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宁县出土北朝石造像

1999年5月,甘肃宁县新宁镇出土一批佛教石造像,基本完整者89件。以北朝造像为主,还有少量隋唐作品,其中立姿菩萨像、背屏式造像和造像碑最具特色。这批造像是继山东青州、临朐出土大批北朝石造像后,又一批集中出土的北朝至唐造像,其时代、题材及造型和雕刻技法等,与山东的几批造像既有某些共同特征,又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是西北地区早期佛教造像的重要发现。     

青州佛教造像的艺术特色

山东青州龙兴寺窖藏佛教造像出土以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富于变化的造像风格，各具特色的人物造型，惟妙惟肖的面部表情，为我们展现出一种特殊的佛教造像艺术特征。     

成都万佛寺南朝佛教造像出土及流传状况述论

1882~1954年,成都万佛寺遗址曾先后5次出土南朝佛教造像。这批造像出土后经历了复杂的流传过程。1882年出土造像大多已流散至国外,其中所谓纪年最早的"元嘉二年"造像也需谨慎对待,故宫博物院藏元嘉二十五年造像似为唯一一件此次出土的造像。1902年出土的大同七年造像已不知所踪。1937、1953~1954年两次出土的造像有37件收藏于四川博物院,同时该院还藏有3件出土及入藏年代不明的南朝造像。1945~1946年出土的造像今已无法得见。碑刻文献中还记载有2件造像可能亦出自该遗址。     

浅谈山东北朝佛教造像

山东的济南、青州、高青、诸城、临朐、博兴等地佛教遗存丰富,历年来出土北朝造像数量甚多。山东石刻造像艺术融汇中外,兼采南北,发展序列完整,地域特征鲜明,在中国古代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1996年10月青州市龙兴寺遗址出土的窖藏佛造像,数量之大、种类之多、雕凿之精美、彩绘贴金之富丽,震惊世界,     

成都万佛寺石刻佛教造像的源流

<正>成都万佛寺石刻造像是我国南方地区年代较早、题材丰富、在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批造像。这批造像数量多、保存较完好、年代序列清晰、雕造精美、题材丰富,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已为学术界广泛认同。然而,由于这些造像系清末(1644-1911年)以来陆续出土,且出土后几经辗转,给我们今天的研究带来诸多不便。前人曾对这批造像的出土及流传状况做过疏理,如:清代王懿荣所著《天壤阁笔记》最早记录了该遗址的造像出土情况,冯汉骥先生也曾对历次造像的出土和流传     

陕西省长武县出土一批佛教造像碑

1972年,陕西省长武县出土一批佛教造像碑,其中有长武县马寨乡司家河村出土的北魏造像残碑4通;长武县昭仁寺内出土的北魏、北周、隋、唐造像残碑7通,石造像3件,造像残碑头及经幢各1件。现将这批资料整理简报于下。     

唐代中期皆公寺石造像

这尊唐代中期造像1976年出土于山东广饶县李鹊镇地赵村皆公寺,现珍藏于东营市博物馆,为国家一级物。造像石质,呈黄白色,通高50.5厘米,座高10厘米,座宽31厘米,座厚12厘米。     

山东广饶佛教石造像

山东广饶县属东营市辖区,位于历史文化悠久的山东中部偏北,其南部的青州和西部的博兴都是南北朝至隋唐以来佛教文化十分繁盛发达之地,保存和出土过大量佛教造像。广饶县城以南亦有多处古代佛教寺院遗址,出土存留有一批形体较大的佛教石造     

辽宁喀左卢家沟出土北魏佛教造像整理简报

造像发现地位于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南哨镇卢家沟村。2006、2012年,两次征集造像,共14件。2016年,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博物馆对遗址再次进行调查,确认了历次出土佛教造像的具体位置。造像包括背屏式一佛二胁侍三尊像、二佛并坐像以及若干块主题不明的背屏式造像、造像台座等,造像年代均为北魏。卢家沟集中出土佛教造像,并未发现寺庙遗迹,况且不少造像主尊头部缺失,可能是人为破坏。喀左地区此前仅出土一件背屏式石造像,卢家沟造像的发现,为研究本地区北魏时期同类佛教造像及佛教在此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     

山东青州出土两件北朝彩绘石造像

近年山东青州出土的彩绘石造像非常引人关注。本期又报道了两件北朝的造像资料:一为菩萨,一为释迦佛,均雕刻得十分精致,彩绘艳丽如初。     

关于临潼邢家村出土鎏金铜佛像的若干问题

近年来,我国山东、陕西等省相继发现几处窖藏鎏金铜佛造像,诸如1973年8月临潼纸李通灵寺址出土鎏金铜佛造像二百四十件,1983年9月山东博兴崇德村出土北朝和隋代鎏金铜佛造像一百零一件,1984年3月临潼武屯邢家村出土鎏金铜佛造像三百余件(见本期《陕西临潼邢家村发现唐代鎏金铜造像窖藏》),近闻西安法门寺址亦出土百余件鎏金铜佛造像。山东、陕西二地,一为古来佛教兴盛之域,一为汉唐政治、文化中心地     

常乐寺出土“开元”造像

<正> 常乐寺位于邯郸市峰峰矿区和村镇东鼓山脚下,为著名的北响堂后密附属建筑。始建于北齐文宣帝时期(551—559),其后历代兴盛不衰。1947年被毁。现仅存白塔及废墟。 1960年以来,常乐寺遗址不断出土石刻造像,1979年,邯郸市及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联合进行了清理,出土了大批唐代造像残体。其后几年仍断断续续有造像出土,其中不乏成型之作。尤为重要的是,出土了一件     

青州龙兴寺出土背屏式佛教石造像分期初探

1996年10月在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了大批精美的佛教石造像,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从总体上看,这批造像为当地产石灰岩质,可分为单体圆雕和连     

成都地区南朝石刻造像佛衣的类型

<正>清末至20世纪末,成都地区[1]相继出土多批南朝佛教石刻造像,并涌现出一系列研究探讨这批造像时代与渊源的文章,如《四川茂汶南齐永明造像碑及有关问题》[2]、《成都万佛寺出土佛像与建康佛教》[3]、《试论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4]、《四川南朝佛教造像的初步研究》[5]、《成都地区南朝佛教造像研究》[6]、《关于中国成都地区的佛教造像——以520~540年间造像为中心》[7]等。近年随着考古资料的刊布,揭示出的内容愈益丰富,特别是其中     

四川成都出土南朝石刻造像存疑——兼谈平杨府君阙龛像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成都万佛寺、商业街、西安路三个地点先后出土数十件有年代题记的南朝石刻造像,这些出土材料立即成为佛教造像研究的标尺。可是,经过笔者追根溯源的分析发现,成都出土的所谓南朝石刻造像实际上是宋代仿家的作品,从地层关系、造像组合、造像服饰、造像执物、佛座装饰、博山炉、幢、背景的芭焦树形、题记用语等方方面面都可以发现它们的晚期特征。     

四川汶川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

1989年12月,四川省汶川县出土一批南朝佛教石造像,因出土地点为唐代仁寿寺的旧址,故判断这批造像原供奉于该寺院。这是继1921年四川茂县出土南朝齐永明造像之后,又一次在岷江上游地区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因此具有重要意义。造像中有或为一释迦二弥勒佛的三佛题材,以及双观音的组合形式,这为研究四川地区南朝佛教造像样式、题材内容以及传播路线等问题提供了新的重要图像资料。     

唐县寺城涧村出土石刻造像

<正> 1964年1月,唐县寺城涧村出土了六朝以来石刻造像一批,计15件。这批石刻造像的特点是形体小,保存完好,一部造像的底座上刻有纪年铭款。1965年2月,在该处的不同坑位又出土了一批石刻造像,计12件,除了少量造像有铭款外,一般形体大,保存不佳。两批石刻造像计27件。原河北省文物工作队,根据这一发现线索,即派员对石像的出土地点,先后进行了两次调查。确认造像出土地点系一古代寺院遗址,造像是由于某种原因,在当时寺院附近做有意识的埋藏。     

西安北郊出土北朝佛教造像

1212。4、K方形H厂造像3143、砂石弥动造像西安北郊出土北朝佛教造像     

赵县出土两件隋鎏金铜造像

1985年,在赵县王西章乡西纪毫村北出土了两件鎏金铜质造像。出土造像的地点为一面积约3万平方米的土丘,地表有少许绳纹红泥质陶片和碎瓷器片等。铜造像现藏赵县物保护管理所。     

四川成都福感寺遗址佛教造像埋藏坑清理简报

2016年4月至2017年10月,为配合基本建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实业街30号地块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揭露面积约1.2万平方米,其中两个灰坑(编号H19、H68)出土了一批南北朝至唐代佛教石刻造像,数量较多且堆放相对集中。这些造像以红砂石质为主,包括佛像、菩萨像、天王像、背屏式组合造像、造像碑、盘龙碑首等,雕刻技法有圆雕、浮雕及线刻。根据发掘位置及出土文字信息等可知,本次发掘地点为隋唐时期益州城西著名的佛教寺院福感寺,出土的造像延续时代较长、艺术元素丰富,对于研究成都地区历史及佛教艺术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