辑六朝潘岳等人别集十余种,辑佚之功实不可没。《东方先生集》是明代较早出现的东方朔作品辑本,虽有收录过滥之弊,然搜罗之全、校核之精实优于张燮《东方大中集》。本文钩稽了吕兆禧的生平、著述和交游,指出了《东方先生集》的价值。     

《梁溪先生文集》版本概述

《]梁溪先生文集》的卷数在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的著录不一致,并且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记述也有出入。本文从这一问题入手,对《梁溪先生文集》的版本情况进行简要概述。     

《禹贡》著作时代评议——与刘起釪先生商榷

《尚书》学家刘起釪先生有多篇(部)论著讨论《禹贡》的成书时代,反复论证《禹贡》成书不晚于春秋,提出的证据为《禹贡》写成必在春秋以前或不晚于春秋的一个"铁证",一个"要证",一则"史事",和两则"必早于战国的史实"。此后,刘先生进一步采信辛树帜、邵望平两人的《禹贡》成于西周说。本文认为,刘先生提出的证据存在诸多问题,讨论问题的方法也不尽可取,他对于顾颉刚先生的批评,尤其值得商榷。     

萧乾先生和《世纪》

尽管历史不好假设,但当《世纪》杂志蹒跚着走过十载时光,我的脑际不时会闪现。倘若没有萧乾先生就不会有《世纪》杂志”的念头。萧乾先生夫人文洁若女士曾对我说：“萧乾对《世纪》杂志很有感情。”话语朴实,意味深长。今天,在《世纪》杂志迎来十岁生日之际,在萧乾先生离开我们五周年之时,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萧乾先生对《世纪》的那份浓浓情意。     

谈金富轼对王莽朝记事的篡改——兼与耿铁华先生商榷

《汉书·王莽传》关于高句丽的一段记事,是研究高句丽早期、尤其高句丽同中原皇朝关系的历史弥足珍贵的可靠文献资料,《后汉书》及《三国志》也转录了这一记载.但是,金富轼撰写的《三国史记》,采用了彼时流传下来的极为不可靠的高句丽资料,并用"削足适履"的方法严重篡改了中国文献中关于王莽朝记事的正确记载,使本来清晰的历史变得模糊起来.但耿铁华先生近来发表文章对金富轼的"改写"倍加肯定,并罗列了一些不成理由的理由,借以否定中国史书中关于王莽朝记事的内容,因此本文顺便对耿先生的见解提出商榷意见.     

吕思勉先生的史识与史德——吕著《中国通史》读后

不时有朋友问我：以最便捷的阅读了解五千年来的中国史,读哪种通史好？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排除掉《史记》、《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那样的文言大部头,读过的新式中国通史中,范文澜、蔡美彪先生主编的有10册,白寿彝先生主编的有22册,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是两册,均为1949年后的版本,或多或少都有“以论带史”的特色;相形之下,吕思勉、钱穆、黄现瑶先生的通史类著作,比较简约精要且鲜有政治烙印。     

也谈《登州府志》的版本——与刘正先生商榷

本文针对刘正先生发表的《〈登州府志〉的版本简介》一文中的诸多问题,如将"登州"混同"登州府",将同一版本误为不同版本,将"任浚"误为"任?"等提出商榷。     

长歌当哭 情文并茂——周善甫先生《挽兄联》析评

云南知名学者、书法家、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周善甫先生逝世两年多了，耆宿的精神风貌，长留人间，遗著《春城赋》、《大道之行》、《善甫文存》、《简草谱》等大作，一直广为社会各界传诵、议论。笔者与先生亦师、亦友、亦同事，对先生的长逝，至今哀思无已!     

Earmarks and Elections to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Popular treatments of earmarks abound with allegations that members of Congress use them to aid their reelection campaigns, but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has yet to examine whether earmarking influences elections. To begin to fill this void, we search for relationships between earmarking and several facets of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outcomes in the 2008 and 2010 House elections. There are three principal findings. First, in both election years, active earmarkers faced weaker primary election competition than other members. Second, in 2008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armarking and campaign receipts. Third, both of these correlations exist only among Democrat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earmarks critics might be correct in charging that members, particularly Democrats, benefit from the earmarks they place into spending bil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