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西州道經的流佈

吐魯番文書中保存了較多的道經殘片,基本都是抄寫於唐代西州時期。通過對德國及旅順博物館所藏的數件重要道經進行考論,證實了唐代西州道經三洞經典存續完整,又據旅順博物館藏LM20-1460-37-14《太玄真一本際經》殘片的卷題,認定其爲五卷本系統,並進一步推論至遲到唐太宗貞觀末年,唐代西州已有道教傳播與道經傳抄。此外,根據目前整個吐魯番出土道經的狀況,比較了敦煌道經、吐魯番道經及《南竺觀記》所載經目的差異,對唐代西州道經的流佈情況與"開元道藏"的關係再作檢討。     

新發現題名碑記所見北宋定州就糧禁軍考

本文利用新發現的定州開元寺塔題名碑記材料,結合正史記載,利用二重證據法對北宋定州就糧禁軍番號、駐軍數量、分廂情況等問題進行了考證,認爲:一,真宗、仁宗朝定州駐紥的就糧禁軍有雲翼、忠猛、驍武、振武、武衛、神武六個番號,其中忠猛、驍武、神武番號正史不載其就糧禁軍性質,雲翼、振武、武衛番號雖正史有載,但每軍駐紥定州數量缺載,題名碑記記載的指揮數比正史多二十個。二,定州就糧禁軍馬軍人數是步軍人數的4.5倍。三,就糧神武、就糧武衛在1040年前就分左、右廂。四,康定、慶曆年間,定州就糧禁軍大量設置,其來源主要是由地方軍升爲就糧禁軍及直接招募,定州就糧禁軍很可能是以"都"爲單位進行編排居住。     

新出《唐曹懷直墓誌》所見安史之亂前後粟特武人動向研究

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收藏之《唐曹懷直墓誌》,爲新近出土的唐代禁軍粟特武將墓誌,詳細記載了曹懷直的先世源流,自曾祖以下的家族世系,曹懷直本人於安史之亂前後在禁軍、隴右軍中的仕宦經歷。該墓誌爲研究唐代宮廷宿衛系統中,粟特武人世家之仕履升沉、政治立場及其與唐皇室之間的政治隸屬關係,提供了重要文物資料;也反映了安史之亂後,在朝野上下極端憎惡粟特胡人的社會環境下,忠於唐皇室的粟特武人,其族屬意識的變化。     

從《耶律曷魯妻掘聯墓誌》看《記室備要》之北傳

本文通過對遼代《耶律曷魯妻掘聯墓誌》與敦煌文獻《記室備要》的對比分析,發現墓誌的主要內容大多抄撮改編自《記室備要》一書。由於此方墓誌極有可能出土於遼上京臨潢府附近,筆者推測唐代《記室備要》等掌記文書早在遼朝初年即已向北散佈至契丹的腹心之地。遼初對於中原人才及藩鎮制度的吸納、繼承,爲記室文學向北傳播提供了可能性。     

李克用的發迹:“鬥雞臺事變”史實新考——《支謨墓誌》再解讀

洛陽出土的《支謨墓誌》雖非一方新誌,其研究價值卻仍然很高。誌文中關於支謨在"鬥雞臺事變"後北調河東抵禦李克用的內容篇幅很長,所涉及的支謨佈置河東防禦,堅守雲州,招撫李克用等內容爲我們提供了史書中未見的歷史細節。其中尤其令人驚駭的是有關其曾射殺李克用的記載。該誌文爲我們更加全面認識該事件以及唐後期河東、代北的政治軍事形勢提供了很多珍貴資料。     

“右將軍”還是“右軍將軍”?——前後左右將軍與鎮衛四將之考辨

在兩晉及宋齊官制中,有前後左右將軍,又有前後左右軍將軍。前者是軍號,而後者是禁軍將領。這二者本來區别明顯,然而時人對前後左右將軍實有"前後左右軍將軍"的俗稱,造成了文獻以及墓誌中兩者的混淆,更導致了唐人普遍誤認爲這兩者是一官。南朝帶貼官制度的發展,也會對相關判定造成嚴重干擾,有時需要從具體的遷轉情況出發,纔能對這兩類將軍作出正確的區分。     

唐代詩人李渾金墓誌相關問題再研究

《李渾金墓誌》是近年洛陽地區新出土的一合唐代墓誌,誌主爲初唐詩人李渾金,傳世文獻未見載。這篇墓誌所提供的有關李渾金生平事迹的諸多信息,對於研究其籍貫世系、仕宦履歷、交遊經歷、婚姻子嗣等方面有一定的文獻價值。特别是誌文中記載了誌主所作的一首五言律詩《春江眺望》,屬唐代佚詩,誌文還詳細交代了該詩的創作背景以及其在當時的影響。通過對詩文的解讀,我們可以借此瞭解初唐時期詩歌創作的相關社會文化背景。     

朝鮮漢文小說《林將軍傳》成書、版本考述

《林將軍傳》是朝鮮小說史上最爲著名的歷史演義小說之一,由於朝鮮將軍林慶業反清尊明、蒙寃死亡的生平事迹富有傳奇色彩,此書在朝鮮半島廣爲流傳。筆者在梳理林慶業傳記史料的基礎上發現,朝鮮英祖年間,《林將軍傳》小說最早以諺傳的形式在民間廣泛流傳。現存的漢文本小說出現於諺傳本之後,主要分爲兩個系統:一是諺傳小說的漢譯本,一是無名氏獨立創作的漢文小說。本文以韓國所藏九種《林將軍傳》抄本作爲研究對象,比勘諸本異同,考證其相互關係,對漢文小說《林將軍傳》諸抄本之間的關係做了較爲系統的辨析。     

家學傳承與唐宋時期士族的更新

本文以士族的家學特徵爲切入點,具體考察了科舉制度下文學、經學、史學和技藝作爲家學的傳承情況,借助社會分層和流動理論重新審視了士庶融合的歷史過程。試圖說明,科舉制度下仕途走得最順的不是文學"才子",而是有經學家傳的士族子弟;士族階層在唐宋時期不完全是衰落,而是分化,——有的衰落了,更多的人則憑藉世代相傳的家學優勢和優秀的遺傳素質、通過科舉制度繼續走着仕途,並且與庶族階層中的精英相融合,形成了新的士大夫階層。     

唐代墓誌校史札記

<正>利用唐人碑刻校正新、舊《唐書》,歐陽脩早已爲之。近代以來,地不愛寶,唐代墓誌,層見迭出,爲校正史書提供了不少新的材料。筆者據唐代墓誌校正《新唐書》八則~①,兹按其卷次順序羅列如下,以就教於方家。1.久之,出爲常州刺史。屬宣州賊鐘大眼亂,百姓潰震,登嚴勒守備,闔境賴安。(卷一一二《薛登傳》,第4171頁)按:《舊唐書》卷一○一《薛登傳》載:"屬宣州狂寇朱大目作亂,百姓奔走,     

從南京出土的東晉南朝墓誌推論僑舊之别

<正>幾十年來,南京地區出土了一批東晉南朝時期的墓誌,加上傳世金石文獻的記載,已經有53方。從人物籍貫上看,這些墓誌大都屬於北方僑人。南方土著人物的墓誌爲何不見?墓誌本身雖然不能回答這個問題,但它卻引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即當時南方境内僑舊雙方的差異性。以下的討論就是循着這個線索展開的。一、南京出土墓誌與文獻記載     

從南京出土的東晉南朝墓誌推論僑舊之别

<正>幾十年來,南京地區出土了一批東晉南朝時期的墓誌,加上傳世金石文獻的記載,已經有53方。從人物籍貫上看,這些墓誌大都屬於北方僑人。南方土著人物的墓誌爲何不見?墓誌本身雖然不能回答這個問題,但它卻引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即當時南方境内僑舊雙方的差異性。以下的討論就是循着這個線索展開的。一、南京出土墓誌與文獻記載     

“下流之悼”：壙誌與明清墓誌文的日常性

中國古代墓誌名目繁多,壙誌作爲其中一種通常由親族撰寫而不托名筆的類型,頗能體現古代墓誌文個人化和日常性的書寫特徵。自唐代韓愈《女挐壙銘》以來,經由歸有光、錢謙益等明清文家的創作,壙誌在文體學脉絡及文人書寫傳統中,逐漸獲得相對獨立的類型特性。其中以子女及族中晚(5爲施用對象的一類作品,既繼承漢魏六朝抒寫“下流之悼”的哀辭傳統,又提升明清墓誌文在描寫個人情感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文學性。以壙誌爲對象,考察明清墓誌文的生活與情感表現,指向的是一個與徵史紀事、褒功述德的傳統歷史建構不同,而回歸一般生活、普遍情感的文學世界,這或可爲古代墓誌的文學研究提供某些思路,又不失爲從生活史的路徑來研究古代文學的一次嘗試。     

《郭守乾墓誌》與武定侯郭勛子嗣

明清史籍對明代武定侯郭勛家世、子嗣情況的記載,語焉不詳,且存在矛盾之處。本文結合相關文獻對《明故左軍都督府掌府事武定侯郭公(守乾)墓誌銘》進行考釋,復原了武定侯郭勛的家庭與子嗣情況,有效地解決了明清史籍關於武定侯郭勛子嗣情況記載的矛盾和殘缺問題。     

傳法紫宸:敬宗之師昇玄先生劉從政考

劉從政是唐敬宗皇帝入道受籙的度師,曾因此獲封"昇玄先生、檢校光禄少卿",隱然成爲天下道門領袖。此前學界對其所知甚少,本文利用保留在《唐文萃》中的《劉從政碑》及近年新見的一些墓誌材料,勾勒了他的生平及道門譜系。劉從政一生主要在兩京之間活動,其弟子遍佈關中及東都聖真、玄元等名觀。經過考證,可知劉從政出自潘師正的好友劉道合在嵩山傳下的上清别派,雖然不及司馬承禎一系的顯赫,但《劉從政碑》特别强調其上溯至東晉楊羲"凡十四世"的傳法譜系,顯示了對自身經法傳承的自信。     

漢魏《周易》經本的多元與流變——以《周易·訟卦》“窒”字爲中心

《周易·訟卦》卦辭"窒惕"之"窒"存在多個異文,於今可見者,上起上博簡本,下至王弼本,至少存在五種狀態。本文通過對該組異文的疏證,並結合漢代經學史的背景和異文所牽涉到的不同經義經説,揭示出漢魏時期,尤其是兩漢間《周易》經本的多元性和流變過程。此外,筆者通過歷史的考察,認爲上博簡《周易·訟卦》"■"字宜隸定爲"懥"而讀爲"疐"。     

《丹陽集》詩人丁仙之墓誌考釋

丁仙之是唐人殷璠所選詩集《丹陽集》中的十八位詩人之一。關於他的生平事迹,我們僅知其占籍潤州,歷任主簿、餘杭尉。洛陽新發現的丁仙之墓誌,可以訂正傳世文獻中"丁仙之"姓名的)誤;通過墓誌我們更可以瞭解丁仙之仕宦不達而文名已盛的一生;並爲學界瞭解墓誌撰者陳允升提供更多信息。     

新見唐代吐谷渾公主墓誌的初步整理研究

本文對新見吐谷渾慕容氏成月公主的墓誌進行了錄文和初步整理,並就這一新出文獻與《弘化公主墓誌》《法澄塔銘》對讀,對與此相關的吐谷渾研究、唐代貴族女性修佛、長安寺廟研究等進行推展,並得出如下初步的結論:一,成月公主當係吐谷渾諾曷鉢與弘化公主所生,爲其次女,生於貞觀二十年(646),卒於總章元年(668),享年23歲。幼時即入唐代長安的興聖尼寺修習,卒於寺內,葬於明堂縣(今陝西西安長安區)少陵原。二,諾曷鉢至少育有五子二女,而一般的研究者僅提及其有三子。又,傳世文獻對弘化公主下嫁諾曷鉢的時間與出土的《弘化公主墓誌》不同,筆者以爲,應以墓誌爲準,至少交代分歧,兩説並存。三,成月公主所修習的興聖寺爲尼寺,但與一般的尼寺似有較大區别,其地理位置在長安外郭城通義坊,距皇城、宫城較近,在政治上與統治階級高層關係密切,高祖舍宅,太宗立寺,玄宗巡幸並任命寺主,在教義上當屬華嚴宗,故寺內有寺主法澄繪製的《華嚴海藏變》。而法澄圓寂後所葬的馬頭空,應是將其葬於馬頭空的窟室內,也就是中古時期僧人常采用的石室瘞窟法。     

《真誥》對唐詩發生影響之時間再議

關於《真誥》與唐詩的關係,學界有人認爲,盛唐時,《真誥》已對唐詩發生了相當的影響。本文通過對唐代道教授籙制度的考察,認爲道教三洞四輔體系在初盛唐依然得以維持,因此只有極少數拿到三洞法師籙位的道士,纔有機會接觸到上清經和《真誥》。《真誥》擴大傳播並真正發生較廣泛的影響應該在中唐之後。因安史之亂,唐代政權漸失去控制力,使依賴政權維持的道教三洞四輔制度難以爲繼。所以,《真誥》對唐詩發生影響的時間,相應在中唐之後。這一情況與唐詩可以互相印證。     

潘錫恩與清史《文苑傳》第一次稿

纂修官潘錫恩對清史《文苑傳》第一次稿有重大貢獻,但以前學界未有關注。潘錫恩在道光二年至三年間,纂輯了清史《文苑傳》的十四個正傳,幾達該書第一次稿正傳數量的三分之一,對該稿的成書意義重大。潘錫恩對《文苑傳》的論述也有重要貢獻,本文討論了他在詩學史和史學兩方面工作。潘氏幫助書寫了《文苑傳》詩學主幹,確立了以王士禎爲中心的順康詩學史論述主線,確定了《文苑傳》的詩學史記載開端,並延伸到雍正乾隆朝。在此過程中他强化了《文苑傳》所記清朝詩學特色,記載了崇宋詩潮流的興起。潘錫恩通過纂輯《谷應泰傳》等幾個傳記,建立了《文苑傳》的史學板塊,以《明史》纂修爲線索,凸顯了清代史學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