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徽商对徽州文化的影响

从徽商的经济实力、意识形态和经商活动三方面,论述了徽商对徽州文化的影响,认为:1.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徽州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2.徽商强烈的"入儒崇仕"意识促使徽州教育勃兴,文化昌盛,流派纷呈;3.徽商在经商活动中完善和传播着徽州文化。     

史实、文献与地方社会的变迁——以《歙事闲谭》中的一则史料为核心

《歙事闲谭》中一则关于东晋时期"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的历史记载,被认为是徽商产生于东晋的依据。然而,追寻此则史料的源头及其背后的历史事实,则发现史料中的"新安"与徽州及徽商并无直接联系。此则史料与徽州联系的建立及其所载内容被归入徽州风俗的一部分,有一个历史过程,其背后反映的则是徽州地方社会的变迁。     

也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明清贾儒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

学术界对徽商"贾而好儒"特色的争论,缘于没有明确区分"好儒"与"崇儒"、群体特征与个体特征。"崇儒"是对"儒"的尊重、推崇,是明清各个社会群体的共同特征,既非徽商特色,也非其他地域商人群体特色;"好儒"是发自内心对"儒"的喜爱。将"好儒"视为徽商为经商做出的功利性选择,无法解释缘何其他商帮无"贾而好儒"特色。徽商"贾而好儒"是唐宋以来徽州兴起的好儒之风与明清时期重商之风结合的产物。在讨论明清时期贾儒关系问题时,必须明确界定和区分"好儒""崇儒"等概念;应跳出纯粹的商人视角或功利性视角,关注到地域商人群体的文化背景和个人行为动机的复杂性;既要注意历史必然性,也应重视历史偶然性。     

试论徽州地理环境对徽商和徽派民居建筑的影响

文章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论述了徽州地理环境对徽商和徽派民居建筑的影响,认为:1、徽州人商业活动起源于徽州物产"结构性失调",徽州"地狭人稠"促使"徽民寄命于商";2、徽商经营行业受徽州地理环境影响,以徽州物产余缺为基础;3、徽州群山环抱,陆路交通闭塞,新安江等水路从而成为徽商境内外贸易的主要通道;4、徽商投资产业多在徽州以外地域,明显受徽州物产和市场因素影响;5、徽州民居建筑在选址、用地、材料、结构、造型等方面,与徽州地理环境和谐、协调。     

藏在宗祠里的徽州古戏台

徽州戏剧演出活动源远流长,东晋时期就有“宴会辄令倡伎作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的记载。徽州古戏台是戏曲文化的延伸,与徽州的建筑、徽商、宗族等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徽州的商人发达后,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一方面读书登第,努力入“仕”,一方面以戏剧等各种文化活动为载体,结交四方文入雅客,追求士大夫阶层的高雅品位。而在许多徽商看来,     

徽商衰亡主因探析

徽商的衰亡固然与商帮生存发展的外部社会环境、政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等因素相关,但外部因素并不足以完全摧垮一个盛极一时的商帮集团.本文认为,徽商衰亡的主因,一在于商帮的核心价值观是取儒而非取贾,二在于徽州文化与徽州社会由初期的开放走向封闭,三在于商帮集团的封建性质,三者共同构成了徽商集团走向衰落的内因.     

新安医学的传承方式及代表人物

新安江流域的歙县、绩溪、休宁、黟县及婺源六邑,宋元以降都辖于徽州,上溯晋代曾为新安郡辖境,故后世又以新安为徽州的别称。徽州地处皖南山区,药材资源较为丰富,且少受战乱侵害,民生较为安定;徽商崛起后,促进了当地的教育,学术研究蔚然成风,     

也谈“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色——与张明富先生商榷

张明富先生认为"贾而好儒"不是徽商特色,而是明清商人的普遍特征.本文不赞成这种观点,指出:一,张明富先生的论证方法有问题,单纯的例证法不足以证明某个事物的基本趋势、基本倾向.二,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也得到了同时代人的认同.这一特色的形成,是与徽州这一特殊地区密切相关的.三,张文所分析的明清商人普遍"贾而好儒"的原因,从逻辑上说是不能成立的.四,儒家观念并非传统商人未能踏入近代门槛的主要羁绊,能否超越儒家思想的屏障也非中世纪商人与近代商人的最大区别.     

武汉徽馆与大中华酒楼

武汉是长江中游最大的城市,是苏皖入川之要冲．也是徽商经营的主要地区之一,而徽馆的起源与发展．与徽商的崛起与兴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史称“新安大贾”的徽商,起于东晋。唐宋时日益发达．明末至清代中期是他的全盛时代。当时,徽州籍商人活动地域之大,经营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拥有资本之雄厚．均列全国商人集团之首。由于徽商外出,饮食商贩也跟随这些徽商在外经营菜馆、面馆以及饮食摊挑,     

地域文化的沉积物——徽州明清建筑上的木、砖、石三雕

徽州明清建筑上的木、砖、石三雕(以下简称三雕)是中华民族地域义化的沉积物,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研究和探索.一、三雕产生的社会背景徽州木、砖、石三雕的产生,具有深厚的社会背景.首先是徽商的兴盛.明清时则,徽商活跃于南京、扬州、苏州、杭州一带的城镇,足迹遍及云南、贵州、河南、河北、广东、广西、四川等地,形成一个庞大的帮派体系,称雄商界300余年.“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徽商拥有大量资财,但由于其经济中的封建性因素,使徽商不得不将其商业增殖资本主要用于个人和家族消费.     

商帮史研究中商人身份的判定问题——以徽商研究为例

准确判定商人身份,是商帮史研究立论的前提和基础。在以往的徽商研究中,对徽商身份的判定存在三个值得注意的普遍性问题:一是将"徽商之子"视作"徽商",其结果是对明清士商关系和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讨论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二是"徽商"概念扩大化,即将历史上的宁国商人等其他地域商人纳入徽商研究范畴,或将非徽商资料误为徽商资料,从而模糊了徽商研究的学术边界;三是将"徽商"与"徽州籍商人"等同起来,从而忽视了商人的自我认同,或将"徽商"概念推及长期与徽州几无联系的徽商后裔,从而无助于揭示徽商问题的本质。在今后的商帮史研究中,研究者应高度重视对商人身份的判定,严格恪守史学的求真原则和历史原则,同时也应注意制度与"人"的结合。     

曹文埴曹振镛父子的政治文化形态略论

政治文化是某一民族或某一区域的民众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了徽商“好儒”这一较为独特的政治文化形态。其实,徽州商人的……     

徽州学者金榜三论

明清徽商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科举和学术事业的辉煌.徽商家庭出身的金榜,既是乾隆壬辰科的状元,也是“皖派”学术的中坚人物.通过对金榜家世生平、学术风格和社会影响的梳理与展示,借以领略以金榜家族为代表的徽州人“贾而好儒”、“贾儒相济”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     

曹文埴振镛父子的政治文化形态略论

政治文化是某一民族或某一区域的民众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了徽商“好儒”这一较为独特的政治文化形态。其实，徽州商人的……     

徽商与清代汉口紫阳书院--清代商人书院的个案研究

明清时期 ,徽商不仅致力于徽州本土的文教事业 ,还纷纷在侨寓之地创办书院 ,以为相从旅邸的子孙就学成名计 ,而汉口紫阳书院则是其中的典型 ,汉口紫阳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业经济发展和徽商“贾而好儒”的产物。从汉口紫阳书院的创建、功能及经费的经营中可以窥探明清商人书院与传统书院的不同特点。     

《新安文献志续编》考

黄山学院图书馆所藏汪世清先生遗赠《新安文献志续编》晚明刻本一册,系该书的第七、八卷,收录唐代至明代徽州文献九十五篇,其中包含多篇稀见的古代文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卷中收录了众多的明代徽商文献,是晚明时期徽商繁荣和社会观念变化的生动体现。书中的一些篇章,对考证徽州典故很有价值,对明史研究也有帮助。由于现存卷中没有关于编纂者的任何信息,使得确定该书的编纂者与刊行年代较为困难,通过对存世徽州文献的综合考察,推测该书的编者可能是晚明休宁人程廷策,该书则刊行于隆庆末或万历初。     

徽商妇的"琵琶行"--论明清徽商妇的品质特征及贡献

在徽州地区特有的民风民俗的影响下,徽商妇在生活和生产中形成勤劳、节俭、孝悌友爱、坚守贞操等品质特征.她们在家庭中扶幼恤老、操持家务;劝夫从贾、助夫经商;谆谆教子、从儒从贾;乃至躬自操劳、亲营商业,为徽州家庭的稳定以及徽商的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她们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

宋元时期徽州商人十分活跃。徽商萌芽于两宋,兴起于蒙元。徽商兴起的根本原因,是由徽州经济结构决定的,而非所谓的地理、文化因素。宋元时期徽州商人的活动,加快徽州地方物产商品化,促进徽州人口流徙,推动徽州社会阶层分化。该时期的徽州商人属于专业商人,在经营过程中,获得大量财富,改变了徽州人的职业观,激起时人对四民观的审思;改变了自身和徽州经济面貌,形成区域经济中的徽州模式。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是明清徽商的基础。     

建国以来徽商研究综述和前瞻

(一)徽商,在明清经济史研究领域占有一定重要的地位,早为中外有关学者所瞩目。据我所知,系统地研究徽商,始于四十年代。1947年,《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第二期发表了傅衣凌先生《明代徽商考——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初搞之一》(后改为《明代徽州商人》,1956年收进《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一书)。五十年代,日本藤井宏教授发表了长达十余万字的《新安商人的研究》(连载于《东洋学报》     

徽文化的前生今世

前生：徽州、徽商与徽文化徽州,简称“徽”,位于安徽省南部地区,古称新安,自秦朝置郡县以来,已有2200余年的历史。徽州地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1955年与1981年在绩溪县发现的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证,早在六千年前,翚岭（即徽岭）南北就有人类活动,西周以前,据《禹贡》天下分九州本区属扬州,即所谓“蛮夷”所属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