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与民族:20世纪前期中国文化史的兴起

20世纪初,西方“文化”概念成为整理传统中国历史遗产的重要概念工具。国人编纂文化史有意展现传统中国的文化成就,反映出中西文化竞争下,国人隐秘的文化争胜意识。“文化”与“历史”结合,逐渐成为历史叙事的核心概念。文化史在史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判断、时代分期、研究方法等方面发展出自身特征,亦反映出西方文明史、文化史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对中国“新史学”的影响。文化史在实践中注重对民族历史生活的呈现,表现出民族史的特征,其叙述特定群体或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揭示群体的精神内核。历史、文化与民族融会一体,在西学东渐、传统文化权威失坠的情况下,文化史构建了一种彰显社会凝聚力的叙事。     

清代宫中出现西方文化的原因探讨

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宫廷,始自明末清初由传教士东来而引起的西学东渐之时。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将世界地图、机械钟表、耶稣圣母像等反映当时西方文化特点的一些器物献到万历皇帝面前,敲开了紫禁城     

“西学东渐”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自成体系,博大而精深。在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王朝时代后,儒学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然而在儒学文化体系中,封建的纲常伦理却是其核心,这致使中国的思想文化死气沉沉,科技文化墨守成规,便也渐渐落伍于世界文化之林。但在近代饱受西方文化欺凌的同时,却也正同时承受"反哺之恩",使得中国的近现代文化呈现一种不一样的特色—这就是我们后来所接触的"西学东渐",并且随着西学东渐的影响,呈现着不同特色的新文化对旧的陈腐落伍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强大的冲击,这也就儒学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支配统治地位,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在"西学东渐"影响下的独有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论述

明末清初,随着传教士东来,中国首次正式接触"西学"。从16世纪末开始直到18世纪末告一段落,前后约延续了近两个世纪。前期,在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共同努力下,"西学"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许多西方书籍被介绍到中国。以礼仪之争为转折点,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等多方面因素,"西学东渐"终归于失败。     

明末清初福建留学生与中西文化交流

<正>明末清初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传教后,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这些传教士,多是颇有学问的人文学者或自然科学家,他们在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传入中国的同时,也把中国古老的文明带回西方,中国传统文化对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东学也开始西传。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传教士为了培养中国的传教人员,同时也为了让中国人更多地了解西方,开始介绍一些年轻的中国人到欧洲留学,以便他们学     

西方法文化在近代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效应

西方法律在近代中国的最早传播,应该是林则徐于1839—1842年主持翻译的《各国律例》,这是我国最早简略介绍西方近代国际法的中文译著.继其之后,在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木丹)的《合省图说》以及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中,都洋溢着对英美等国的立法、司法的介绍之言.尽管他们的介绍极为零碎、肤浅,但毕竟给闭塞、沉闷的中国社会透露了新鲜信息.如果说,自从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的交流仅限于西方的“船坚炮利”,那么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迁和“师夷”思想的发展,到了19世纪60至90年代,中西文化交流便扩展到器物技艺、自然科学和少量的社会科学方面,并出现了西学东渐的局面.在“器可变,道不可变”的文化选择取向的规定下,西方法文化作为一种“治之具”、“应世事”之用的文化,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其传播媒介主要有以下三种:     

三次西学东渐在徐汇

今年3月份,我随市历史骨干教师研修班一行来到号称中国“西学东渐第一校”的徐汇中学,听课评课之余,参观了学校校史馆,以及周边的天主堂、徐光启墓地,我们这些历史老师脑子里的“历史”已经不仅仅是一节历史课,这片土地——三次西学东渐的焦点和中心,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汇冲突,跌宕起伏,这是自明末以来中西交往的一个缩影,是中国近代以来艰难前行,逐步走向世界,融入文明的真实写照。本文试图梳理一下上海三次西学东渐之间的关联及大致     

亘古不变的种姓

19世纪西学东渐以后,“种姓”成为英文“caste”的中文翻译,而这种概念主要来自于西方而非印度。今天,“caste”不单指印度的种姓制度,而是指“一种在社群内有严格的社会区分之体系”。换言之,疆方文化偏向强调该制度的“隔离”与“不平等”的面向,并由此延伸出各种负面的看法。     

直面世界 开拓未来──2001年新年献词

人类又跨越了一个历史门槛,置身于一个新的世纪。20年前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带来的勃勃生机,方兴未艾。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崛起,并日益与全球接轨,使中国不再封闭,成为在世界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东方大国。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应该走向世界,也不能不走向世界。伴随经济的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不同文化的接触必将日益增加。有过“东学西渐”的历史辉煌,又曾在“西学东渐”中大受裨益的中华文化,无须妄自菲薄,也没有理由夜郎自大,而应直面现实,直面世界,弘扬自己的优秀传统,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发展创新,让…     

经济史研究的科学化追求与人文关怀——读《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

10多年前,当中国历史学从“影射史学”的恶梦中缓醒过来时,全社会对过去一段时期肆意践踏历史真的做法深恶痛绝,渴望客观的真实的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成为70年代末以来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这种基于中国史学“秉笔直书”传统,加上“五四”以来西学东渐过程中“唯科学主义”的深刻影响而形成的关于历史客观性的信念,虽然不同于西方19世纪经验主义史学对历史事实的崇拜,其学术背景亦有异于西方以“新经济史”学派     

论甲骨学研究“全面深入”的新阶段(下)

三1978年以后,甲骨学研究方法和手段愈益与当代科技发展同步甲骨文虽然很古老,但甲骨学却很年轻。甲骨学研究手段和方法也亟需与当代科技发展同步。如所周知,“19世纪末殷墟甲骨文发现之时,正是‘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冲击和挑战的时候,一批甲骨学者处变不惊,紧随时代的步伐,汲取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精华,在研究中取得了超越乾嘉时代的成就”①,从而使甲骨学研究达到“草创阶段”的“识文字、断句读”和“说礼制、探商史”的高峰。而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以后,正是甲骨学一代宗师董作宾把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学方法引入甲骨学研究领域,因而“从安阳县小屯村殷墟的地面下发掘出     

震旦博物院与近代上海的科学知识传播

伴随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西学东渐"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质。1930—1952年间震旦博物院在上海的科学知识传播工作即体现了西方科学在异质文化中柔性扩张的具体历史过程。震旦博物院通过科学出版活动,将其在中国完成的地域性标本收集成果纳入欧洲科学知识体系;通过科学教育工作,培养出一批在"文化相遇"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天主教精英;通过科学知识普及,繁荣上海城市文化,增进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和宗教的了解。怀有极度文化自信感和优越感的耶稣会士以震旦博物院为中心开展"文化移植"并试图改造中国,客观上也促进了上海科学文化的近代化进程。     

简论戊戌变法时期外国史的介绍与研究

近代中国,西学东渐,源源不绝地激荡着中国古老文化的积水深潭。学习西方、推行变法,是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主旋律,也是促使中国文化向近代化迈进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在这个进程中,外国史的介绍与研究,对中国社会的革新起了特殊的促进作用,也给陈陈相因的中国史学界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     

《利玛窦与中国》出版

《利玛窦与中国》出版林金水著《利玛窦与中国》一书,作为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的一种,本年度４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西学东渐,是明清之际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而西学东渐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正是在中国度过了他后半生,正式向中国介绍西方宗教与学术思想的...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文化的几种解读

近代以来,中国从传统的科学和技术向近代的科学和技术转变,是在西方科学文化影响下完成的。这一过程亦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认知过程。这一认知过程中,不同人物对接纳西方科学文化有或深或浅的解读,其中,“道器”与“体用”的文化认知模式是近代中国人解读西方科学文化的基本特征。     

宋画中的岁时节日

宋朝上承隋唐,下启元明,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变革时期。历史学家邓广铭提出:“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1华裔学者刘子健认为:“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2以绘画而论,“画至五代,上承唐之朴厚,而新开超逸华妙之体。     

柏应理与中西文化交流

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是空前频繁与活跃的,它逐渐由此前简单的物质层面的往来发展到精神层面的交流与磨合。所谓“交流”,意指既有西学东渐,亦有汉学西渐的双向沟通;所谓“磨合”则为既有冲击碰撞,也有顺应调适的艰难容蓄。我们往往瞩目那些不远万里来华的传教士,强调他们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科学知识,使西学东渐成为可能,却忽视了同样是那些传教士,在中国文化的滋养下,给欧洲带去了宝贵的汉学,为其自身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而持久的活力,“因为18世纪欧洲在思想上受到的压力和传统信念的崩溃,使得天主教传教士带回来的某些中国思想在欧洲具有的影响,超过了天主教士在中国宣传的宗教”。     

西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演变

文化概念在西方考古学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经历了一个从无副有．再到被扬弃的变化过程。在当代西方考古学中,“文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汇。“风格”（style）,“认同”（identity）。“族群”（ethnicity）等概念成为西方考古学者分析考古材料区域特征的主要术语。这些术语被用来探讨物质文化所反映的区域差异和社会界限。与欧美考古学相比,中国考古学界虽然有关于文化因素分析的探讨,对文化概念本身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争论,并完全错过了西方考古学过去三十年来有关风格的大讨论。西方考古学界对文化概念的扬弃过程值得中国考古界深思。     

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定义与概况：“汉学”和“中国学”的共同之处是研究对象相同,旧式“汉学”强调用１９世纪研究希腊、罗马的文献批评原则解读中国文献,承认中国文化比较独特,不能完全用西方概念理解;“中国学研究”则用西方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概念研究中国,试图象经济上的全球一体...     

中国史学传统及其近代转型之路

<正>史学作为中国文化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门学术，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深固的传统。降及晚清，随着传统社会走向衰败和西学东渐的文化冲击，史学的发展也日益陷入困顿：观念的陈旧、视野的局促、方法的凝固和社会功能的明显缺失，无不在迫其展开一场革新自救，以应世变。以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涌起为启程标志的近代化转型，便反映了这一时代趋势。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最初虽有国粹派、学衡派和新青年派等围绕着“西化”还是坚持本土传统文化为主体的建设思路展开过争论，但争论的结果，“西化”派显然占了上风，并由此成为史学近代化的主流路径。西方学术走出中世纪的近代表征，不外以人本主义取代神意史观，力求摆脱对宗教神学的依附关系，建立起独立的学科地位；提倡怀疑精神和科学理性，破除蒙昧主义，借助自然科学方法，树立“无征不信”的治学规则。循此路径，“新史学”把“史学革命”的重点首先集中到改变旧史观念方面，即反对维护君主专制的正统观及其史体、历史循环论和复古观，主张以西方进化论认识整个历史，提倡用近代民主价值观臧否史事人物。这也是梁启超全面批判旧史学的基调所在。但也应看到，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