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的郡兵调动：以“郡国”、“州郡”的行政变化为背景

秦汉地方从戍卒群体中,选拔保持有常备兵。在郡作为横向派生的军事、行政区出现後,这些地方兵在训练、调动上呈现郡兵性质。郡兵活动一般受郡界限制。发生动乱後,根据动乱的范围、性质,政府会采取不同等级的应对措施。从地域整合角度,“州”一级的军事作用愈受重视。西汉后期,刺史、州牧的制度反覆,并未涉及州军事职能的增减。州的相关权力,实际在新莽后始得发展。更始、束汉受王莽政权影响,州军事权力大增,但地方兵主要仍然是郡兵。束汉初虽罢郡国兵,但地方後来仍保留一定规模的常备兵。     

明代散階制度形成初論

本文對明代散階制的起源、發展、演變和改造作了系統論述。至正十五年渡江前後,朱元璋軍事集團沿襲元朝散階制度首先實行武散階,隨着軍事行動的發展,消滅近鄰勁敵陳漢政權以後,在對陣亡將領和地方官吏的封贈行爲中逐漸出現了勳官和文散階。明朝建國後,從洪武元年開始對以元制爲基礎的勳階制度進行調整、改造和完善,到洪武二十五年頒定品官勳階祿制,確立了以品爲本位,統領官、階、勳、祿五位一體的官制體系,明朝散階制度也最終定制。     

從“火耕水耨”到“以溝爲天”——漢唐間江南的稻作農業與水利工程考論

漢唐間江南稻作農業的發展過程,在東晉南朝是一個節點,其重要標誌是,江東地區"帶海傍湖"的"會土"(寧紹平原)出現了數十萬頃依賴農田水利保障的"膏腴上地",這是對東漢江東地區鏡湖、錢塘縣防海大塘工程的繼承、發展,是以完善的農田水利設施爲特徵的先進稻作方式對南方傳統的粗放原始的稻作方式的局部勝利。江東地區地方勢力在水利工程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值得特别注意。東漢六朝江淮地區的稻作生產及農田水利,經歷了一個不同於江東地區的曲折發展過程,極强的軍事性、權宜性爲其特點。中唐是又一個重要節點,中唐以後,江南出現興修農田水利工程的高潮,全國水利工程興修重心移到江南,稻作相對於旱作的潛在優勢開始發揮、顯現出來。     

“玄武門事變”新考——以“事變”時李世民的職權爲中心

"玄武門事變"是唐初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過去的研究多注重於李建成、李元吉與李世民之間的政治鬥爭,唐高祖對於兩個集團的態度等問題。本文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即對"事變"時李世民的職權作探討。以李世民的政治和軍事經驗,他在發動"玄武門事變"時如此猶豫,即在於他雖然擁有衆多高級官銜,卻並非如雷家驥先生所説是"實際上的皇帝",而僅僅是一個並無多大實權,困於京城内的高級皇族。除了一批忠心護主的秦王舊將以外,他手上實無太多可用兵力,因此,他雖有蓋世雄才,臨此大變,仍舉棋不定,最後纔冒絶大風險,奮力一擊。     

姓甚名誰:後唐“同姓集團”考論

唐末五代時期,收養義兒是統治者招攬人才、鞏固統治的常見方式。不少將領即以義兒的身份成爲各集團的核心力量。然而在後唐政局中,有一個羣體與李克用諸義兒有所類似,他們大多出身降將,因種種原因被唐莊宗賜予姓名,其待遇、權力、影響亦與李克用諸義兒相仿佛,是後唐政局中的重要力量,可謂之"同姓集團"。唐莊宗在團結拉攏這批將領的同時,又通過整頓、閒置、"選諸軍驍勇者爲親軍"等方式限制舊部的權力,力圖超越過去部落、藩鎮的模式,打造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但這些努力隨着唐明宗李嗣源的成功政變而宣告失敗。唐明宗面對這些"同姓集團",采取了改還姓名的措施;而對於尚有半獨立性質的李從曮等人,則將其姓名中的代表莊宗的"繼"改爲象徵自己的"從"字。名字的變動體現了對正統性的爭奪。李從珂更進一步,在其篡奪義兄李從厚的皇位之後,下詔去除諸王大臣名字中的"從"字,試圖獨占象徵明宗嫡支的行(5,表明惟有自己纔能繼承明宗的法統。     

北京历史博物馆“秦汉时代陈列”室开放

歷史博物館經過去年的籌備,完成了我國中央集權專制封建國家的秦漢時代陳列,已於一月十八日開放。這個陳列,扼要而生動地表現出我國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制度建立後,在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新發展。在陳列中介紹了一些我     

《西涼建初籍》與魏晉時期的職役户籍

學界對《西涼建初籍》的性質向有兵籍、吏兵籍、民籍諸説,對照新近公布的《前秦建元二十年籍》,可以明確其絶非民籍;隸屬於民政系統的吏户户籍與隸屬於軍事系統的兵户户籍也不可能混編在一起。《西涼建初籍》中的"大府吏"實際上是涼州都督府的軍事人員,"散"户當是因不符合徵發條件而被免除現役的兵户。魏晉時期除了集中居住的在營兵户外,還有一部分兵户與民户雜居,隸屬郡縣管理。《西涼建初籍》作爲專門的職役户籍,應該是敦煌行政機構編造的郡縣兵户户籍。     

從唐朝後期的“省司錢物”到五代的“系省錢物”——五代財政管理體制演變探微

<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更迭的五代,既是唐朝後期藩鎮割據局勢的發展,又是北宋重建中央集權的先聲。就財政管理體制而言,五代在唐朝後期的基礎上有了重要變化,且影響及於北宋。關於五代的財政管理體制,現有研究多矚目于中央財政主管機構的演變1,對於五代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劃分這一財政管理體制的重要内容則尚未有專論。事實上,五代的藩鎮對於唐朝後期以來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劃分制度之利弊感同身受,其間     

由“邦”到“天下”——秦“邦”更名所見制度變革及其意義

秦始皇二十六年結束了長期以來的諸邦並立,秦自稱由"邦"轉變爲"天下"。在這一歷史發展及理念變革的影響下,秦對有關"邦"職官、名號的變更不只是稱謂上的變化,實際上還反映了相應的制度變革。其中最突出的是邦尉的更名。秦統一之際邦尉更名爲太尉,並將邦尉執掌中縣道軍事的職能劃出歸於新成立的中尉;郡邦尉原本爲中央邦尉派駐於郡内的吏員,秦始皇二十六年郡制變革中更名爲郡尉,成爲郡級三府之一。秦對郡縣道及中縣道區域行政體制的變革是在領域範圍擴大、官僚機構擴充、行政層級增加的形勢下采取的整齊化舉措,也是君主集權推動下的産物。     

矟之成藝——魏晉南北朝的騎矟戰鬥及軍事文化的形成

矟是中國中古時期騎乘裝備的刺殺性長兵器。漢以後馬上刺殺性兵器由通用的戟向專門化的矟轉變。本文梳理騎矟的戰鬥技巧、與騎射共存的狀況,討論中古時代對矟漆塗、綴幡、編纏等美飾方法及其實戰意義。矟的普遍流行不僅改變了漢代以來的騎兵戰鬥方式,更以獨特的使用技巧成爲軍事審美的組成部分,並且對魏晉以後軍事人員的選拔標準、軍隊的戰術結構、戰爭決策依據等軍事文化層面的要素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盧從史出兵山東與唐憲宗用兵河朔三鎮之關係

澤潞節度使盧從史元和元年(806)兵下太行,進成德節度使王士真之行爲,原爲唐憲宗所贊同,是憲宗欲於河朔三鎮用兵之試探性行動。而後,由於以翰林學士李絳爲代表的朝廷寬容派及以幽州節度使劉濟爲代表的割勢力的反對,憲宗態度發生變化,盧從史的出兵便以無果而告終,而盧從史本人也成爲朝廷猜忌之對象。考察盧從史出兵山東與唐憲宗欲用兵河朔三鎮之關係,可見當時政治軍事格局之一斑。     

福建省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局 指示——为关于执行省府建立博物馆筹备处徵集材料通知的补充指示

一、省府為加强社會文化事業,决定在福州成立‘福建省博物館籌備處’,並於一九五三年四月七日以(53)府文局字第二七四號通知各級人民政府進行有關材料的調查與征集,各級文教行政機構接到通知後,應即進行一次學習,明確博物館的方針、性質與重要性,從思想上予以切實     

晚清民國時期蒙陝邊界帶“賠教地”研究

晚清民國時期蒙陝邊界帶的"賠教地"問題,始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鄂托克旗爲償付聖母聖心會(Congreg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賠款而劃出"賠教地",终於民國三十五年(1946),陝甘寧邊區政府將該區域收歸國有,前後歷經近半個世紀。在此期間,聖母聖心會招納民衆,興修八里河水利,從事農牧業生産,改善區域自然條件,形成畸形發展的區域經濟社會。同时,由於聖母聖心會傳教士的强勢介入,打破了蒙陝邊界帶原有的地方政府、蒙旗貴族、地方士紳和基層蒙漢民衆的四元社會結構,導致區域内社會權力結構進行重組,各階層在地方事務的話語權伴隨着土地權屬的更迭、政治局勢的变革而發生改變。     

再論唐代的使職和職事官——李建墓碑墓誌的啓示

本文認爲:在唐代,舉凡沒有官品的實職官位,都是使職,如史館史官、知制誥等。由於沒有官品,使職常以"他官充某職"的方式來委任。使職的特徵,主要有三:(一)使職與掌權者之間有一種信任,有一定的"私"關係;(二)使職的權力和享有的好處,遠多於類似職位的職事官,以致職事官以爲使職"侵奪"了職事官原本的權益;(三)使職常不載於正規的政典和職官志,乃正常現象。本文還認爲:使職遠遠早於正規的職事官制,在人類最簡單的"遊羣"(band)組織階段就已形成,乃人類最本能的發明之一。到了帝制時代,當掌權者發覺正規職事官無效率時,重新委派使職來替代職事官,以致在唐後半期,使職取代了超過一半以上的職事官。這是一種"革新",是推動唐代官制演化的一大動力。     

南京圖書舘解放後的工作情况與總結

南京图書馆解放前的"中央圖書舘",在國民黨反動政權下,它是全國性"領導"图書舘。事實上蔣匪帮把國家所有的钱一方面變為私產存入美國銀行,擴充自己的官僚資本,一方面盡量擴張軍備,掀起反人民的戰爭,那里肯把钱來花在"中央圖書舘"的身上。從中央图書舘到南京圖書舘,存在着三个基本情况:     

“右將軍”還是“右軍將軍”?——前後左右將軍與鎮衛四將之考辨

在兩晉及宋齊官制中,有前後左右將軍,又有前後左右軍將軍。前者是軍號,而後者是禁軍將領。這二者本來區别明顯,然而時人對前後左右將軍實有"前後左右軍將軍"的俗稱,造成了文獻以及墓誌中兩者的混淆,更導致了唐人普遍誤認爲這兩者是一官。南朝帶貼官制度的發展,也會對相關判定造成嚴重干擾,有時需要從具體的遷轉情況出發,纔能對這兩類將軍作出正確的區分。     

魏末城民新考

《魏書》、《北史》等北朝史書中"城民"一詞頻繁出現,這是第二次"築城運動"的產物。城民在某些特定情況下,確實具有學者所言的"鎮兵"、"軍戶"之義,但在很大程度上僅是"城内居民"之簡稱,是與城外"村人"相對應的城市居民。城民的身份不僅具有階層高低之別,即包括文武官僚、地方豪族、普通民衆和卑賤軍戶等;還有族羣胡漢之異,城民身份的多元性體現了北魏胡漢、胡胡文明相互涵化的典型特徵。根據城民在魏末政局中的政治動向,可將之分爲四種類型:降附南朝者、配合作亂者、矛盾互攻者、擁魏伐叛者,占絕大多數的前三類城民均以北魏政權對抗者的姿態出現。各類城民均在北魏末期政治社會的崩潰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     

試説公元10世紀時的印度“漢寺”

公元10世紀前後印度存在着一些"漢寺",這是以漢僧爲主,體現中國佛教及其文化特色的寺院。它們和中亞絲綢之路上其他漢寺一起,構成了當時中國佛教向西流動的場景。如此宗教現象不僅在印度佛教史上,而且在世界佛教史上都是不應該被忽視的。     

明治日本的漢學論與近代“中國文學”學科之發端

近代東亞學科秩序的建立,伴隨着學術勢力之升降,並以區域政治環境爲背景。明治日本＂支那文學＂學科的發端,不僅是西學分科觀念的産物,更可視作明治20年代國粹保存運動的延伸,受到起源於民間輿論的漢學經世論的影響。甲午戰爭爆發後,日本漢學再度遭到衝擊,學院派主張學術與政治分離,在野政論家則强調研究中國現狀。1890年帝國大學漢學科開始招生,湧現了一批既具備西學素養,又飽含政治關懷,從事於文明批評的少壯漢學者。他們在吸收歐洲東方學,開拓研究新領域的同時,更强調＂東洋學風＂干預現實的精神,内化了＂文明論＂的觀點,從而發明出一種傳授或建構＂中國文學＂的有效模式。     

東漢山川祭祀研究——以石刻史料爲中心

西漢末年郊祀制初創,遍佈全國的祠畤祭祀被罷廢,國家祭祀格局在空間上劇烈收縮,作爲國家祭祀重要組成部分的山川祭祀也隨之發生變革。本文關注郊祀制成立後的東漢國家山川祭祀,將之分爲"嶽瀆之祭"與"郡國山川祭祀"兩類,以石刻史料爲中心,探討東漢山川祭祀的儀制、性質與分層。在東漢,國家不再控制名山大川的祭祀,基本交由地方管理。五嶽四瀆外的絶大部分山川祭祀都進入了地方祭祀行列。同時,國家也不再以祭祀手段控制地方。因此,在整個山川祭祀體系中,國家祭祀退向邊緣,地方色彩漸趨濃厚。山川祭祀隨整個國家祭祀格局的變遷,擺脱了先秦遺風,進入了全新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