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延安的日子

<正>我母亲王艾英1925年同我父亲何思敬结婚,我于1926年7月在日本东京出生。1927年1月,父亲受聘回广州国立中山大学任教,在父亲回国后我即随母亲居住到外祖父王风飞家里。在我10个月的时候,母亲得知父亲在中山大学的生活已得安顿,即带着我乘船到广州同父亲会合,住在广州市东山区。     

回忆延安整风

我是一九四○年六月以党的“七大”代表的身份从晋察冀根据地到达延安的。由于国内国际的原因,党中央推迟了召开“七大”的时间,我就留下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身边一直学习和工作了五年多,亲身参加了一九四二年开始的延安整风,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列主义教育,是终身难忘的。这次普遍的全党整风运动,经过了长期的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一     

在延安为领导人看病的回忆

为毛泽东检查身体 我第一次和毛泽东主席接触是1943年秋季。我住在枣园为王稼祥会诊,同时为毛主席、江青检查身体。我们就在他们住的窑洞里用手提X光机,做胸部透视。因为江青有肺结核病,人很消瘦,有时给她注射钙剂类药物。毛主席和江青非常喜爱他们的小女儿李讷,那时约有二三岁,胖胖的。 有次我们晚饭后散步,遇见毛主席约我们到他家玩麻将牌。有毛主席、鲁之俊、马海德和我共四人。王斌在旁观看。我坐在毛主席上家,设法多打牌     

在公学学习的一点回忆

太原解放后,中共山西省委为改造吸收阎锡山政权的旧军政人员参加革命工作,于1949年6月间成立了山西公学.当时对旧人员实行叫作包下来的政策,凡愿参加革命工作者均由接管同志谈话后送山西公学学习.公学在城内皇华馆开设一个政治训练班.当时正式的名称叫山西公学政治研究班,大门口挂的是研究班的牌子.不过人们口头上都称为政治训练班.将一些职级较高的和年龄较大的旧人员分配在这个班学习.人数约有200多人,其中有原阎锡山同志会高干王谦(尊光),省府秘书长李培德,卸任秘书长冉超武,卸任的教育厅代厅长刘逢炎等人.这个班先由韩纯德后由李慰负责,下分三个队,由杨自秀、李维新和刘志弘分任队长.智力展也是个工作人员.队下分组.学习方式是听报告和分组讨论.学习内容是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讨论中对阎锡山统治山西的罪恶给予揭发和批判.此外,还回忆个人的历史,写自传等.通过学习使参加学习的人员在思想上初步同阎锡山划清界限,认识到自己在反动政权下,对人民犯下的罪恶,决心弃旧图新,改变立场,为人民服务.政治训练班学员,除开学和结业两次典礼都到大营盘与公学本部学员一起活动,及纪念党的28周年时在文庙集合听王中青宣     

回忆在延安时的新秧歌运动

秧歌舞和秧歌调是陕北民间的文艺形式,在抗战初期还不被人们所重视。正是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才打开了这一民间文艺的宝藏,于是在陕甘宁边区出现了新秧歌运动。《回忆在延安时的新秧歌运动》一文是老文艺工作者李焕之对当时情况的回忆。     

延安保育院小学校长百岁回忆

郭青是延安保小的校长,直至离休,他始终工作在教育战线。在救护难童的特殊而伟大的事业中,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男妈妈"。他为教育事业,倾注了全副身心。他忘我的、不计辛苦、不知疲倦的艰苦工作着,对那些幼稚无知的孩子,表现出了强大责任心与伟大热情,使那些桃李在战争年代可以茁壮成长。     

对朱穆之的一点回忆

正1972年10月,我从中宣部宁夏"五七干校"分配到新华社工作,与朱穆之相识。新华社所在地原是北洋军阀时期的"国会大院"。抗战胜利后,北大在此设立四院,先后作为先修班和文、法系科一年级新生校址。1947年我考入北大经济系后,曾在此就读过一年。我来大院工作时,穆之刚从新华社山西永济"五七干校"解放回社,恢复社长职务。他在"文革"开始就被"打倒",在社内隔离审查     

杨作材回忆设计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

<正>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了中国革命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通过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统一了认识,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1943·延安“抢救运动”的回忆

“文化大革命”中,我靠了边,恰好以“观察员”的资格目睹了十年浩劫,但是它却引起了我对1943年延安“抢救运动”的回忆,因为我曾参加了那次运动,那是我一辈子做的唯一的蠢事,教训匪浅,这也许是我不介入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吧!     

在政协文史战线工作五年的一点回忆

在十年“文革”期间,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人民政协组织陷于瘫痪状态,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人民政协开始重新组织、恢复活动。1978年底,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湖北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是在1978年初成立的。我记得在专门委员会中首先恢复起来的是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及在其领导下的文史办公室。文史办公室的工作是具体负责文史资料的征集、编辑、出版和发行等。而“文化大革命”前,文史办的工作基本上是征集整理、组织编写文…     

读刘冰回忆后的一点思考

读了刘冰同志的回忆文章(载本刊1997年第5、第6期)之后,感慨良多。当年迟群在清华大学作威作福,丑态百出,刘冰等向毛泽东上书反映问题,这本是党员的权利,公民的权利。然而,上书何其艰难!后果又何其严重!     

山东抗日根据地向延安输送黄金的回忆

1943年8月底,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改为山东战时行政委员会,黎玉同志任主任委员。委员会成立了山东工商管理局,统一领导山东各根据地的工商事务,由黎玉同志亲自兼任省总局局长。省总局下辖鲁中、滨海、胶东、鲁南、清河几个地区工商管理总局。那时的工商局与现在的工商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简单地说,就是抗日根据地的综合经济管理部门。任务也简单,就是用各种办法筹资,采办、生产部队和抗日政权需要的各种物资,支持山东地区的八路军各部队的抗日战争。     

延安审干运动中的柯庆施——来自亲历者的回忆

延安审干运动中令人震惊、至今难忘的一事是柯庆施被怀疑为＂叛徒＂。康生要先整倒柯庆施,接着整倒一批老干部。说柯庆施是暗藏的特务1942年2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延安提出＂整顿党的作风＂,在全党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     

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忆在天安门广场打腰鼓

半个世纪以来,每当听到鼓声,我就会跃跃欲试感到无比亲切,这是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我作为华北大学第三文艺工作团(简称华大文工三团)的演员,曾打腰鼓祝贺;在庆祝大会上演出了大型腰鼓舞《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这也正是我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后进入舞蹈专业的开端。在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前夕,忆及当年开国大典盛况,犹如昨日;翻阅当时的照片与文字资料时,更是激奋不已……。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了南京;接着,势如破竹又解放了上海、杭州、南昌、武汉等地,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已指日可待…     

我参与审讯"四人帮"的一点回忆

1980年、1981年,审"四人帮"时,我是公安部审讯局局长,住在秦城,既管犯人,也管住在秦城的公检法干部的吃、住、行等事宜,是秦城这个班子的办公室主任.当时参与审理两案的公、检、法的同志有好几百人,都住在秦城.一般干部住在楼里,领导同志住在平房.时任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的彭真同志,经常到秦城来听汇报,研究案情.有时是他自己来,有时是和指导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一起来,委员中来得比较多的有伍修权、江华、黄火青、王鹤寿,主要是听主审人汇报.当时主审江青的是江苏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洪沛霖,主审张春桥的是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王芳,姚文元由河南省公安厅厅长白均主审,王洪文则是由黑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卫之民主审.     

我在延安被“抢救”——回忆六十年前的一段往事

60年前,在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事前没有任何一点迹象,莫名其妙地,我突遭边区政府保安处逮捕、关押,最终被“抢救”成特务,在监狱里度过了两年又十个月蒙冤含垢的生活,迄今也不能忘怀。事情已经过去整整60年了,我已是86岁的老人,但去见马克思之前,我还是想把这件奇闻记录下来,目的是反思历史,警示后人,类似这样的怪事不能再重演了。     

对延安时期陈伯达“洞中闲话”的片断回忆

革命不能硬来,不能强迫干,不能任意制造,而应当“自然而然革命化”。这个提法,是我在1941年下半年从陈伯达“洞中闲话”中听来的。他当时说是毛主席讲的,提倡的,是毛在泛泛地批评左倾急性病的革命家时讲的。这时我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农村经济组工作。该机构是1941年六七月成立的,是根据中共中央刚发表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成立的三个大型研究室之一,其他两个是中央党务研究室、中央敌伪情况研究室。这三者是分机构办事的,互不相干。政研室的副主任是陈伯达,主持工作(主任是由毛主席挂名),我在这机构工作半年多后就较长时期地到晋西北去…     

任弼时在延安

任弼时(1904-1950)是我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全党享有崇高的声誉.1940年初,他从苏联回国,一直到1947年初撤离,在延安工作、生活了 7年时间.在"难忘的延安岁月"中,任弼时襄助毛泽东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直接参与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与实施,为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冼星海在延安

延安是座歌的城,是座诗的城。延安文人轰轰烈烈地掀起歌咏活动和朗诵诗运动,唤醒民众,激发起抗日救亡的热情和信心,并抒发自己融身黄土地上这片战时共产主义理想国的无限感怀。冼星海（1905─1945）诞生于澳门一个渔民家庭。父亲早逝,母亲带星海谋生南洋,抚孤不易,以博大的情怀和顽强的性格深深地影响着冼星海的人生和艺术。中学时代冼星海便时或半工半读,1926年进北平国立艺术专门学校,1928年改进上海国立音乐院,在一次学潮中,星海被迫退学。1930年初,冼星海到巴黎求学。他后来回忆说：“我常常在失业与饥饿中,而且求救无门。…     

冯牧在延安

冯牧是1939年末考上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第三期的。他在《窄的门和宽广的路》一文中回忆道:“我终于在另一次报考中,考上了鲁艺文学系,而且被认为是这一批考生中水平很不错的。”这是确实的。我认为冯牧不仅在“这一批考生中水平很不错”,就是在文学系第三期50名左右的同学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冯牧一生在文学创作、编辑与组织领导工作中的贡献可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