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檔案”閲讀筆記之四 張之洞與《時務報》、《昌言報》——兼論張之洞與黄遵憲的關係

《時務報》是戊戌變法期間最重要的刊物,張之洞因汪康年而與之關係甚深。當康有爲有意將《時務報》改爲官報以歸梁啓超掌控時,汪康年在張之洞的支持下,將之改爲《昌言報》,企圖以《時務報》的＂空名＂給康有爲。本文根據＂張之洞檔案＂中的大量電報、書信,揭示了這一過程中的種種内幕,展示了許多以往不清楚的細節,並由此引發關於＂百日維新＂命運的思考。本文還集中地考察了張之洞與黄遵憲之間的關係,並説明黄遵憲政治地位的盛衰與張之洞甚有關聯。     

韓滉與德宗——兼論德宗削藩戰爭中的鎮海軍

唐代的東南藩鎮一直是以養兵少、實力弱的形象示人,但成立於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的鎮海軍、浙江東西道,卻乘借＂涇師之變＂,在節度使韓滉的經營下成爲當時南方最强大的藩鎮,並在德宗朝的削藩戰爭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衍爲當時唐廷得以生存的基石。韓滉並藉此而成爲唐後期權勢最重之宰輔,而其與唐德宗的矛盾由此産生。韓滉死後,德宗爲弱化江東的藩鎮勢力,遂進行了改革。對韓滉這個歷史人物形象的探討,有助於我們了解中晚唐時代政治形勢變化對當時士人價值觀的衝擊,以及後人對東南藩鎮與東南藩帥特定認知的形成。     

晚清洋務争論者的共同意義世界——以甲午前的鐵路之争爲例

甲午前中國人對引進鐡路與否的争論,常被研究者視爲中與西乃至先進與落後的對立。但由於此時西方尚未被樹立爲全面典範,洋務的倡導者和反對者其實能大致分享一個共通的意義世界,這恰是在以往研究中常被忽視的。本文通過考察鐵路資敵、擾民、失業所關係到我主彼客的軍事形勢、道本器末的認知框架、國家應否積極作爲的角色認知三個議題,指出争論者的觀點差别更應被看作在共同的意義世界和思想時空中做出的不同選擇。     

《真誥》對唐詩發生影響之時間再議

關於《真誥》與唐詩的關係,學界有人認爲,盛唐時,《真誥》已對唐詩發生了相當的影響。本文通過對唐代道教授籙制度的考察,認爲道教三洞四輔體系在初盛唐依然得以維持,因此只有極少數拿到三洞法師籙位的道士,纔有機會接觸到上清經和《真誥》。《真誥》擴大傳播並真正發生較廣泛的影響應該在中唐之後。因安史之亂,唐代政權漸失去控制力,使依賴政權維持的道教三洞四輔制度難以爲繼。所以,《真誥》對唐詩發生影響的時間,相應在中唐之後。這一情況與唐詩可以互相印證。     

甲午乙未之際:清流的重起和劇變

甲午中日戰爭促成的言路一派憤切和羣起高亢,使十年以前因中法戰爭的起落而在政府壓抑下一時星散的清流,重起於時勢危迫之中。同時,由戰爭造成的政局變動,使淵源於清流一脈的翁同龢與張之洞各自因李鴻章的挫跌而走向高處,分別成爲政府裏和疆吏中的重心。重起的清流既以其議戰議和的彼此呼應相感染,攏集朝野士人,又以其羣聚和羣鳴影響了時事的走向與朝政的起落。這個過程由追究戰爭與議和的責任開始,又步步深入觸及中國社會的積弊和時弊,並最終由除弊而走向以西法變成法。在甲午之前以洋務爲中心的三十年歷史裏,清流曾代表了儒學的固性和剛性,與借法自强的洋務一派相對峙,因此他們在甲午戰爭之後急速地越過借法而走向變法,同時又寫照這個羣體在時勢逼迫下的劇變。     

武仙與金末蒙初華北形勢

金末名將武仙,其行迹幾乎與金蒙戰爭相始終,並參與了金亡之前十年華北多數重要戰事,可以視之爲當時金軍的核心人物之一,與戰爭之成敗及形勢之走向有直接關係。本文擬以武仙爲切入點,藉以審視金亡前十年(1224—1234)金蒙宋諸方的戰略實施、軍事形勢。期間,各政權在華北的發展前景,曾出現難以預測的波動,這更是本文欲揭示的重點内容。     

“張之洞檔案”閲讀筆記之二 張之洞與楊鋭的關係——兼談孔祥吉發現的“百日維新密札”作者

本文根據"張之洞檔案"中所藏電報、信件,全面考察張之洞與楊鋭之間的關係,並通過這一考察揭示晚清從甲午年(1894)到戊戌年(1898)的政治内情。最晚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三月起,楊鋭即常住北京,充當張之洞的"坐京",爲張之洞提供政治情報並辦理各種交待事務谖煨缱兎ㄆ陂g,張之洞給楊鋭下達了大量的指示,並在楊鋭被捕後積極進行營救。本文還證明孔祥吉發現的"百日維新密札"的作者不是李焜瀛(符曾),而是楊鋭。     

選用與剪裁:從《通典·刑法典》看杜佑的法律思想

本文從杜佑對所引史料的選擇和剪裁入手,探討杜佑的法律思想,發現杜佑論述“刑制”歷史時,所引資料均删去了有關“以禮化民”等内容,不認爲“刑”後於“禮”而産生,對以德禮仁義治國持懷疑態度。這與一般認爲杜佑主張以禮樂治國的看法有很大不同。此外,杜佑詳細引用記録了當時辦案過程的史料的做法也極其少見,反映了他重實踐重程序重法典的法律思想。     

蒙元時代的杜甫記憶——以至元三年追謚杜甫爲中心

《元史》中有順帝至元三年"謚唐杜甫爲文貞"的記載,本文基於對元代大量文獻包括方志的考察,首先,對請謚人也速達兒的身世作了考證,指出他是蒙古後裔,曾爲官三朝,致仕時升授秘書大監,最後歸隱於四川果山。其次,通過對也速達兒在同一時期主持的其他文教事業的調查,説明他爲杜甫請得謚號,與他立學宫、建書院、遍行東南收書以及鑄禮器等一系列壯舉是同步進行的,這在當時就是一個引人矚目的文化事件。再次,通過對請謚與追謚的時代背景的多方面考察,説明爲杜甫請謚,與順帝朝罷免伯顔這一極其重要的政治事件有關,並關涉元代後期的文化重建。最後,通過對虞集、貢師泰等一批文士,在也速答兒請謚杜甫及大興文教過程中起到的作用的考察,説明這一請謚及追謚在元代文學史上的意義。     

朝鮮民族反抗侵略戰争史蹟展覽介紹

從朝鮮人民反抗美帝侵略的正義战爭發生以來,瀋陽東北(宀博)為了加强中國人民對朝鮮的認識與同情,特於庆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开國一週年同時舉辦朝鮮民族反抗侵略戰爭史蹟展覽。展出地點在本舘     

美帝掠奪我國文物罪行一斑

美帝對我國文物的破坏及掠奪、是從鴉片戰爭後開始的。在這一段悠長的時期中,中國文物蒙到空前浩劫,所受的損失程度,一時還無法以正確數字表現。美帝國内各州的博物舘,及其學術界出版的書籍,有关中國文物的陳列及論著就是美帝掠奪罪行的最好供狀。     

東漢建都洛陽始末

在羣雄逐鹿之時,光武帝建都洛陽,既有河北是其賴以爭奪天下的基地這一原因,也是割據之形勢使然。天下一統後,面對新的形勢與問題以及洛陽本身的地理局限,劉秀的一系列舉措清楚地表明,"國家亦不忘乎西都",而有遷都關中的願望。但朝廷最終未能遷還舊京長安,這在很大程度上既與關東豪强大族的反對有關,也與儒學及儒家政治勢力的影響有關。東漢建都洛陽一事之始末,不僅反映了朝廷與豪族的複雜關係,關西與關東的畛域之分,王道與霸道的政治理念之爭,也折射了兩漢政治、社會時代變遷的實況。     

戊戌前後諸政事(上)

本文根據"張之洞檔案"中的若干機密文件,揭開戊戌前後諸政事的內幕:劉坤一查辦張之洞被彈劾案,容閎、李提摩太、劉鶚在戊戌前後的表現,張之洞與李鴻藻的關係,岳州自開通商口岸,張之洞與日本政界聯手驅逐康有爲出日本,獎勵廣東紳士"報效"逃亡西安的清廷以及廢黜"大阿哥"溥儁等事件。這些雖非重大的政事,但對戊戌前後的清朝政治起到了相當重要或非常微妙的作用。本文分上下篇刊出。     

新見唐代吐谷渾公主墓誌的初步整理研究

本文對新見吐谷渾慕容氏成月公主的墓誌進行了錄文和初步整理,並就這一新出文獻與《弘化公主墓誌》《法澄塔銘》對讀,對與此相關的吐谷渾研究、唐代貴族女性修佛、長安寺廟研究等進行推展,並得出如下初步的結論:一,成月公主當係吐谷渾諾曷鉢與弘化公主所生,爲其次女,生於貞觀二十年(646),卒於總章元年(668),享年23歲。幼時即入唐代長安的興聖尼寺修習,卒於寺內,葬於明堂縣(今陝西西安長安區)少陵原。二,諾曷鉢至少育有五子二女,而一般的研究者僅提及其有三子。又,傳世文獻對弘化公主下嫁諾曷鉢的時間與出土的《弘化公主墓誌》不同,筆者以爲,應以墓誌爲準,至少交代分歧,兩説並存。三,成月公主所修習的興聖寺爲尼寺,但與一般的尼寺似有較大區别,其地理位置在長安外郭城通義坊,距皇城、宫城較近,在政治上與統治階級高層關係密切,高祖舍宅,太宗立寺,玄宗巡幸並任命寺主,在教義上當屬華嚴宗,故寺內有寺主法澄繪製的《華嚴海藏變》。而法澄圓寂後所葬的馬頭空,應是將其葬於馬頭空的窟室內,也就是中古時期僧人常采用的石室瘞窟法。     

《唐會要》清人補撰綜考

本文在中日學者已有相關研究成果基礎上,通過對國内外所藏十數種《唐會要》鈔本的核查與比對,繼以考訂與分析,從闕卷補撰、闕目補撰、增目補撰、闕文補撰、條文增補等五個方面,揭出清人整理《唐會要》時增補的若干内容。這些内容並非王溥《唐會要》原文,需要引起學界同仁的注意,不可輕易視之爲第一手原始資料而加以引用!     

論元和三年制舉案的過程與性質——兼論“牛李黨爭”的起因

元和三年制舉,牛僧孺因反對削藩被選爲對策第一,是"放棄河北"的集體意識與反對削藩勢力對主戰派的抗爭;因此引起主戰的憲宗以及李吉甫、吐突承璀等人不滿。《舊唐書》此案相關記載中,憲宗態度比較曖昧;《通鑑》則對憲宗形象進行維護,將一切都轉嫁到李吉甫身上;《舊唐書》、《通鑑》遺漏、改寫了一些重要細節;《新唐書》則明確書寫了憲宗的不滿,代表了修史者的看法,是較爲合理的。《唐會要》、《太平御覽》、《册府元龜》的記載,較爲真實地還原了事件的經過。     

再論“大蒙古國”國號的創建年代問題

"大蒙古國"國號的創建年代,歷來頗受爭議。本文認爲,至正初年成書的《至正金陵新志》"大朝建號"及《佛祖歷代通載》"大蒙古國號始建"之史源與《太祖實錄》有關,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據此可知辛未歲建號"大蒙古國"。與此密切相關的歷史背景是,辛未年爲蒙古伐金之開端,對蒙元政權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和深遠的政治影響。     

辛亥革命時期清廷的戰時財政運籌

戰時財政是一種非常態財政,辛亥鼎革期間,爲配合戰爭機器運轉,清廷被迫放棄預算財政軌道,轉入停辦其他新政,籌措所有潛在財源,力顧國防的戰時財政狀態。在部庫與省庫均近乎告罄的情況下,部省極力籌畫舉借外債,但先後格於列强的中立政策,不具成效;統兵將帥與北省督撫極力獻策發掘内款的各種方案,卻依然難遂人願。因部庫窘困,清廷針對戰時請款不得不流於敷衍,空言指撥,而無實際,戰時財政運籌由此陷入絶境。它折射出財政改制面臨巨大變故後,國省財政應對乏術,内外疏離趨於顯性的極端態勢。     

蔡國舊事——關於春秋蔡國興亡的三種文本解讀

學界對春秋戰國之際"絕祀"國家蔡國的了解主要依據《左傳》及《史記·管蔡世家》等傳世文本。1955年發現的蔡侯墓出土了大量青銅器,銘文記載蔡昭侯申遷都州來前後的史實及與楚、吴兩國之關係,成爲蔡國史學的青銅文本。近年出土的上博簡、清華簡中多記有蔡國史事,揭開了蔡國三次遷都的秘密,成爲重要的竹簡文本。這三種文本保存了春秋蔡國的歷史記憶,凸顯了春秋蔡國歷史文學的復仇主題。     

論貞元初年的禁軍改革

制度變革往往和政局變動有着密切聯繫。貞元初年,德宗改革禁軍制度,增加禁軍將軍的員額,並大範圍蒐集藩鎮將領進入禁軍。在這個過程中,諸多與李晟關係密切的將領被邊緣化。種種迹象顯示,這場禁軍改革中的人事動蕩和李晟等勳臣去位有着密切聯繫,不久後的李廣弘謀反就發生在這一背景下。自此貞元時代掃清了轉向"文"治的政治障礙。而這些經過"禁軍化"的藩鎮將領有很多先後出任節度使,成爲德宗重塑藩鎮秩序的重要憑藉。這也意味着"安史之亂"以來朝廷對藩鎮將領立場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