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内阁时期日英的对华政策与互动

由于英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相对缓和的立场,以及对西欧、英联邦国家甚至是对美国的独特的影响,导致了其在日本的对华政策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与作用。因此,日本总是通过各种渠道与英国就对华政策进行协调。在池田内阁时期,日英两国在对华政策上主要围绕两个中心进行协调：一是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问题;一是放松对华贸易问题。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问题上,日本的重心在于维护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的席位,而英国的重心是支持中国取得联合国的席位。在放松对华贸易问题上,双方立场相近,产生了共鸣。     

论英国在新中国联合国席位问题上的政策(1949～1951年)

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之后,以帮助新中国进入联合国作为推动两国外交关系的突破口,并试图影响美国的态度。执政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对于中国革命与前途的认知及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负面印象使英国政府力图奉行独立的对华政策。随着冷战的升级,朝鲜战争的爆发,联合国席位问题复杂化。美国日益强硬的态度及英国在西欧防务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使英国违心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但在某种程度上英国仍是打破冷战阵营的潜在力量之一。     

中国为何在八十年代申请"复关"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之后,和资本主义 经济的两大支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立 刻建立了关系,之所以与关贸总协定接触迟缓则与台 湾问题息息相关。在"文革"时期有一句口号"政治挂 帅".经济为政治服务,外贸要服从外交。当时中国在世 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席位均被台湾占据。在 国际组织中"驱台"就成为当时的一项政治任务。 在关贸总协定中,中国是关贸总协定生效时的创     

蒋介石力阻美国将台湾问题"国际化"

蒋介石退踞台湾期间,对于美国寻找各种机会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企图,基本上采取抗拒的立场.具体表现在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期,针对美国叫嚣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蒋介石通过对<开罗宣言>的反复重申,坚持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维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地位;在50年代中后期两次台海危机中,蒋介石坚守金门、马祖这两个与大陆保持联系的纽带,拒绝美国以海峡为界,实现"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大陆形成一种默契,共同抵制美国的分裂活动;从60年代开始,借恢复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企图在联合国内部造成"一中一台"的既成事实,针对这种情况,包括台湾蒋介石当局在内的海峡两岸中国人,取得一定共识,即在国际社会只能有一个代表中国主权的中央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共同挫败美国以联合国名义分裂中国的图谋.     

中英全面建交谈判始末

正从1950年英国承认新中国到1972年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英全面建交谈判时断时续进行了22年。两国谈判的重点是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和台湾问题。1950年1月,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新中国,希望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要求英国在联合国投票时赞成恢复中国代表权,不再与台湾当局有任何外交来往。9月,英国投了赞成票,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因为一些国家阻挠而未能实现。     

论196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中的蒙古因素

1961年 ,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成为美台关系中的重要分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采取什么样的策略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 (或保住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 ) ;二是台湾对蒙古 (或称外蒙古 )加入联合国持何种态度。其中 ,后一种分歧是前一种分歧在新的基点上的继续 ,在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美台矛盾的尖锐程度上 ,后者甚于前者。学术界对后一种分歧涉及较少 ,本文拟就此加以考辨     

“台湾当局”对非洲农技“外交”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1960～1971年)

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进入了关键时期,为了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台湾当局"在非洲展开了农技"外交"。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非洲在联合国只拥有4个席位,到1971年已增加到42个席位。新中国成立     

《两阿提案》的提出对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所起的影响——中非友谊的见证

早在联合国筹集时,中国就是联合国成员之一。但是,到了近代,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国民党一直在联合国作为中国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要求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呼声一直不断,但是美国把持联合国,拒绝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随着非洲国家的独立,中非友谊的加深,非洲23国提出了要求新中国恢复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地位的"两阿提案",它的提出对新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席位具有重大的意义。     

1961年美蒋关于外蒙古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争论

20世纪60年代,国际社会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力量日益增加,为了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搬出外蒙古问题,企图通过让外蒙古进入联合国这一“迂回”手法,达到保护国民党席位的目的。在策划该计划的过程中,美蒋发生了激烈争吵。经过数轮讨价还价,美蒋最终达成妥协,从而为外蒙古进入联合国打开了方便之门。     

分歧与协调:佐藤内阁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选择

亲台反华的日本佐藤内阁在197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费尽心机,不仅是为台湾当局继存于联合国的“逆重要问题案”的始作俑者,甚至一度对美国将安理会席位交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张持“保留意见”。但随着尼克松访华计划的公布,视日美关系为日本对外关系核心的佐藤内阁迅速调整政策,公开与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图谋“两个中国”并存局面。佐藤内阁顽固追随美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政策立场,不仅遭到日本国内要求调整对华关系的反对力量的猛烈攻击,同时也使执政的自民党在对华政策上的内部分歧越发难以调和,并最终导致佐藤内阁失去调整对华政策的历史契机。     

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当局对美“外交”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前一年内,在尼克松政府的要求和现实的压力下,台湾当局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不断让步,但最终还是没能保住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在决策过程中,蒋介石表面上不断展示强硬立场,实质上却并非如此。他手下的高级"外交官"们为保住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而倾向于妥协,但在威权体制下难于向蒋介石进言。     

美英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1950-1951)

有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美国的基本立场是反对中国代表权变更,尽管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有微妙的区别,此前主要是私下操纵,此后则公开阻挠。英国的投票立场经历了从弃权、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到最终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搁置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讨论的演变过程。而且,英国赞成新中国取得合法代表权并不意味着取缔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其政策转轨亦不同步。在1950年1-6月,英国开始由弃权走向有条件赞成新中国取得席位,美英分歧凸现,各自为自己的立场游说其他安理会成员国。1950年6月-1951年1月是美英分歧与协调的高峰时期,英国逐渐走向赞成接纳新中国代表同时驱逐国民党非法代表的立场。美国则不遗余力地反对中国代表权的变更。1951年2-6月,英国由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转向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搁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美英纷争基本平息。美英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除了反映两国对华政策的差异外,也折射出两国对联合国组织的不同理念。     

台湾法律地位的扭曲——英国有关政策的演变及与美国的分歧（1949-1951）。

日本战败后,台湾回归中国。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英美政府对台湾地位的变更并没有提出任何疑问。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取胜的前景越来越明朗,英美对台政策开始发生变化。为了防止中共占领台湾,英美都提出了在对日和约缔结之前,台湾在法律上还是日本领土的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英美态度一度出现转变,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准备接受中共占领台湾的现实可能。朝战爆发后,美国对台政策再次发生转变。英国尽管仍表示要遵守开罗宣言的承诺,将台湾交还中国,但最终不得不把它与朝鲜问题挂钩,而暂时回避了履行开罗宣言的责任。在缔结对日和约的过程中,英国曾坚持应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并在和约中规定日本将台湾交还中国。但在美国的反对下,英国最终退让,英美达成国共双方均不参与和约签署、和约只言日本放弃台湾主权而不明文交给中国的妥协。50年代初英美围绕台湾地位的讨论充分表明,台湾地位问题的提出是冷战背景下人为的产物。     

老布什的中国缘

老布什与中国的缘份,始于一场“较量”。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前,时任美国常住联合国代表的布什一直四处游说,力求通过“双重代表”计划,保住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     

1972年英国撤销驻中国台湾淡水"领事馆"始末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英国在承认新中国的同时,保留驻台湾淡水"领事馆"作为在台湾地区的"立足点"."领事馆"的战略地位及影响力随着东西方冷战格局的变化而不断变化.20世纪60年代,为缓和英中关系,英国曾两次考虑撤馆,但在冷战背景下因弊大于利而未予实施.随着70年代中美关系由对抗转向缓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英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决定撤馆以推动英中全面建交.撤馆的决策过程因英国试图兼顾英美同盟关系而坎坷曲折,执行阶段相对顺利.总体而言,此次撤馆是英国政府一次现实主义外交实践,同时体现出英美同盟关系的复杂性.     

1950年英美向五届联大提交的台湾问题提案

本文主要基于美英双方的外交档案,对美英向五届联大提交的台湾问题提案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这一提案是美英在台湾问题上利害冲突、彼此妥协的产物,但双方的出发点迥异:英国力图通过国际社会承诺台湾将最终回归中国,以缓和美国挑起的台湾危机对英国远东利益的损害,而美国根本无意通过联合国解决台湾未来地位问题,旨在迷惑国际舆论,缓解眼前危机,达到事实上将台湾同中国大陆分离出去的长远目的。美国的真正动机从根本上注定了这一提案短命的结局。     

台美英围绕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交涉（1951-1955）

中国代表权问题不仅是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的最重要的冷战问题之一,而且是美国阵营内部歧见纷呈的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维护台湾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但是英国并不紧随美国的指挥棒合拍地起舞。台湾利用美苏阵营的尖锐对抗,以小搏大,竭力争取美国支持直接否决反对台湾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的方案。台美英三方均有各自的立场与考量,有时限的“缓议案”是三方博弈后的产物。随着美苏阵营对抗的渐趋缓和,台湾当局所能做的必定越来越多的是妥协与退让。     

中国往何处去：1930年前后台湾的左右论辩

20世纪20年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大陆与日本大为流行,当时处于日本统治之下的台湾受此影响,社会化界研究谈论社会主义之风亦盛,并进而影响社会与政治运动的发展。1926年至1931年间以《台湾民报》及《台湾新民报》为战场,化人陈逢源代表右派,求学中国大陆的许乃昌、蔡孝干,以及台湾社会化运动的健将蒋渭水（先右后左）代表左派,在中国未来应该走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曾有过延续数年的辩论,其中也涉及台湾的未来前途问题。这场论辩与台湾当时社会化运动阵营内部的纷扰与分裂同时进行,厘清其经过与分析其时代意义,除了有助于理解台湾地区历史化与中国大陆的互动之外,对思索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亦具启发参考价值。     

日本对外战略与台湾问题

本刊曾于1999年第4、5期发表征稿启事,希望广大作者充分发挥世界史学科的社会功能,为解释和回答当代人类普遍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历史依据和借鉴,写出学科特点鲜明,时代感强烈的高质量论文。迄今,我们的倡议已得到比较热烈的反响,也陆续收到了一些好的稿件。谨此向支持我们工作的作者们表示诚挚的感谢,并希望踊跃来稿。近年来。随着台湾分裂势力的抬头,台湾问题日益成为我们非常关注的焦点问题。而台湾问题又一直同日台关系密切相关。本刊本期发表的武寅研究员的《日本对外战略与台湾问题》一文,从历史的角度,比较深入地剖析了台湾问题在日本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作者认为,日本对台政策是日本对外战略全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日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不能排除在特定条件下日本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不同行动的可能性;日中关系的好坏并不影响日本对台政策的实质,只是影响它外在的表现形式。这些观点,对我们正确了解和把握日本对台政策的表象与实质也许有所启发。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绥靖日本原因探析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侵略扩张不仅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损害了英国在华的殖民利益;英国本应与中国携手同力结成反日统一战线,制止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扩张;但英国却奉行了一条以牺牲中国,谋求把自身损害降到最低的对日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探求英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推行对日绥靖政策的原因,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正确处理当今国际关系仍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