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祭祀遗迹发掘简报

20世纪90年代初,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被盗掘,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后对被盗大墓进行了清理。2006年9月初,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位于被盗大墓(M2)西南20余米处的祭祀遗迹进行发掘,发现的主要遗迹有人祭坑4座、乐器坑1座以及灰坑6个。乐器坑为一东西向的长方形坑,坑内出土有铜镈、钟和石磬等器物。其中1件铜镈上还铸有铭文。乐器坑出土的铜镈、钟与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秦武公镈及甬钟形制接近,年代应同属春秋早期。     

秦西垂陵区出土青铜器铭中的“秦子”问题

秦西垂陵区所出青铜器铭信息的陆续披露,为"秦子"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应将古文献记载与器铭内容结合起来,对秦子身份作出判断;再立足于出土器物显示的时段,联系秦公大墓的墓主进行考察,探索秦子究竟为何人。对秦子作一元化解读的思路是不对的,不同器铭中的秦子并非一人。两座大墓乐器祭祀坑所出钟、镈铭中的秦子,当为秦宪公;澳门珍秦斋所藏簋盖铭中的秦子,当为秦武公;而几件传世戈、矛及一件新发现戈的铭文中的秦子,当为文公的太子静公。     

秦子器主考

<正>秦子器是春秋时期秦国的铜器,"秦子"的称谓独特,秦子器对于探讨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墓主、秦国继位制度以及相关史实有重大意义。30年来,许多学者探讨过秦子器主,尚无定论。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对于秦子器以及相关史实有了新的认识。一秦子器的发现目前,已发现的秦子器有自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考古发掘所获及盗墓走私流传出去的秦子器与传世秦子戈、矛。1.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出土秦子器在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M2西南20余米处发现有青铜乐器坑、人祭坑等祭祀遗迹,乐器坑出土编钟8件、秦子编镈3件等,器物时代为春秋早期。编镈铭文作"秦子作宝龢钟,以其三镈,乃音灉灉,秦子峻岭在位,眉寿万     

秦子与秦子墓考辨

传世有秦子戈、秦子矛等数件青铜兵器,上世纪九十年代甘肃礼县大堡子墓地出土了一批秦子青铜礼器,其时代均属春秋早期,专家们看法基本一致,但秦子是谁,研究者却众说纷纭,各执其词,莫衷一是。我在1985年《金文人名汇编》中就主张秦子是未即位而去世的秦文公长子,死后文公追封其为静公。近几年又有一批大堡子出土的秦子器发表,以及乐器坑的发掘,给我们提供了新的重要的资料,笔者根据这些资料,结合文献进一步论证秦子就是秦静公,同时进而可以确定大堡子2号墓就是静公墓。     

论秦子簋盖及其意义

新出现的一件簋盖,已经残缺,但盖内文字基本保存,系全铭的后半。由铭文释读知道,器主为秦子。盖捉手内的纹饰,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M2所出漆匣花纹相似。结合近期所见秦子钟、戈等考虑,秦子年代当定在东周初年,很可能是秦文公太子静公,他比文公早卒两年。这给推断大堡子山大墓的墓主提供了前所未知的线索。     

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

2003年12月,浙江省长兴县发现一座未遭盗掘的战国大墓。其墓圹开凿于山体表面,东西长14．8、南北宽5．1～5．7、坑深2．3米。墓葬东壁还有一条斜坡墓道。葬具有木椁,随葬器物有原始瓷器、陶器和玉石器等。在此墓北侧的山坡上发现一个长方形岩坑,出土大量的原始瓷或硬陶乐器,种类有甬钟、磬、镈、钩鑃、钲、(钅享)于、悬铃等,显然这是一个陪葬的乐器坑。作者认为,该墓的年代为战国早期晚段,墓主人是越国的贵族。     

“秦子”铸钟问题初探

2006年发掘的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乐器祭坑出土编镩3件、编钟8件。其中最大的1件青铜镩高度为65厘米,透雕扁形龙纹纽,体腔及舞部主题纹饰为龙纹,附铸四条龙纹脊。镩鼓部有竖向排列的铭文26字,铭首为“秦子”二字,故曰：“秦子”镩。这种形制的编镩承袭了西周晚期的“克铸”发展而来。     

此处何来扶苏墓

7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三号坑西150米处发现一座古墓.对这座古墓的性质,当时的发现者谨慎地作了一些推断:我们在三号坑之西约150米处,发现一秦代大型墓葬.墓室平面近300平方米.此墓是否和三个兵马俑坑同为一组?墓主人是否即三号坑的指挥者?这些还有待于以后的发掘予以验证.从此,这个古墓便引动了一些人想问个究竟.但是,苦于“文献之不足征”,也苦于考古材料的缺乏,所以大家只是议论而已,从未见有人秉笔直书,论其性质.近来,见到一篇《秦俑三号坑西侧古墓墓主推论》一文,推论该墓墓主是扶苏,文曰:     

契丹大字《耶律褀墓志铭》考释

一、序说1993年7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阿鲁科尔沁旗的罕苏木苏木的朝克图山之阳发掘耶律羽之家族墓时,在耶律羽之家族墓之东2公里处发现了另一处辽代墓群,当即抽调人员前往清理其中的一座墓葬,编号为1号墓。经过清理,发现1号墓虽早期被盗,但仍出土汉字和契丹大字墓志铭和20多件宋代景德镇窑烧制的影青瓷盘和瓷碗。一些瓷盘底部“书写契丹大字墨书题款,共约百余字”①。由于该墓早期被盗,汉字墓志铭仅出土极少量的残片。残片处于墓志铭题目部分,对于辨明墓主人身份极有帮助。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这些残片编号。1号残片只有“勤力”两个…     

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发掘简报

宝山又名“老头山”,位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东沙布日台乡西南12.5公里,西与巴林左旗毗邻,东距宝山村1.5公里。在主峰阳坡有辽代夯筑茔墙,茔墙内分布大、中型辽墓10余座,早在50年代这里已被视为一处围有茔墙、规模壮观的契丹显贵墓地(图一)。 1993年冬,墓地中一座大型壁画墓被盗。该墓内部结构独特,装饰华丽,满绘壁画,并有“天赞二年”(923年)题记,这是迄今发现的纪年辽墓中最早的契丹贵族墓。在当地     

舌族探微——1933年安阳薛家庄殷墓稽考

20世纪30年代,安阳薛家庄殷墓被盗,出土一批舌铭铜器,可惜这批铜器先后流散,至今分散于海内外多家博物馆,有的甚至不知所终.董作宾先生曾作<王孙舌考>一文,对此墓进行考证.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结合新发现的有关资料,对薛家庄殷墓的墓主、出土铜器的时代、族属性质等问题进行稽考.     

湖北荆州八岭山冯家冢楚墓2011～2012年发掘简报

2011年10月~2012年12月,荆州博物馆对冯家冢墓地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共发掘小型楚墓7座。墓葬形制均为竖穴土坑,坑深,口大底小,坑口上残存灰白色封土。在坑位分布规律上,具有排列有序、规模相当、方向一致、间距均等的特点,说明该墓地显然经过了精心规划,其性质应为冯家冢一号墓及二号墓的殉葬墓。这种布局与荆州熊家冢墓地的殉葬墓极为相似,应为遵循同一礼制而设。其中一座墓(JBFBXM13)出土的一套仿铜陶礼器,包括陶鼎、陶敦、陶缶、陶盘、陶匜,时代特征明显,其年代为战国早期晚段至中期早段。综合判断,该墓地的年代也应为战国早期晚段至中期早段。     

郑韩故城4号、15号坑铜礼乐器浅析

河南省新郑市中国银行新郑市支行（以下简称中行）东周遗址的发掘,其规模之大,出土青铜礼乐器之多,在郑韩故城的考古工作中是罕见的。它的发现,不仅为我们研究青铜礼乐器坑的分布与组合关系,礼乐器的分期断代,春秋时期的宗教礼仪制度,遗址性质,用器人的身份与用鼎制度,认识“郑声”及其音律结构等具有重要作用,也为郑韩故城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增添了新课题。一、15号坑礼器的时代15号坑礼器的时代,正如其它坑一样有着较明确的地层叠压关系和遗迹打破关系。15号坑压于战国层下,打破生土层和H2138。该灰坑中的包含物有较矮的喇叭…     

试论马鞍山青铜大铙的年代及其性质

青铜铙在南方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马鞍山青铜大铙的造型、纹饰与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相似,因此,它的年代应与新干商墓青铜铙的年代相当,可定为商代晚期,相当于殷墟二期至三期。中原系统的青铜铙为军旅乐器,而南方系统的青铜大铙,具有明显的祭祀性质。从出土情况分析,马鞍山青铜大铙的卷云纹饰,以及出土地点距长江古道不远,因此它的功能极有可能是祭祀长江神灵的。     

浙江温州市瓯海杨府山土墩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杨府山土墩墓出土的青铜礼器、乐器和兵器的年代和性质,对探讨南方地区文化的互动、交融乃至民族的交往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该墓所出鼎、簋、铙、短剑等的具体分析,可以断定这应是一批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南方系青铜器,时代应在商末周初,墓葬的年代最晚应为西周早期。     

殷墟王陵早期被盗年代研究

正近年来,有学者重新关注殷墟王陵被盗毁的年代与原因问题。与早期的研究相比,取得了长足进展。受此启发,笔者重新研读王陵区发掘报告,并拜读各家观点,亦就殷墟王陵西周时期被盗毁的年代及其原因谈点认识。一、既往研究位于洹河以北西北冈的殷墟王陵主要发掘于1930年代~([1]),可惜全部被盗毁。发掘者也曾注意被盗毁的时间,或认为"距埋葬之后很近"~([2]),或把大型盗掘坑称为     

新郑李家楼大墓出土青铜器研究

春秋时代,周王室衰微,诸侯国势力日渐强盛。郑国就是自春秋初年始渐强大的诸侯国之一。近年来,在郑国的国都—新郑郑韩故城相继发现了大量珍贵的郑国青铜器,诸如新郑金城路铜器窖藏及城市信用社铜礼器窖藏①,新郑中国银行工地的１６座青铜礼乐器坑及大批殉马坑②。诸多春秋郑国青铜器的发掘出土使学者的目光又一次聚焦到郑国青铜器上,研究郑国青铜器又使我们不得不对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新郑李家楼大墓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一次重新认识和研究。本文拟在已知图志、文章所提供李家楼大墓出土器物情况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地区其它出土材料考证大…     

笔谈宣汉罗家坝战国大墓

宣汉罗家坝大墓是近年四川考古的一项重要发现,就是在全国来说,也算是一次有意义的发现.虽然被盗,但被盗器物已全部追回,且在墓中位置清楚,应该是保存较好.     

寿县朱家集李三古堆大墓墓主的再认识

1933年寿县朱家集李三古堆大墓被盗出土的铜器群,是本世纪考古重大发现之一,也是楚文化研究之启端.由于它是王一级的大墓,且有数十件有铭铜器,所以至今在考古学上和楚文化研究方面仍未失去它的学术价值.中外有关学者,对这一铜器群也尚频频关注.该墓器物出土后,即有“墓葬”和“窖库”两说.1934年,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派李景聃、王湘两位研究人员赴寿县朱家集调查,于1936年发表《寿县楚墓调查报告》.《报告》否定了窖库说,为墓葬说提供了颇有说服力的依据.既是墓葬,墓主又是谁呢?在30年代,学者们多以器铭考释,认定墓主.如唐兰认为,器铭中的“楚王(今酉)肯”即考烈王熊元,“元、肯一声之转”;“楚王(今酉)(干心)”,即楚幽王熊悍.马衡亦主“(今酉)肯”为楚考烈王说.郭沫若则认为“(今酉)肯”、     

越国贵族墓葬制葬俗初步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崛起于太湖地区的越国,是南方百越民族中最为强大的一支--于越族所建立的国家。由于诸多方面的因素,越国历史文化有着许多独特内容,如越国上层贵族墓葬的葬制葬俗等。近年的考古调查发掘新资料及相关的研究探索揭示,墓上堆筑长方形覆斗状封土、使用带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岩坑)木椁墓制、墓外较普遍地设置陪葬器物坑以及完全用仿青铜原始瓷或硬陶的礼器与乐器代替青铜礼乐器随葬等,都是越国贵族墓葬葬制葬俗中颇具特色的几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