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的转变——兼答黄开国、唐赤蓉先生

康有为于光绪十二年（1886）前后写的《民功篇》和《教学通义》受到今文经学家龚自珍的影响,表现出某些今文经学观点。光绪十四、十五年康在京师进一步转向今文经学,这是受到了喜好今文经的当朝权臣翁同徘、潘祖荫等的影响,也受到了廖平所著“平分今古”的《今古学考》的影响。光绪十五、十六年之交康在广州会见已经转向今文经学的廖平,受廖平谈话的影响,他完全转向今文经学。随后康在弟子们协助下写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康这“两考”没有袭用廖平的《辟刘篇》和《知圣篇》,因为广州会见时廖平并没有给康看过他的“两篇”。长期流传的康“两考”抄袭廖“两篇”之说乃是不实之词。     

《新学伪经考》初刊年月考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著的《新学伪经考》一书,一向都被认为初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例如: “1891年在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廖平影响之下,(康有为)著成《新学伪经考》一书”。(赵靖:《康有为的经济思想》,1962年《北京经济研究》第5期)     

《教学通义》中所杂糅的康有为后来的经学思想

人们多承认康有为的两考受过廖平的影响,而少有人注意到康有为后来对《教学通义》的修改,也多出于廖平的经学。可以肯定的是,《教学通义》中《春秋》以后的部分,较多地杂糅了康有为后来的经学思想,其内容多出于廖平经学前二变,也有受廖平经学第三变影响的痕迹。有的论著虽然指出《教学通义》受到廖平经学的影响,却语焉不详,且不准确;有的论著则强调康有为前后思想的连贯性,不承认《教学通义》受过廖平的影响,但列举的证据或者是出于误解,或者完全是虚构。如何评说《教学通义》的思想与廖平经学的关系,是一个带有方法论意义的问题。     

康、梁与史学致用

康、梁与史学致用王也扬戊戌维新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场史学救国运动。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发明最多者为史学”,他的有名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及《俄大彼得变政考》、《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法国革命记》和一系列“上皇帝...     

略论钱穆的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

一、钱穆的生平与著述 钱穆(1895—1990年),字宾四,江苏无锡人,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钱氏早年(20年代初——30年代初)主要研治先秦诸子学,著有《论语文解》、《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墨子》、《惠施公孙龙》、《国家概论》等著作。真正使钱穆名动学术界的著作,则是1930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七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他以年谱的著作形式详细排列刘向、刘歆父子生率及任事年月,用具体史实揭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有28处,廓清了清末民初学术界的刘歆媚莽助篡伪造群经说,钱氏因此     

《教学通义》与康有为的早期经学路向及其转向——兼及康氏与廖平的学术纠葛

以《教学通义》为切入点,作前后延伸,可以了解康有为早期经学思想的来路与去向。康有为早年对周公的尊崇系受到章学诚“六经皆史”观念的启发,同时也开始受到常州公羊学派的影响。“通变宜民”的“变政”观念使他既能尊崇周公也能欣赏孔子,而借最高王权变法的思想又使他的取法对象更是“有德有位”的周公而非“有德无位”的孔子。上书活动的失败,促使他调整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开辟了以匹夫自任“合民权”以保国、保种、保教的新的理论与策略,与这种思想相表里的是对孔子的重新诠释与今文经学立场的确立。在康有为基于经世的观念而今古文兼采的阶段,廖平似不可能影响到他,但是在因时局激荡而冲破旧的经学思想格局之际,廖平的“辟刘之议”尤其是对《周礼》的处理方式很可能刺激了康有为的新思路。     

清代《王制》研究及其成篇年代考

《礼记·王制》的作者和成篇年代,自汉以来,说法不一。清末,廖平、康有为等人认为,《王制》是“孔子改制之作”,故《王制》备受晚清学者重视。分析诸家观点和《王制》的内容,并将《王制》与《孟子》、《荀子》等文献进行比较,《王制》经文部分盖写成于战国中期,与郭店楚简的写作年代大致相当。刘向以前,经文部分和后面解释性文字已经抄写在一起,成为我们目前看到的样子。     

《康有为全集》第一、二卷的文献价值

(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而决定出版《康有为全集》,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康有为著作等身,据其弟子张伯祯编的《万木草堂丛书目录》,计有经、史、子、集部著作137种,这还不包括大量的函电、杂著和《目录》编成以后数年的著述。这些著作在康有为生前乃至解放前只刊印了很少部分,且已不易找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康氏著作的出版渐受重视。50年代出版了中国史学会主编的《戊戌变法》资料丛刊四卷,收有康有为的“戊戌奏稿”、“未刊稿”、书牍等40余件,为研究康有为思想和戊戌变法史的基本史料,但现在我们知道,其中所谓“戊戌奏稿”29件大部分是他     

王国维戏剧史观评述

王国维,浙江海宁人.他是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大学问家,对中国文学、戏曲有精深的研究,在史学、考古学、文字学、音韵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留学日本期间,还研究过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等西方唯心派思潮.虽然他一生短暂(1877—1927),却著作丰厚,当代许多莘莘学者莫不十分惊叹他的才华,本文只想就他关于中国戏曲发展史的研究成果作一粗浅的探讨.王国维先生关于中国戏曲的专著,有如下几部:《曲录》、《戏曲考源》、《录鬼薄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剧脚色考》、《宋元戏曲考》(又名《宋元戏曲史》),最后一种是他在36岁时完成的,此作可以说是他对前几部论著的概括和发挥,也可以说是他对中国戏曲史之形成及其价值地位评述的代表作.     

戊戌时期康有为与光绪帝

康有为《戊戌奏稿》作伪,康著《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和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多有夸张,然而,从今存《杰士上书汇录》和康有为、梁启超的多部著作进呈本,仍能清晰地看到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的思想交流。光绪帝采用了康有为的建策,5次保全康有为,并在百日维新的后期,准备设立懋勤殿以安置康有为。康有为仍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尊君、改制与"实理公法"的初创——以戊戌变法前康有为的世界观形塑为中心

随着19世纪末期思想与时势的密切互动,康有为在《教学通义》《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述当中,通过对传统经学与西方学说的"创造性诠释",初步实现了他对于心目中新世界观的形塑.这一新世界观的核心内容有三:第一,在新的政治制度设计当中,凸显对于君权与大一统的尊崇;第二,在新的知识谱系与道德关系当中,以平等与人道的原则,建构以几何知识为框架的"实理公法";第三,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重塑孔子"托古改制"的"素王"形象,进而推动儒学在殖民时代的自我转化与全球扩张.这一奠基于"实理公法"之上的新世界观形塑,意味着康有为开始尝试以一种倾向于客观知识与外部制度的"普遍性",取代传统儒家世界观重视内在德性的"普遍性".     

曹旅宁著《张家山汉律研究》出版

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曹旅宁博士的新著《张家山汉律研究》,作为中华书局“中华文史新刊”的一种,于2005年8月出版。该书是作者继《秦律新探》之后的又一部秦汉法制史研究著作。本书共300页,21万字,由24篇论文组成,分别是张家山247号汉墓汉律制作时代新考、说张家山汉简《贼律》中的“诸侯”、从张家山汉律说汉初列侯的政治经济地位、论张家山汉律中“宦皇帝”的性质及地位、张家山汉律群盗考、张家山汉简《贼律》考、释张家山汉简《贼律》中的“锢”、张家山汉简《盗律》考、张家山汉简《具律》考、张家山汉律名田宅的性质及实施问题、张家…     

关于康有为写《日本变政考》的两个问题

近读陈华新同志发表在《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上的大作《康有为与<日本变政考>的几个问题》一文(以下简称陈文),颇受启发与教益。陈文依据近年来北京故官博物院发现的《日本变政考》原本的复印本,对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及《日本变政考》一书对光绪皇帝倾心变法的决定     

《诗经图史合考》作者考辨

旧题钟惺所作的《诗经图史合考》是晚明时期掇拾诸家注解,杂考《诗经》名物的著作,亦是科举生态下的《诗》类应试之书。清代以来围绕其作者及真伪,形成了“钟惺说”“质疑钟惺说”两大派,而以前者为主流。梳理清代吴骞增补的《千顷堂书目》和以《四库全书总目》等为主的清代官方目录,辨析《诗经图史合考》“钟惺说”的来源和诸家之说中需要进一步考证之处。结合拥万堂书坊标榜名人、剽剥他书等商业化出版特点,考察《诗经图史合考》与托名蔡清《四书图史合考》、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在编法体例与内容上的承袭关系,从而证实《诗经图史合考》是拥万堂书坊托名钟惺的伪作,并进一步探讨晚明《诗》学与商业出版和科举文化的互动关系。     

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半月刊

当父亲大学毕业后开始辨古史时,对于《尚书》中《尧典》、《禹贡》两篇特别注意,因为这两篇一记制度,一记地理,可谓古史料里的重心。1931年下半年,父亲欲研究上古史中的“王制考”,便作《<尧典>著作时代考》。新学年开学时,就在燕大、北大二校开了“尚书研究”课,首先讲《尧典》。父亲在所编讲义中认为《尧典》的十二州是缘于汉武帝时的制度,燕大研究院学生谭其骧（季龙）对此有不同意见,二人展开了讨论。父亲对谭氏的意见既有赞同者,也有反对者。他将讨论的往返书信编入讲义,印发给同学,并加按语说：“现在经过这样的辩论之后…     

康有为与朝鲜儒士的交往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更甡,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中国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戊戌变法的主要领袖人物,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曾担任孔教会会长。著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1]19世纪末20世纪初,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朝鲜儒士痛定思痛,怀着＂国家兴亡,     

康有为的日本研究及其特点——《日本变政考》《日本书目志》管见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撰写了两部有关明治维新史的专著。一部是《日本书目志》,丁酉年(1897年)冬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另一部是近年在故宮博物院发现的《日本变政考》,戊戌年进呈光绪帝御览。在这两部著作里,作者希望皇帝“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上清帝第五书》),用按语的形式提供各种变法维新的建议。对于《日本变政考》,中外学者一致认为它是“一本最为重要的指导     

康有为戊戌条陈汇录——故宫藏清光绪二十四年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简介

康有为戊戌奏议,因西太后发动政变时被抄没,多所散佚。宣统三年,经康有为之女康同薇搜辑抄存,得奏稿二十篇(其中一篇为康有为代他人所草),存目十三篇,并将进呈编书序文五篇附之于后,刊行出版,名目《戊戌奏稿》。一九五三年,中国史学会编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     

“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课程教学分析与反思

论及戊戌变法,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占有重要地位,但一些大学历史教材受篇幅所限,对康氏的维新变法思想讲解尚不够全面、深入。笔者讲授这一问题时,在全面系统的总括其七次上书的内容和《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总体评价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成败得失。     

今本《白虎通义》真伪考

今本《白虎通义》真伪考雷戈在整个经学史上,《白虎通义》可以说是一部颇不为人所怀疑的经学著作。从古代到近代,除了周广业、庄述祖和近人孙冶让三人对《白虎通义》作过一些形式的考辨（诸如篇卷的多寡、名称的异同、版本的流传）之外,只有宋代的朱翌（＂政和中登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