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人类学之根——由威廉·亚当斯《人类学的哲学之根》谈起

本文通过分析威廉·亚当斯的《人类学的哲学之根》所阐明的理论意识,揭示美国人类学起源、发展的理论基础。中国人类学发展之初接受了西方的学术传统,但受到西方思想熏陶和方法训练的人类学家回国后将自己的所学运用到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受到国内诸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     

岩画申遗引发的节事旅游开发研究——以银川贺兰山岩画艺术节为例

本文以银川贺兰山岩画艺术节为研究对象,在对艺术节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反映了文化节事和文物旅游的趋势和新动向已成为考察和评价地方博物馆和旅游发展实践的一个重要视角。     

今古文分派之说始自何人——从刘师培的一则文字谈起

经学有今文、古文之别,是为常识。但将今文、古文分为两大派,则似乎并非很久远的事情。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晚清以前的历代学者,虽常论及今文、古文,却没有以今文为一大派,古文为另一大派的。用这样分派的观点来看汉代经学的,实始于四川学者廖平先生的名著《今古学考》。这部书的初版,是成都尊经书局在光绪十二年(公元一八八六年)刊刻的,迄今已逾百年,但从整个     

基于双墩刻画符号的中国文字起源内在机制研究

象思维的发展是文字萌发的内在动力,文字的起源始于文的出现,经衍象孳形的过程,最终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双墩刻画符号是七千多年前先民取象比类,刻画成文的珍贵记录。双墩刻画符号未必记录语言,尚处于文的阶段,而不是字的阶段,其中蕴藏着汉字和易道思想共同的基因——象。由文到字的衍象孳形过程中,指事与象形皆遵从书的共法——象,指事象大类,象形象小类,指事先于象形,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观物取象,即象思维下类的认知,我们称为原象认知。是一种道性认知,中华道性文化即萌蘖于此。     

郭氏之根在阳曲——从虢叔裔孙序封阳曲到郭子仪封汾阳王谈起

人人都有姓,个个都想知道自己的姓氏是如何来的,更多的人还想知道本家族出过那些名人.我们阳曲是郭氏得姓开宗之地,是郭氏延续、居住、外迁的祖籍地.郭氏家族中也出过许许多多的历史名人.     

神话的文化解读——从涿鹿之战看中国文化的内在矛盾

华夏文明是由两大不同类型的区域性文化融合而成的。由于这两大区域性文化在内在精神上存在巨大差异,从而决定了它们之间的融合必然会充满了冲突与纷争,同时也决定了由这两大区域性文化所融合而成的华夏文明必然是一个在其自体内部存在深刻矛盾的文明,而所有这些冲突、纷争与矛盾也就构成了涿鹿之战背后的历史真相。就此意义而言,我们可以说,涿鹿之战实际上是一个内含着华夏文明发生、发展及其内在特质等多重历史信息的神话符号。     

四川为中国方志发源地——从《山海经》谈起

一般以《周官》《禹贡》《山海经》为方志主要的源头之作,但是《周官》只是官制汇编,在体例、内容等方面并未对方志的形成产生实际影响。作为地理书的《禹贡》《山海经》对方志编纂均有影响,但《山海经》较之《禹贡》,内容更丰富,产生的时代更古老,《山海经》才是方志之源。而《山海经》为蜀人或巴蜀人所著,因此四川应为方志发源地。     

虎豹之子与鸿鹄之雏——从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三封信谈起

毛泽东青年时期距今已有百年之久,加之他当时尚未登上历史舞台,更未在政治活动中心,所以关于他青年时期的文字记载相对较少,保存下来的少量书信便成为研究毛泽东十分珍贵的资料和重要的依据。     

漳州窑五彩大盘“天下一”文字释读——从普林希霍夫博物馆藏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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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取向与趋向——从“新革命史”研究谈起

近年来对“新革命史”的讨论,成为史学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就“新革命史”研究的意旨来看,主要表现出两种明显的学术取向：一是化域外理论为本土方法;二是由具体而归纳,以“小”求“大”。值得注意的是,在系列的讨论和“辨析”中,“新革命史”初期的“取向”与实际产生的“趋向”最终发生背离。这似乎说明,“新革命史”着重强调的社会史的视角与方法并不能涵盖或囊括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推动中国革命史研究的进展,可能需要更多的研究取向,多取向、多层面、多纬度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才可能会趋向于呈现中国革命内在的系统和外在的全貌,并揭示未曾注意的而又足以警示后世的面相,为探寻中国革命规律性认识创造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从“智者乐水”谈起

从“智乐水”谈起,论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乐水’’在于爱民,亲民、爱民、为民的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指出了中国传统化此种思想的现实意义。     

试析耀瓷形制变化之动因——从造型设计的角度谈起

耀窑是宋代六大名窑之一,其釉色之青幽古雅,装饰之潇洒华美,造型之精巧大方,皆遐迩闻名.但是,自古以来,似乎耀瓷的釉色和装饰更被人青睐,而做为其载体的造型之美却往往被人冷落.其实,瓷器的造型高矮胖瘦的每一点变化,都含有很具体的目的性,都不是盲目无章的.工匠在设计、创造的过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一个好的造形,常常是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匠心凝聚.     

“穷棒子”之称的由来——从清初的采参谈起

土产参为贵,今时贡帝京。营州非旧种,上党亦空名。碧叶翻风动,红根照眼明。人形品绝贵,闻说可长生。这是清初学者杨宾在宁古塔写的咏人参诗。人参,一作人葠,又作棒棰,它以医疗上的神效,取重于世,而那些长生益寿、起死回生的古老传说,又给它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清初的东北地区,是人参的故乡,无论从质量或数量上看,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名重一时的上党参或高丽参。由于它的贵重与多产,东北就成了采参者云集的地方。当时,关内各省的失业农民,大量流入关外,一部分人从事垦荒农耕,另一部分人则为采参     

从现代“文字画”及“图画文字”看中国文字起源之途

学术界有关中国文字起源的时代及其途径说法甚多。现代文盲与半文盲所作的现代＂文字画＂为我们提供了十分生动的例证。一位基本不识字的老太太所作的＂黑网吧图＂属于＂文字画＂,早期识字不多的军旅作家高玉宝所作＂入党申请书＂似可视为＂文字画＂与正式文字过渡阶段的作品＂图画文字＂。在这个阶段,假借字是早期文字诞生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在文字的诞生过程中,假借字与本字几乎是同时出现的,不是像传统所说的假借字的出现在本字之后。把这些现代＂文字画＂与新石器晚期及纳西族东巴文中＂文字画＂和早期文字相比较,可帮助我们判断早期汉字产生的途径以及汉字正式产生的参照系。     

为何企业家成为中国的危险行业?——从邱忠保出事谈起

又有中国企业家出事了。媒体披露,“飞天系”掌门人邱忠保、邱忠国两兄弟近日双双被上海警方刑事拘留。虽然详情和细节尚待披露,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又有一个大财系倒塌了,又有一位知名民营企业家进入了中国失败民营企业家的行列。     

自然美的现代意义——从中国古代山水诗中的自然审美谈起

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是自然美产生的基础,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促进了自然美的产生。中国古代山水诗人借山水题材以无我之相、释纯我之怀,唱响着天人合一生态圈中对自然的虔诚礼赞。自然美在陶冶高尚情操,塑造理想人格,提升科学发展观,解决天人关系中生态危机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黎庶昌研究管见——从《黎庶昌评传》谈起

黄万机的《黎庶昌评传》(以下简称《黎传》),是迄今研究黎庶昌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著。它以流畅、生动的笔触,论述了黎庶昌的家世、经历及其政治思想、学术成就、散文特色等,并附录了黎庶昌的年谱简编和著作简介,     

十九世纪初西方史学之东渐——从馆藏书《瀛环志略》谈起

《瀛环志略》是近代先进人物向西方学习的启蒙读物,同时也是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不断向中国渗透的产物。新教传教士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化传播者,由于传教士传教传统的影响、新教传教士自身知识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排斥及清末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等原因,西方史学的东传之旅十分艰难,但它毕竟拉开东西史学融合的序幕,给中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     

就地正法与清代刑事审判制度——从晚清就地正法之制的争论谈起

就地正法是在晚清引起广泛争议的重大司法问题。但就地正法之制并非始于晚清,而是清代刑事审判制度的组成部分。就地正法是相对于死刑审判复核监督制度所做的特殊制度安排,主要适用于紧急情况下,从重从快处理谋反、叛乱和聚众抗官等严重危及统治秩序的案件。而死刑审判复核监督制度是死刑审判的基本制度,适用于平时。两共同构成清代的死刑审判制度。从清代刑事法律制度运行看,施行就地正法不可避免,但这项失去有效司法监督的应急性死刑审判制度,存在随意性和扩大化等诸多弊端,尤其是在晚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持续施行,引起死刑审判复核监督制度与就地正法制度之争,及中央与地方司法审判和监督的权力之争。争论的结果是,尽管最终限制了就地正法的实施范围,但直到清末法律制度根本变革前,这一问题并未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