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勘误一则

正《宋史·地理志四》:"淮安军,本泗州五河口。端平二年,金亡,遗民来归,置隘使屯田。咸淳七年六月,置军。"~((1))按此处"淮安军,本泗州五河口"有误,应为"安淮军,本泗州五河口"。此事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一:"咸淳六年,置安淮军及五河县于此,以五水交流而名也。"~((2))《乾隆江南通志》卷三六:"北宋端平二年于五河口筑城、屯田,咸淳七年始置安淮军及五河县,以有浍、潼、沱、漴、淮五河,合流而名。"~((3))《资治通鉴后编》卷一四八:"咸淳七年春,是月,城五河口,命镇江转米十万石贮新城,赐名安淮军。"~((4))     

试论陇右汪氏家族的历史文化贡献

汪氏家族以军功崛起于金夏战争之际,兴盛于元朝,延续至明代。史学界对此家族的历史褒贬不一。以军功起家的汪氏家族文化特征大致有三点：文化多元,蒙汉一家;文武兼备,重视文教且数代不衰;同时,对陇右文化的推动作用也不容忽视。     

列侯位次与汉初政治秩序——从位次厘定时间说起

汉初十八列侯朝位次序的厘定时间在高帝十二年平定卢绾叛乱之后,而非过去认定的高帝六年。不同于纯粹的褒奖军功,厘定位次旨在通过确立军功与权力、地位的对等原则,既证成刘氏皇帝以最高军功掌握最高统治权的合法性,也以与军功相匹配之政治权力、地位的享有,换取元功列侯对刘氏皇帝和汉政权的认同。其与"白马之盟"、《三月诏》均为刘邦驾崩前极力构筑分权共治秩序的重要举措。基于军功或位次高低的分权共治秩序贯穿于汉武帝中期之前的政治实践中,并突出表现在奏书署名和绍封恩赏两方面。元功列侯朝位体系及分权共治秩序的建构,是汉初"有限皇权"的具体表现,也折射出秦皇汉武之际,专制皇权体制的曲折发展历程。     

吴汝纶对淮军形象的书写及其意义

晚清桐城派代表人物吴汝纶,将自己与李鸿章的关系定位为"不深不浅",实为李鸿章不在幕的幕僚。他既依庇于李鸿章,参与政事,谋求自存与发展,又与其保持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传统士大夫文人特立独行的姿态。甲午战争前后,吴汝纶为淮军昭忠祠作记,为程学启、张树声等淮军将领撰写墓志铭,肯定淮军平内御外的功绩及其在军队近代化方面所做的贡献。李鸿章去世前后,世人对其多有毁谤,吴汝纶积极为李鸿章编辑文集,撰写神道碑、事略等,对其一生功绩予以表彰。吴汝纶通过古文创作,树立李鸿章及淮军的正面形象,对人们全面评价李鸿章及淮军具有积极意义。     

李鸿章与淮军昭忠祠

本文叙述了在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的战争中兴起的以李鸿章为总首领的淮军,为了褒扬祭祀死于战场和积劳病故的官将兵丁,在全国各地修建的几所淮军昭忠祠,分析了李鸿章修建淮军昭忠祠的目的,叙述了淮军昭忠祠实行的入祀、祭祀制度、日常管理、资金来源,以及淮军昭忠祠的兴衰与李鸿章的特殊关系,从政治、文化等角度对李鸿章与淮军昭忠祠进行了分析评论.     

试论淮军的创建

《安徽史学》开辟淮军研究专栏以来,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如董蔡时《试论李鸿章创建淮军及其初步发展》,廖宗麟《李鸿章与淮军的近代化》,冀满红《论淮军》,陆方、高翠莲《淮军建立初探》等(以下简称董文、廖文、冀文、陆文),在淮军创建的问题上各抒己见,给这个过去一直寂寞冷落的领域带来了生机。但通读这些文章后,颇觉意犹未尽。其中,有些史实仍有待于进一步考订,有些结论尚需要进一步推敲,还有一些环节由于缺乏交待,而使淮军建立的过程显得脉络不清。因此,笔者不揣浅陋,谨以近来读书所得敷衍成篇,敬请各位方家教正。     

淮军开进上海滩

1862年春天,李鸿章率领一支8000多人的淮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上海。淮军士兵们腿上穿着“布袋裤”,身上穿着杂色棉袄,头上扎着花布巾,脚上穿着草芒鞋,肩膀上还扛着大抬枪、火绳枪和弓箭。这一队军容奇特的淮军行走在上海滩的大街上,引来市民的争相围     

再论东晋末年的京口北府集团——兼及其与刘裕代晋的关系

京口北府集团属于一个有着鲜明特征的"军功受益阶层"——在这个阶层内以军功的有无和高低来确定一个人政治社会地位的有无和高低,这使得晋宋鼎革之际京口北府集团势力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特色,而且,这个发展轨迹与刘裕代晋具有紧密的一一对应趋势。在第一阶段,北府"军功受益阶层"凭借强势军功突破既有的门第制度,击败高门士族,取得对国家方镇的有效控制,军功受益阶层形成;在第二阶段,北府集团内部出现权力分化,借着北伐南燕和平定卢循之乱的军功,刘裕阵营中资历浅、年纪轻的一辈将领开始跻身国家方镇之列,刘裕阵营军事政治优势突显;在第三阶段,随着刘裕"造宋"事业的进行,刘氏宗亲、戚属开始取代军功将领出任方镇,军功将领退居二线。也就在这种权力的交替中,刘裕代晋水到渠成。     

《滕学义建祠碑》考释

光绪年间所立的《滕学义建祠碑》，所记史实是研究淮军及捻军起义的宝贵资料。     

李鸿章和淮军近代化

淮军初到上海时,芒鞋短衣,布帕包头,遭到外国驻军的讥笑。未及一年,“尽改旧制,更放(仿)夷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显示出十分凶悍的力量。从19世纪70年代起,淮军逐渐成为清王朝对内维持封建统治,对外担负国防任务的一支最重要武装。淮军地位的迅速上升,与它较早、较为全面地实行近代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淮军华字营

淮军是继湘军之后组成的一支地主武装。它是湘军的继续发展,又是北洋军的前身。这支反动武装始于镇压太平天国,盛于镇压捻军,衰于甲午战争。淮军是以太平天国时期皖中庐州府(辖合肥县、舒城县、庐江县、无为县和巢县)、六安州地主团练为主体组成的。其将领大都是皖中地区的地主团练头目。其     

淮军建立初探——与董蔡时同志商榷四五事

《安徽史学》开辟淮军研究专栏,这很好。近日我们读了董蔡时同志写的《试论李鸿章创建淮军及其初步发展》一文,受益匪浅,但也感到有些问题值得讨论。这里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并说明我们的看法,不当之处.请蔡时同志批评指正。一、李鸿章招募淮军的办法及初建哪“四营”蔡时同志在《试论李鸿章创建淮军及其初步发展》一文中写道:     

安徽省历史学会一九八六年年会暨第三次会员代表会议在铜陵市举行

安徽省历史学会一九八六年年会暨第三次会员代表会议于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在铜陵市举行。与会代表八十九人,提供论文七十五篇。会议认为,近几年来,安徽史学工作者队伍扩大,研究成果甚多;安徽地方史研究也日益发展。安徽历史上有许多研究课题,特别是近现代上的太平军、捻军、淮军以及     

1874-1875年淮军援台与台湾凤山淮军昭忠祠

1874年,日本借“牡丹社事件”武装侵台,清政府派沈葆桢负责处理台湾事务.在沈葆桢请求下,李鸿章派部将唐定奎率淮军13营武装保台,挫败了日本的侵略意图,并进行台湾早期“抚番”开发.在台期间,淮军共有2000余名官兵伤亡病故.为祭祀追念这些将士,清政府允准在台湾凤山修建了凤山淮军昭忠祠.     

也论淮军——兼与冀满红同志商榷几个问题

近日拜读了冀满红同志所撰《论淮军》一文,受益非浅,在教书之余,我试写一篇《也论淮军》,除淮军的封建性、私属性、买办性为人共知不再赘述外,就一些问题与满红同志交换意见,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第一关于淮军长期存在的历史条件问题满红同志认为“淮军发展快、存在久,还取决于晚清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我们认为这点是值得商榷的。满红同志提到太平天国失败前后到捻军起义失败时清政府执行了“抑湘扬淮”策略,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满红同志文中提到三点,说明太平天国失败前后清廷对曾国藩施加压力,迫使他遣     

华翼纶与太平天国时期的荡口镇团练

在太平军攻占无锡、金匮地区时,无锡荡口镇成为太平天国统治区域下的独立王国,究其原因是荡口镇团练主要领导者华翼纶在领导武装抵抗太平军的同时与淮军取得联系,最后在淮军的帮助下彻底击溃了太平军,恢复了清朝统治秩序。本文认为,虽然淮军在此地击溃太平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华翼纶领导的团练在战事初期与太平军周旋、战争中期积极寻找外援和战后对正常统治秩序的恢复却是这场战事的主导角色。淮军只是以击溃太平军为目的,当地的团练组织才是保境安民、恢复社会秩序的主角。     

浅谈军功爵制的激励作用

军功爵制是我国春秋战国,秦汉时期重要的军事政治制度。在春秋战国这一社会变革时期起了重大的作用!但由于史料记载的简略,分散,很难全面了解军功爵制,更很难明白军功爵制的价值。现在,经朱绍侯先生,高敏先生等专家的研究,军功爵制已经比较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最近看了很多关于军功爵制的文章,这里只是我简单的对军功爵制的理解。     

吐蕃大虫皮制度刍议

通过对敦煌、新疆出土的吐蕃文书以及石窟壁画、题记等对吐蕃大虫皮制度进行考察,确定该制度的创立时间不晚于赤德祖赞时期。统治者根据军功以不同规格大虫皮授于大尚论、边将、英勇士兵(虎兵),但大虫皮等级无法像告身赋予法律上的特殊功用,仅示其勇。大虫皮制度最初仅在高级军功人员中施行,后逐渐演变为两种告身同时可授予中低级军功人员,随着各项政治制度的完善及对外战争需要,等级种类日渐丰富完善,成为告身制度在军事上的补充与延伸,就政治功用而言,告身高于大虫皮告身。     

朱绍侯先生与军功爵制研究

朱绍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秦汉史研究专家。他在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军功爵制和简牍学等研究领域,都有很多建树。其中对军功爵制的研究用力尤多、成就最著。其主要贡献在于厘清了军功爵制产生、发展直至衰亡的基本线索,揭示了军功爵制的价值、历史地位和作用等。     

从三组汉简看军功爵制的演变

军功爵制本是秦汉时期一项重要的军政制度,但由于古文献记载简略,使后人已难窥其本来面目,然而因为秦简、汉简的发现,使对军功爵制的研究得以深入下去,并已搞清军功爵制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一般情况,甚至对军功爵制的某些细节也基本理清。如对军功爵制的颁赐程序问题,《史记》、《汉书》、《后汉书》、《汉旧仪》均已失载,而秦简、汉简却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套“劳、论、赐”的颁赐程序。所谓“劳”指的是赐爵对象所建立的功劳,这是赐爵的前提;所谓“论”,就是根据赐爵对象所建立的功劳进行评议,在“论”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