豳公盨与益启传说的再认识

豳公盨铭文的再读,对弄清迄今争讼不绝的启益关系的悬案的来源有很大帮助。现存的战国以后文献的分析与豳公盨铭文的佐证指向“启干益位”说;“益干启位”说有可能是源于西周中期以后,人们对豳公盨“益奸懿德”一句的误读;“益启揖让”是孟子对上古时代禅让故事的深化。     

《(?)公盨》铭文考述

本文肯定了保利博物馆新入藏青铜器《公盨》长篇铭文的价值,对铭文进行了详细考释。     

对师克盨蓋和■鼎铭文鉴别的商榷

1960年文物第3期载有于省吾、姚孝遂两先生写的"楚公?戈辨伪"一文,末段提到人文杂志1957年第3期所载西周师克盨盖和同刊1958年第2期所载商末(或周初)?鼎两器,并指出盨盖的铭文是拚凑而成的,鼎是西周中叶的形式,加上了商末周初的篆文云云.两位先生的这些意见,我们还有不同的看法,特叙述如下:根据我们对师克盨盖的了解,它是熊步龙的遗物,熊步龙在同治光绪间曾任陵西味经书院山长,因此盨盖最迟也是光绪初年出土的.盨盖上的夔纹,铸的异常生动,盖内的全部铭文也是铸的,字纹笔划圆润遒劲,不似伪作.同时铭文叙事的句法,和录伯?、善鼎、?壶、蔡?、师?、毛公鼎、?伯?、师?等多有相同之处,是这一时期铜     

伯■父盨铭与厉王在位年数

1978年9月,陕西省岐山县京当公社贺家大队凤雏村发现了一批西周铜器(简报见本刊11期),这批铜器共五件,出土于一个西周窖藏中,计:鼎一、段一、甗一、盨二。两件盨的大小、形制及纹饰均相同。五件铜器中,只甗和盨有铭文,而以盨的铭文最为重要。两件盨的铭文是相同的,每一件盨的器、盖铭文又相同,只是行款略有差异,铭文如下:     

《师克盨铭考释》书后

郭沫若同志在本年《文物》第6期发表了《师克盨铭考释》一文。我从前曾疑此器为伪制,事实经过是这样:1967年《人文》杂志第3期刊登了段绍嘉同志《师克盨盖考释》,附有铭文。我当时因为铭文中"干"字的上两划笔力穉弱,其它文字也有类此者,遂疑为伪,并以此告姚孝遂同志,他也以为然。1960年3月,我和姚同志合写《楚公(?)戈辨伪》一文     

淮夷文化研究的重要发现——驹父盨盖铭文及其史实

驹父盨盖1974年出土于武功县一西周遗址,铸铭文82字.这篇铭文为淮夷文化的探讨,提供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线索,是淮夷文化研究资料的重要发现.1976年吴大焱、罗英杰发表了初步的释文和铭文拓片.1982年王辉同志发表了《驹父盨盖铭试释》一文,对铭文作了进一步的考证由于两文对铭文的考释尚未尽善,加之该铭文对淮夷文化研究的重要价值,故再申浅见.驹父盨盖铭文分书九行,行九字,合文一,个别字有所残损,现录全铭释文如下:     

对"楚公■戈辨伪"一文的商讨

文物1960年3期上刊载了于省吾、姚孝遂两先生的"楚公?戈辨伪"—文,认为文物1959年12期介绍的楚公?戈,是一件"赝品",并例举了六条"理由"证伪.于、姚两先生这种对文物负责的精神,是值得欢迎的.但是,我们认为于、姚两先生所例举的理由,都不足以确定此戈是赝品.1、铭文方面:于、姚两先生认为"戈字在纳柲之后,势必为夹柲所掩.凡戈类铭文的部位适当于内柲处者,其铭文必伪无疑".铜器铭文从西周到战国,不外"铭德纪功"和"物勒工名以考其成",所以战国时代戈戟铭文,无不刻有工师的姓氏.为了便于考成,将铭文刻在戈内的末端,确系当时的惯例.但是,西周和东周其时正处在铭德纪功这个     

《陕西韩城市博物馆藏铭文青铜器》释字商榷

文章对《陕西韩城市博物馆藏铭文青铜器》一文所公布的两件青铜器铭文的释文作了改释,把■尊的"■"改释为"印",把叔元父盨的自名改释为"匜"。     

西周厉王时期战争铭文的对比研究

关于西周厉王时期的战争,传世文献仅有只言片语涉及。而有不少厉王时的青铜器铭文记载了当时的战争情况。本文通过人物系联,汇集了厉王时期的12篇战争铭文,包括:翏生盨、噩侯驭方鼎、多友鼎、禹鼎、敔簋、宗周钟、伯父簋、虢仲盨盖、应侯视工簋、应侯视工鼎、晋侯铜人、晋侯苏钟铭文,进行了铭文之间的对比,总结了格式和内容上的相似之处;又对比了铭文与传世文献,认为在用词和礼制上两者可相互参证。最后综合探讨了厉王时期的战争和社会形势,认为从铭文时代上看,当时既有前代遗留的东南淮夷之患,又在西北开始了与猃狁的战争;从铭文所载地名上看,宗周、成周等京畿重地皆受到威胁;至于战争之祸所造成的社会形势,于《诗·大雅·桑柔》之"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哀恫中国"可见一斑。     

虢仲盨及相关问题考

虢仲盨是20世纪90年代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9土的一组带铭文的青铜器。铭文中的虢仲是西周晚期周厉王的卿士;虢妃是妃姓苏国女子,是虢仲的妻子。     

多友鼎相关问题考证

多友鼎以其长篇铭文和丰富的内容,成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史料。笔者经考证认为,金文"广伐"一词为专用贬义词,并非指战争规模,而是专指外族或敌方对周的"侵犯"、"进犯"。作器者多友不是郑桓公友,他只是武公的部将,研究者对于金文人名与文献人物的比较研究存在较多乱象,笔者认为金文铸人名不可能用假借字,所以金文人名间的考证也不适用同音假借。多友鼎铭文分别记载战后周王对武公的赏赐以及武公对多友的赏赐,是西周严格等级制度的反映,也体现了西周赏赐制度的一些特征。至于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杨冢等的地望,有研究者根据新出尚父簋认为其地在山西新绛,笔者认为尚父簋的作器者不可能是杨侯长父,故其观点不能成立,且京师也不可能是指宗周镐京。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和杨冢的地望,只能在陕西豳地。     

寝孳方鼎和肆簋

１９８１年,在山西曲沃曲村的西周墓中出土了一件商代方鼎,其铭文与研究商末年代有重要关系,业已受到学者的注意。１９８４年,张颔先生为纪念于省吾先生,撰写了《宀帚孳方鼎铭文考释》一文,对该鼎作了详细的论述①。这篇论文在《文物季刊》发表时,附有铭文摹本;在...     

谈遣伯盨铭文中的“匄祈”

遣伯盨有"用■眉寿"一句,不易解释。"■"字本文认为应释为"■",在铭文中读为"祈"。此字写法亦为楚简"忻"字两种异体提供证据。对于"■"字,学者对此有不同意见,本文试在诸说基础上,重新考察其读法,将其读为"匄"。"■■"为同义连用,相当于金文习见的"祈匄"。     

乘盨小考

2017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入藏了一件铜盨,未见著录,现介绍如下。此盨盖已失,直口,腹两侧有一对附耳,腹部横截面为圆角长方形,腹较浅,平底,四蹄足,足内侧有浅凹槽,断面呈半圆形。腹部饰瓦纹。口长22、口宽16.5、高16.7厘米(封二∶1)。从X-ray探伤影像来看(图一),此盨铸造精良,无修复痕迹,垫片分布均匀合理,铭文字口清晰润朗,是为真器。内底铸有铭文10行51字(封二∶2;图二)。现隶写如下。     

关于“楚公■”戈的真伪并略论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

《文物》1959年12期上登载了湖南省博物馆从废铜中拣选出的铜戈一件,此戈形制颇异,其内上有"楚公?秉戈"铭文。高至喜同志根据郭沫若院长对"楚公?钟"的释文,断定"此戈大约也是西周末年时的",并言"这无疑是一件研究楚国早期兵器和文字的一件重要资料。" 于省吾和姚孝遂两先生则根据此戈的形制、铭文等,举出六项理由证明此戈及其上的铭文均是伪作,并说:"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肯定,‘楚公?戈’的铭文是伪造的。从戈本身的形制、银饰来看,器物本身也当是伪制的。"(《文物》1960年第3期)其论证甚为精覈。不过此戈既非"越戈",更非殷戈,亦非中原地区西周时期的戈。细察此戈的形制,乃系四川所谓"巴蜀"时期的戈。此戈本身当系真品,其内上的铭文或系后来的伪制。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豳风时序歌图卷》探究

<正>《豳风》为《诗经》十五国风之一。据学者研究,普遍认为豳地在陕西旬邑、彬县一带。西周初年,周公遭管、蔡流言之难居东都洛阳,思周先祖公刘、太王为豳公,忧劳民事而作《七月》《鸱鸮》等。《七月》为《豳风》第一篇,为周公追溯后稷、先公风化臣民,建基筑业的功绩。《七月》共八章,每章十一句,叙写豳地男女民众一年的耕织、劳作和丰收等内容。^[1]     

甘肃宁县博物馆馆藏青铜器师伯盨与中生父鬲研究

宁县是周族的发祥之地,西周时期的西北边陲地区出土带有铭文的西周铜器较少。宁县出土的两件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分别是师伯盨和中生父鬲,属于西周晚期,而所属的墓葬却显示出极强的北方文化风格,是草原北方文化和中原文化相互交流的物证。对这两件器物的出土背景、制作工艺和价值的挖掘,为宁县两周历史的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楚公■戈”辨伪

"文物"1959年第12期博物馆藏品栏内载有高至喜同志的"楚公籇戈"一文,对"楚公籇戈"作了详细的介绍.据说这件戈是湖南省博物馆从废铜中拣选出来的,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据文中关于"楚公籇戈"的描叙以及所附的图片看来,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件赝品.其理由如下:一、这件所谓"楚公籇戈",其铭文"楚公籇秉戈"五字,自左而右,绕列于"内"上.其中"秉戈"二字,尤其是"戈"字,在纳柲之后,势必为夹柲所掩.凡戈类铭文的部位适当于纳柲处者,其铭文必伪无疑.例如,"周金文存"卷六第四十页之一的所谓"作?右戈",同卷第四十四页之二的所谓"陵右戈";又"三代吉金文存"卷十九第二十七页之二的所谓     

小子吉父方甗与M2001虢季墓年代

本文通过分析铭文被刮磨的小子休盨与小子吉父甗铭"仲大师小子"的称谓,得知仲大师乃周幽王卿士虢石父,佐证学者关于虢国墓地M2001墓主人虢季为虢公忌父(亦即小子吉父)与M2001埋葬年代为春秋早期的观点,并进一步推证其具体时间应为公元前715年至前707年之间。     

铜盨的渊源及演变

本文在分析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铜盨的原型与功能、形制的演变轨迹,以及铜盨的得名与礼仪性质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铜盨主要是由西周早期的小型圆角方鼎衍生而来,同时吸收了铜簋的许多因素而成。铜盨滥觞于西周早期,诞生于中期前段,定型于西周晚期晚段;春秋早期铜盨逐渐走向衰落,到了春秋中期铜盨遂被历史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