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梁漱溟先生的交往

数年前,我曾经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写过“梁漱溟”这个辞条,1987年10月末,我写了重新认识梁漱溟教育思想的文章,在北京参加了“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最近又受友人之托,为《教育大辞典》撰写了“梁漱溟”辞     

“理想信念,是我人生的追求”——访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原总经理王涛

我不过是一个"叙述者"蓝天:王老,的《征战死亡之海》被喻为"一部塔里木石油会战的壮丽史诗","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我认真读过这本书,确实写得很感人。所以,首先想请您聊聊这本书,好吗?     

走近父亲——梁漱溟长子梁培宽访谈录

正"文革"后,梁漱溟著作最早出版情况张建安(以下简称张):令尊梁漱溟先生已经辞世30年了,但他的思想和精神仍散发着巨大的魅力,影响着当今社会乃至以后的时代。他的书仍在不断地以不同形式出版,均拥有众多的读者,不少还是畅销书。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注意到,很多书的整理出版,比如《梁漱溟全集》《梁漱溟日记》《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等等,您都做了很多     

生命的火焰

曾经在阅读时碰到了一个很奇妙的书名,那就是意大利著名作家邓南遮的长篇小说《生命的火焰》。这本书我未曾读过,可是我非常喜欢这个书名。     

重印《中国交通史》题记

《中国交通史》,在我所写的著作中,是最早完成的一部。一九三六年初,我住在北京(那时叫作北平)西四牌楼粉子胡同的一个公寓里,以写文章换取稿费维持生计。在快到春节的前几天,顾颉刚先生来了。他打开皮包,取出一份《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目录。他说,商务印书馆托他请人写书,问我能不能帮他写一部。我看看目录上的书名,没有一部书是我熟悉的。顾先生看我很为难,就说:“这个目录中有好些书根本没有人写过,写起来很不容易,但你还是试着写一部吧。”我想来想去,觉得《中国交通史》还可能好写一些,就答应了写这部书。顾先生又跟商务印书馆商量,同意我陆续交稿。我写完一篇就寄到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的编辑所。编辑所看过后,发到北京的京华印书馆排印,由我自己校阅,再由北京商务印馆送给我稿费,每千字五元,是当时稿费中最高的。大约经过七、八个月,全书完成。一九三七年一月在上海出版。一九三八年,日本中岛俊作译成日文。一九三九年三月,由东京生活社出版。     

张学良笔忆父亲张作霖

多年前外传张学良在幽禁期间曾有写《回忆录》的意愿,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动笔。另有消息说张氏到了晚年,公开表示他今生从没有再写《回忆录》的打算等等。事实上张学良在幽禁期间不但有写回忆录的欲望,而且还亲自动笔写过《回忆录》。199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口述部的采访小组     

我也是个“两头真”

张劲夫是一位为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高级干部。他收编了自撰的2篇文章和讲话、书信,称为《嘤鸣》;又收编了17篇编者赞赏的文章,称为《友声》,共成一集,书名《嘤鸣·友声》,由中国财经出版社日前出版。这些文章在这些年中发生过振聋发聩的影响。本文是张老为这本书写的前言。     

博览·文化

苏童:我不是"红粉"作家日前,作家苏童在同济大学与大学生们进行了一次互动座谈会。座谈上苏童表示,他并不是只写女性作品,也写过大量男性形象。他认为自己只会写女性这个错误印象是影视作品造成的。其实他写过大量以男性为主角的小说,而且自己也很满意,但碰巧被改编成影视剧的几乎都是女性小说,如《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米》等,今年下半年《另一种妇女生活》也将被拍成电影。     

复杂多面的胡乔木——同李锐谈话录

领袖秘书得力助手盛禹九(以下简称盛):2011年出版了一本书——《中共中央第一支笔》,副题是"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这本书出版后,我看到朱正写的一篇文章——《"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读后》,刊登在2011第11期《炎黄春秋》上。朱正的文章反映出:这支笔"为党作宣传、作解释、作辩护",为尊者讳,有时会颠倒是非,掩饰谬误。看来胡乔木是个有争议、值得研究的人物。我知道,您老和乔木交往有半个世纪之久,了解甚多,能谈谈对他的一些认识和印象吗?     

刘大年与抗日战争研究

正光阴荏苒,转瞬间刘大年去世已经十年了。他逝后不久,遗著《我所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出版。这个书名准确地概括了他一生和抗日战争的关系:第一,他是抗日战争的"亲历者";第二,他是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者";前者在他的早年,后者在他的晚年:他一生八十五年的事业,以参加抗日战争始,以研究抗日战争终,这是非常难能的。刘大年涉足抗日战争研究始于1982年。此前三十年间,他只有在早年的《美国侵华史》一书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读后

关于李敦白的书 1993年李敦白先生出版了他的回忆录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作者严肃认真,不讳饰,不躲避,坦诚勇敢,直面历史。但该书的叙述仅限于在中国的35年。这个版本对于了解李敦白的一生太显单薄。于是徐秀丽决定给他做一部完整的口述史。《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就是这样出现的,虽然主人公是一个人,但两本书的内容很少重复。     

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抹不掉的记忆》序

《抹不掉的记忆》是《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年逾七旬时的精心之作。我同他一起做过农村调查,一起合写过文章,还曾在同一个机关工作过,是相识相交相知30年的老友。老友晚年出书,要我写序,尽管我年届八六,手脑不灵,执笔困难,还是不能推辞,也不该推辞的。     

一个尼姑和一个女人

好多年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一个老尼的自述》，虽然那时候的想法很幼稚，但现在再翻一翻，我依旧觉得那个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我”是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物，我喜欢她在生命中遇到的一切：包括做尼姑的经历、没有浪漫邂逅的婚姻、生活中积累的爱和感激、很多的孩子、以及能在小庙里侍佛颂经的晚年。     

我与口述历史

正我是怎么介入口述史的我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的教师,专业是中国当代文学。我的第一本口述历史专著是《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在此之前,1990年代我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风云人物采访录》的影响,做过关于右派的专题采访,写成一本书叫《凝望夕阳》。这本书还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文集。大部分篇章采用了人物专访的新闻体裁,只有少数篇章采用了     

潘姓家庙独木祠

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曾和我说过,我们是北宋潘仁美的后代。我吃了一惊,问:是那个迫害杨老令公杨继业的潘仁美吗?父亲说是,但他的真实姓名叫潘美,是个大忠臣,你可以到《宋史》里去查查。这是父亲晚年,困扰他多年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他也已经出来工作多年,所以才有心思和我说这个话。     

为地质学院造反派说几句话——对《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的一些意见

《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发表的《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是朱维铮先生的口述,由金光耀先生采访整理。看到这篇文章感到很亲切。金光耀先生是历史学家,还钟情于文革史研究,我很敬重。我和朱维铮先生也有过交往,1982年,我(时任《红旗》杂志编辑)到复旦大学组稿,曾在他家和他晤谈,很投机,他还送我他著的书。朱维铮先生这篇口述,是研究文革史的一份重要史料,但他关于北京地质     

新潮迭起的养生大法

正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里,忽然兴出许多"派"来。我成了并不逍遥的"逍遥派",古文不能看,外文不能读,业务不能干,作品不能写。干什么好呢!我忽然想到了《庄子》。这本书第一篇名叫《逍遥游》,第三篇叫《养生主》。想到这儿,灵感来了——我不是在"逍遥游"吗?那又何妨"养     

真假“美食家”——陆文夫与美食文化(二十一)

<正>《美食家》问世后,让陆文夫享誉世界;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小说中的朱自冶、高小庭、孔碧霞,生活中真有其人吗?真假难辨,有点扑朔迷离。好在作者说过两句话,为我们提供了依据。第一句是,"我觉得一个作家的作品,一个好的作品,哪怕是一个短篇,都应该看出作者其人。""每个作家他几乎都在写自己的历史。"(朱子南《1982     

蔡元培的“绝招”

1916年,23岁的梁漱溟将自己所写的一本哲学书送给蔡元培,希望换取来北京大学读书的机会。某次,两人见面,蔡元培不等梁漱溟发问,主动说:"你的大作《究元决疑论》我拜读过了,有胆识,有立论,见解独到。我这次到北大当校长,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广罗人才。我想你可以到北大来教授印度哲学。"梁漱溟自然不敢答应,论学历,他只有中学;论     

外刊摘要

美国《新闻周刊》9月29日封面文章华尔街队长亨利·保尔森也许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会面对这样的局面。作为美国财政部长和倡导自由市场的思想家,他向世界宣布了一场大规模的救市行动。面对这个耗资7000亿美元的拯救金融市场计划,就连保尔森自己也感到很矛盾:"我也感到不快,但相比其他方案,它毕竟是更有吸引力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