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考证补（一）

“公车上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其主要史料是康有为的《我史》。自上世纪70年代起,黄彰健、孔祥吉、汪叔子、王凡、姜鸣、欧阳跃峰诸位研究先进即对此提出责难,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但并没有完全改变学术界的基本看法。本文作者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本文旨在说明,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一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本文亦说明,《我史》中的记载多处有误,是一不可靠的史料;但通过这类并不可靠的历史记录,康有为、梁启超已经成功地书写了自己的历史,并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     

《公车上书题名》考证补

《公车上书题名》是研究“联省公车上书”的核心文件,它最早与康有为的上书全文一并收录在光绪二十一年刊行的《公车上书记》一书中。该书在同一年至少推出四个版本,而所附《公车上书题名》不但错漏百出,且内容互有出入。通过追溯《公车上书题名》的祖本,并结合清宫档案、硃卷、乡试题名录、地方志、传记、墓志铭、报刊、缙绅录等相关史料,本文不但澄清了参与此次上书的人员总数及各省名数,为研究“联省公车上书”提供可靠数据,也对此次上书本身提出若干新看法。     

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二）

三、康有为是不是公车上书的领袖在几本通用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中都是把康有为描写成公车上书的领袖,根据的史料主要是本文开头所引的《自编年谱》的那段文字。而茅先生则对这段文字进行证伪,否定康有为是公车上书的领袖。这项证伪工作不是从茅先生开始的,而是从黄彰健先生开始的,孔祥吉、汪叔子和王凡先生等继其后。他们的基本方法是:按时间顺序排列有关叙述公车上书的三种主要史料(出版于乙未年五月的《公车上书记序》①、康有为的弟子徐勤写于同年八月的《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杂记》、康有为写于同年冬的《自编年谱》),将这三种文献对读,找出…     

“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说辨伪——戊戌变法史考论之一

长期以来,戊戌变法史研究之中,种种问题,争鸣甚多。唯独于其中“公车上书”一节,殊少异议,呈现这种局面,主要因为已有“成论”。此种“成论”,概括起来有四点: (一) 以为“公车上书”者,即是“康有为联合各省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签名上书”,或至少由康氏领导此大联署、大上书。 (二) 因而认为“公车上书”运动,“是由维新派领导发动的”,而“维新派”即康(有为)党也。 (三) 因而认为康氏《上清帝第二书》即为该运动之纲领文献;而该《书》“着     

“公车上书”献疑

以往史料中,对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标志的资产阶级正式走上历史的舞台。然而近年来,史学界对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提出种种质疑,笔者对众多史学大家的研究精华给予总结,从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公车上书”新解

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词书,一般将“公车上书”解释为:汉代用公家车马送应举的人,后来就以“公车”作为入京会试举人的代称。“公车上书”是指一八九五年五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在北京应试举人给光绪皇帝上书的请愿。     

叫板康有为的“公车上书”

正中国近代史上的公车上书,指的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主张变法图强的事件,被人们视为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是中国近代草根政治的开端。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与康有为针锋相对,另有一小撮守旧派"公车"也在上书,其中打头阵的是一位湖南邵阳籍的举人。晚清以来的邵阳,实在是一个有趣的地方。这里虽然"旧不与中国通",却出了"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一步步把袁世凯扶至皇帝至     

“公车上书”本义考

光绪廿一年(一八九五年)四月,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五月二日,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上书光绪帝,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政治主张,这一事件     

“公车上书”考证补（二）

五、官员与公车上书的实际政治作用。官员与公车的上奏波澜渐起,政治局势也随之渐起变化。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究竟如何？我在本文第二节中已经说明了每日上奏、代奏、电奏的情况,以下再逐日地说明三月二十二日以后政治中心的情况,及其与官员、公车上书的关联。     

关于公车上书的经过和主要内容

康有为在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1898年6月)前,曾上书七次。第一次上书,是在1888年1明(光绪十四年九月),这年康在北京应顺天乡试,由于没被录取,是以布衣资格上书的。这次上书除了陈述国际形势及中国危难而说明必须变法的道理外,主要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上书批评了顽     

英国议会请愿的起源

在13世纪中期,因为地方司法治理不力,英国臣民向王室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与此同时,为了扩大管辖范围,罗马教廷和巴黎高等法院也向英国王室发起有力的主权挑战。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被迫开展司法改革,以应对这些压力和挑战,进而加强其统治权威。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允许臣民向议会呈递请愿。在当时,议会请愿的主要内容是寻求司法公正和祈求王室恩惠。它的推行,一方面加强了王权,另一方面维护了民权,由此受到普遍的欢迎和支持。正是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议会请愿获得了初步发展,成为议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英国议会请愿制的成形。最后要指出的是:议会请愿的起源,深受英国君臣之间实力对比的影响。     

Petition to Stop the Dams in Sudan

Petition

Petition to Stop the Dams in Sudan European Committee for Preserving the Middle Nile     

敦煌藏文本《金光明祈愿文》研究

《金光明祈愿文》在吐蕃时代单独流通,受到信徒重视,是当时流传较广的佛教祈愿文之一。敦煌本《金光明祈愿文》与现存藏译本《金光明经》的《梦见金鼓忏悔品》之间差异较大,不属于法成和益西德所译《金光明经》的组成部分,而是自成体系。从渊源上看,其名称中有《金光明》,应源自于《金光明经》,但应属于《金光明经梦见金鼓忏悔品》的异本。《金光明祈愿文》在吐蕃时代单独流通,受到信徒重视,是当时流传较广的佛教祈愿文之一。敦煌本《金光明祈愿文》与现存藏译本《金光明经》的《梦见金鼓忏悔品》之间差异较大,不属于法成和益西德所译《金光明经》的组成部分,而是自成体系。从渊源上看,其名称中有《金光明》,应源自于《金光明经》,但应属于《金光明经梦见金鼓忏悔品》的异本。     

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

伴随唐宋文化转型而兴起的“正统”论,扬弃了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之说．以法则性、道德性“天理”取代主宰性、意志性“天命”,经宋儒精心阐发的文化价值理想、社会政治理想“天理一王道”再次构成统合历史兴盛衰亡之变的“贞一之理”。而北宋时代的正统之辨呈现出儒家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在因应时代变化之际曾具有的复杂、深刻的思想面貌。     

Walking to the Tsosisumkyi“Tribe”

Why do I refer to Tsosisumkyi village as a"tribe"?The simple reason is that this rural community did not go through any democratic reform while Tibet experienced its transition from a feudal serfdom to socialism.How is Tsosisumkyi today?Is there any kind of chieftain in control of this"tri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