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王朝地方治理研究的新探索——胡恒《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评介

《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一书,以清代独有的地方行政制度——厅制为研究对象,讨论其形成过程、各种制约因素以及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厅制是清王朝为解决“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超大规模”与“有限政府”这两对结构性矛盾,在各种“边缘地带”实施国家治理的弹性制度与空间。该书推进了清代地方治理和政治地理研究。     

新时代边疆治理现代化研究:内涵、价值与路向

边疆治理现代化,不仅构成了国家治理这一循环链条赖以持续运转的物质性基石,也是国家治理之治理追求在价值层面得以存立的要素补充。实现边疆治理的逻辑更新,将边疆由一“边缘性”话语进位为一个蕴含生机与创造活力的前沿领域,使其实现“本体性”价值的复归与实践路径的“整体性”嵌合,是新时代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要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深化问题导向意识,注重梳理“知识性”内容,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指引下持续夯实基础性资源。     

2022年国家治理史研究综述

2022年,国家治理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围绕“治理”的基本要义,学界逐步将问题意识聚焦到国家政治制度、政治方略、政治举措的运作机理上,并从财政、经济、边疆、民族、灾害、环境等多个维度丰富了“治理”的实践意涵,进而对推进我国治理体系的革新完善提出真知灼见。推进国家治理史研究,应加强理论建设,加强整体性、贯通性研究,加强多学科协同。     

秦汉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平贾”制

<正>“平贾”作为一种官定的价格标准,涉及公私交易、司法鉴定、财政统计等诸多方面,在秦汉时期具有特殊的治理功用。秦代已确立较为完备的“平贾”制度,汉初沿用了秦代“平贾”的更新周期与制定层级。随着汉代地方化行政的进程,地方“平贾”的制定机构逐渐由县转移到郡。汉武帝时施行平准法,利用“平贾”对民间交易价格进行干预。“平贾”制度的不断变化,正是大一统政府加强国家治理的结果。本文综合秦汉简牍材料,就秦代的“平贾”制度、“平贾”制在秦汉时期演进的线索及秦汉物价干预形式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关系,作初步探讨。     

明代“幸乱之民”的治理困境

曾经在地方及朝廷为官20多年的吕坤,在上万历帝的《忧危疏》中提到社会存在无聊、无行、邪说、不轨等四种“幸乱之民”,其是国家治理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治理国家的朝廷与官府首务就是安民,重民生而使家给人足,恤茕独以安养鳏寡孤独,劝学艺以期穷民得以为生,建仓储谷以备水旱蝗灾,行保甲以除盗贼,立乡约以去淫邪,禁奢靡而崇节俭,这是安民之道。欲使民安其生,乐享太平,治理国家的朝廷与官府必须要正视“幸乱之民”的存在,想方设法予以控制。明王朝扶植乾坤正气,打击歪风邪气,奖善除恶,使“幸乱之民”不能危害社会秩序。“幸乱之民”是客观存在的,朝廷方针政策的变化,以及各级官府所采取的策略,不仅关系到对“幸乱之民”的管控,而且关系到对社会的治理。     

试论元明清《一统志》的思想内涵及纂修方式

中国一直是多元发展的,如何“一体化”就成为国家治理的大问题。以少数民族统治天下的元朝,认识到国家治理的困境,以中国传统“大一统”思想治理国家,以《一统志》纂修为标志,建构正统的合法性,并力图把新纳入版图地区通过编纂志书的方式合法化。《一统志》与其他官修史书一起,通过官方书写的方式,确立其政权合法性来源于“大一统”的意识形态,这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跃升。明清两朝对“大一统”亦有自觉追求,分别纂修《一统志》。《一统志》纂修方式最大的特点是官方编修,场馆、经费、人员有保障,且由最高统治者钦定,这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其质量。     

“戴红袖章的街道大妈”与新中国初期城市街道治理

“戴红袖章的街道大妈”体现了城市街道治理的“赋性别化”特点,原本居家的家庭妇女卷入公共参与,成为翻身的劳动妇女、治街如治家的女性积极分子。“戴红袖章的街道大妈”并非基层权力角色,而是一个街道治理形象。这一形象建构是国家与妇联组织围绕“中心工作”的共谋和共建,是诉苦机制和同构机制的结合,也有传统性别角色的嵌入。在街道治理实践中,国家权力在城市进一步扎下根来,妇联组织回归“娘家”定位。“戴红袖章的街道大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     

俎豆同光：清代乡贤入祀中的文化认同管窥——以贵州古州厅为例

古州厅是清代开辟黔东南地区时所设“新疆六厅”之一,自雍正七年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后逐渐被纳入直接统治。在西南多民族地区,清廷为巩固统治所需,秉持剿抚相成的治理思想,对其设流官进行治理,并利用地方士绅力量辅助,试图架构起从“多元”到“一体”,从“新疆”到“旧疆”的统治体系。在大一统进程中,古州厅努力塑造出代表国家性与地方性的乡贤身份,彰显其忠义精神。古州厅乡贤殁后多入祀名宦贤良祠与乡贤祠,通过国家祭祀与地方祭祀两种方式推崇忠君爱国思想,体现出儒家文化在地方上的传播和认同,是统一多民族地区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写照。     

“乡村振兴”战略下回流人力资本治理的基本特征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的形势下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更为迫切。而我国作为拥有较大农村人口的国家,回流人力资本势必成为一个较大的群体,如果能对农村回流人力资本治理进行深入研究,那么将对推动乡村战略的深入实施与开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充分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形势,对回流人力资本治理的基本特征进行深入研究。     

清代烟瘴缺的制度发展与时空演进

清代,因应边疆烟瘴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治理需求,创制烟瘴缺制度,逐渐形成“拣选题补”“俸满优升”的制度原则,并遵循“人地相宜”的宗旨选任官员赴任烟瘴缺。烟瘴缺主要在水土恶劣的边疆地区,在边疆治理深化过程中,针对各区域特点,形成了独特的时空分布特征。广西呈现二元治理格局,烟瘴缺的设置与分布是治理一体化进程的前序与基础;云南烟瘴缺呈“沿边”分布态势,是中央行政力向边疆推进的保障;广东琼州府烟瘴缺为梯度分布,是国家治理顺应海岛特殊自然环境的表现。烟瘴缺的创设,从职官角度保障了边疆烟瘴地区治理体系建立,提升了地方治理能力。     

中国社会建设的目标演进：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从20世纪50年代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21世纪初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个发展历程不仅显示了中国在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念与方式上的不断升华,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创新成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将对以人民内部矛盾化解为主的社会治理从重点到思路再到目标进行了全方位的发展和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和处理规划了更具现代蕴意的运行逻辑和目标方向。     

文化治理视野下的宗族复兴：甘肃连城铁氏谱庙重修中“历史”叙事的构建、拼装与诠释

乡村文化治理受制于具体的时代、社会及经济情境等,是国家“治理术”之一环。连城铁家曾是地方上的显赫家族,拥有同当地土司相当的家寺、家庙,后由于历史原因全部被毁。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铁氏文化精英主动将宗族“复兴”的系列实践活动与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导向及主流价值观念相调适,官民双方的关系更多呈现为互相理解和求同存异,而非对立冲突。一场国家引导、民众主动迎合的文化治理在铁氏宗族的建构或复兴过程中得以实现。在此过程中,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工具(手段),亦是目标,成了有效调节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场域。     

浅谈汉民族

一汉民族的形成 我们常把国家民族连在一起来说,其实国家和民族是不同的。一个国家可以有多个民族,一个民族也有分隶几个国家的。但多民族的国家必有一个主要民族。列宁更从政治上来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而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     

中国博物馆公共性的本土话语与治理实践

中国博物馆的演变深受国家治理体制影响,并映射了中国本土公私观念与思维结构。中国博物馆的“公共性”表达,一方面体现为中国传统“公家、公门”意义的持续在场,政府主导下的各类公立博物馆是民国以来博物馆的主体类型;另一方面体现为规范性、伦理性的“公”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民族国家视域下,“国家-国民”的公理观成为民国以来博物馆的价值合法性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博物馆单位体制与“人民观”的确立与发展,进一步固化了侧重国家主体意义、国有领域性的“公”与侧重“国-民”关系、规范性、伦理性的“公”相互嵌套和相互制约的结构性关系。这种结构关系构建了中国博物馆公共性的主要特征。     

论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行政区划建设

为实现县“自治”,建立“三民主义”国家,南京国民政府对传统县行政区划进行了初步整理,形成了比较适宜的国家基层行政区域。行政区划体制是国家行政体系的主要内容。行政区划是指一定时期的政府为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治理,将全国领土划分为若干层次的行政区域单位,并建立相     

民国时期县长的群体构成与人事嬗递──以1927年至1949年长江流域省份为中心

国民党执政以后,县长的选任、资格、待遇、出路、职责等,都较帝政时代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国家不断向社会基层扩张、渗透,县不再是国家对地方控制和统治的终点,县长也由直接治理百姓的“治事之官”逐渐蜕变为承转公文的“治官之官”。这种变化正是从封建王朝国家体制向近代政党国家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变迁的反映。     

“弃物”的另一面：明代宗室忧国述论

从忧国的维度对明代宗室进行考察,“藩禁”下的宗室沉沦者确实很多,“弃物论”有一定的根据。但“弃物”并非宗室全部,“藩禁”的绳索尚未完全窒息其报国之志和忧国之心。不少宗室在朝廷经费匮乏时,捐金捐物,解国家之困;在朝政混乱、国家治理出现严重弊端时,犯颜进谏,或冷静分析,提出治理方案,勇气和才干不输朝中大臣,甚或过之。“弃物”仅是明代宗室多元面相中的一种,忧国是明代宗室多元面相中的另一种面相。     

《爸爸出差时》的恐惧

对于80后来说,他们已经不知道南斯拉夫意味着什么,这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而“文革”中走过来的一代,都会清楚地记得,对于我们中国来说,那段“天涯若比邻”的友谊,曾经多么深刻地温暖着我们。     

先秦国家形态与疆域、四土刍见——以殷商国家叙述为主

本文从邦国与王畿、国家疆域与结构、四土概念、治国与治边等方面,对先秦时期的国家形态和疆域、四土观念进行了探讨。认为古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历史进程,虽然先秦时期的夏、商、周三朝已具备了国家形成的基本要素,进入了早期国家形成的历史阶段,但这时的“国”是指众多诸侯分封之地域城邑;早期国家呈现出以王畿为中心的多元盟邦结构,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氏族部落联盟社会政治分散的状况,所谓“多元”就是指王畿与相对独立的诸侯国在强弱不等的态势下处于“并列”的状态;先秦国家主要是由王畿与四土两部分构成,王室对其分别实行直接统治与间接统治两种不同的治理方式,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边疆概念。     

法国总统的中国情结

有分析说,下任法国总统很可能会继承对华友好的传统戴高乐:“到中国去,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梦!”蓬皮杜:“周恩来,我所见过的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印象最深的一位。”德斯坦:“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经济改革和维护国家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