篱笆上的钉子

从前,有一个脾气很不好的孩子,他的爸爸给了他一袋钉子,告诉他:“每次发脾气或者跟人吵架以后,就在院子的篱笆上钉一颗钉子。”第一天,这孩子钉了37根钉子。后面的几天,他学会了控制自己的脾气,每天钉的钉子逐渐减少了。他发现,控制自己的脾气,实际上比钉钉子容易得多。     

我在广东省委当秘书

一位从不发脾气的领导人1962年6月,组织上调我去当赵紫阳的秘书。当时,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心里有点胆怯。推荐并向我移交工作的前任秘书汤戈夫说:"你不用担心,肯定行,紫阳同志(那时不论对多高职位的干部,都称同志)的脾气很好,他也不需要秘书帮他写什么东西。"并举例说:"有一次,紫阳同志交代我通知办公厅,明天晚上七点开全省     

章太炎的暴脾气

是人就会有脾气,一个人的脾气往往与其拥有的权势、金钱、名望成正比,但脾气暴烈到章太炎这种程度的也不多见。     

曹锟的平民情结

曹锟脾气一向随和,对待家人和侍从们很少发脾气。据曹的孙女回忆,其保姆戴妈曾对她说:“总统在世时,不管有多少大官等着见他,只要听说我来了,就要先召见我。”曹锟晚年每到夏日的傍晚,他家院子里常常有些穷邻居来闲聊。这些人中有拉洋车的,也有卖菜的,还有卖大碗茶的。大伙坐在小板凳上,喝着茶水,聊着天。曹锟不让家人给他摆躺椅,也坐在小板凳上,光着膀子,挥着大蒲扇,和大伙聊年景、聊行市、聊政局,谈笑风生,好不自在。此时的曹锟尝到了无官一身轻的乐趣。他常独自回顾自己的一生,感慨万分。有时,听到街上卖鸟的吆喝声,他便命家人把卖鸟的叫…     

来信

《刀锋许小年》许小年是有理论偏好的人,投行未必是最合适他的,也不是他最终的志趣。和胡祖六他们这些标准的金融系统技术经济学家不同,他还是有传统士大夫情结的,身上知识分子气很重。——CN股民是贬义词(网易山东青岛市网友)     

跳海(白族)

大理海边有个老实本份的庄稼汉,三十老几才讨着一个二婚婆娘。这个婆娘好吃懒做,脾气又坏,经常跟丈夫吵架;一吵架,动不动就拿跳海寻死吓唬人。丈夫常常被她吓唬得抖脚抖手。邻居们也知道她的这个坏脾气。所以,每逢她披头散发、叫天喊地地朝海边跑去的时候,不管她有理无理,老实本份的庄稼汉只好向她赔不是,哀求她不要去跳海。隔壁邻舍的人也总是好心好意劝她,拉她。这样一来,这婆娘越来越得意,在家里     

试论古汉语“大家”的意义演变

现代汉语的“大家”,当用为表示统括意义的代词时,不能明确地说出所指为何人,只是指具体场合中所有的人。究其语源来说,它应该是由古汉语的“大家”演变而来。起初,它并不是代词,而且其意义也和现在根本不同。 “大家”最早是指王之子弟及公卿大夫的封地: （1）以厥庶民暨厥臣,达大家。（尚书·梓材） 这应该是本义。在此基础上,大体有两个引伸的分枝。第一个分枝是由本义引伸为士大夫之家,如: （2）箕襄、邢带、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左传昭公五年）     

不要拂拭

<正>有一位青年脾气非常暴躁、易怒,并且喜欢与人打架,所以很多人都不喜欢他。有一天他无意中游荡到大德寺,碰巧听到一休禅师正在说法。听完后他发愿痛改前非,就对禅师说:"师父,我以后再也不跟人家打架口角,免得人见人厌,     

屏迹公门——明代政治生态视野下的士大夫齐家伦理

明朝前期经历洪武、永乐两朝的重典治吏后政治空气开始舒缓,随之而来,官员家属交通公门、以公谋私的不法之事渐有漫延膨胀之势。伴随这一局势变化,明代中期士大夫家书等文献中"屏迹公门"一词逐渐增多。依据士大夫家书文献体系中的不同语境,"屏迹公门"一词具体意涵有三:其一是士大夫禁止家人涉足公门、谋取私利;其二是士大夫自我约束不因私事而访公门、干扰公事;其三是致仕官员乡居期间远离公门、严守法度。屏迹公门逐渐成为明代朝廷官员考核、士林道德品评的重要内容之一,出现在考核评语和墓表行状等文本中。屏迹公门成为明代清流士大夫管束家人和约束自身的自律行为,既体现宋明理学修身齐家思想带来的道德约束,也反映士大夫维护政治地位和官声清誉的现实考量。     

论北宋"不杀士大夫"

学界普遍认为宋代存在或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不杀士大夫或不轻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事实上,不杀或不轻杀士大夫事实的出现,并不是皇帝主动给予士大夫优待的结果,而是士大夫阶层通过与皇权不断斗争,从而最终为自己争得的一项利益,因此它是一条伪家法。从它对宋代的影响看,它无助于维护封建统治,适足以败坏宋代的政风。     

从“驴要顺着毛摸”说起

数年前,我住在农村,去远处有时要骑驴。但驴有股倔脾气,怎么也不让人骑。后来,我表哥告诉我:“你顺着驴的毛摸,它就服贴了。”我一试,果然不错。数年之后,表哥到城里闯天下,再次见面,他已是一家服装公司的代理商。我很惊讶,问他“取经”。他神秘地告诉我:“还记得在乡下时我对你说的吗?驴要顺着毛摸!”我恍然大悟:原来人和驴是一样的!投其所好,给其所需,人也能被你乖乖地驯服。这样一来,很多心结迎刃而解。赖昌星大搞走私,在海关人员眼皮底下来来往往,这是已经摸顺了海关工作人员的毛;我表哥没有文凭,没有工作经验,却     

上等人,有本事没脾气

正左宗棠40岁时,初到长沙幕府,常被其他幕僚捉弄。左宗棠心中雪亮,找了个机会,把平时欺负过他的幕僚个个骂得狗血喷头。从此,官邸上下都见识了他的大脾气。当左宗棠成为巡抚,官位越来越高时,他的脾气却越来越小。有一位故交特意询问此事,左宗棠道出了其中玄机:"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时,不被人嫉。当年     

景颇族谚语

有酒大家喝才香,有话当面说才亲。没有母亲的人最可怜,忘了母亲的人最可耻。怕淌汗不要爬山,怕野兽不要打猎。只用鼻子闻,认不出好菜;只会发脾气,找不到伙伴。景颇族谚语@晨宏~~     

我本想为清王朝殉节,无奈小妾不肯!

一、历朝历代,无论殉节者多还是寡,不死的官员,总比死的多。不过,像清亡那样,殉节者如此之少,倒也有点不寻常 改朝换代之际,有前朝的臣子,在穷途末路之际,为王朝自尽,这就叫殉节。王朝消亡之际,如果殉节的人多,据说是表明这个王朝深恩厚泽,待士大夫不错。如果殉节的人少,就说明这个王朝不怎么样,官员士大夫对它没什么想头。     

自主的原则

人都希望活出独特的自己来,所谓"自由自主",自主的人生就是不要受人控制,不要被人奴役,不要任人主宰,不要让人欺压。但是自主并非我行我素,也不是任意妄为,更不是妄自尊大,自主也有一些原则。自主不是执着:有的人对于自己的意见,坚持执着,自以为是,凡事不肯跟人商议。其实自主也要跟人合作,也要与人商议。自主是有个性、有原则;执着是妨碍进步、妨碍人缘。执着的人不能见贤思齐,不能从善如流,所以做人不能太执着。     

方孝孺“伉直受祸”遭诛十族对士林与仕风的影响

<正>中国士大夫，从广义上说就是有文化的读书人，不论入仕与否。张仲礼将其中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的，称为绅士。^[1]这种绅士也是广义上的士大夫。清末有人指出：“本城举、监、生员及告休家居之大小官员，均谓之绅士。”^[2]这个定义较为符合实际，绅士并不包括现任的官员，仅仅是在乡的“绅衿”的通称。为了区分方孝孺“伉直受祸”遭诛十族对不同群体(阶层)的影响，笔者把读书人(士大夫)阶层中有功名并进入政府体制内的这部分人称为“仕”即官员，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正最早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是汉高祖刘邦。东汉末年曹操在著名的《求贤令》中,也开宗明义地指出:“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但在两汉时期所言的“共治”者多指“牧民者”,也就是地方守臣,很少将其他官员包括在内。汉宣帝有云:“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其次,“共治”的对象是“民”,而不是“国”。在这些帝王看来,天下至广,人口至多,依靠自己的力量实在难以治     

元明之际士大夫研究综述

<正>自上世纪80年代始,士大夫研究日渐勃兴。其中,对春秋战国时期、秦汉之际、魏晋时期、唐宋变革时期、宋元之际、明清之际、晚清等社会变革时期士大夫群体的研究,更为学界所热衷,相关论著异彩纷呈。对于元明之际士大夫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仍显薄弱。以下,拟就笔者所及,对20世纪以来中外学界有关元明之际士大夫的研究予以鸟瞰式回顾。     

明朝宗教政策合论

明代内地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萨满信仰及民间宗教性活动在宗教生活中角色各不相同,国家宗教政策也因应其差别而有不同。原本来自南亚的佛教虽然深深溶入了中国文化中,但其与经典儒家思想的冲突始终没有平患。明中叶以后,受皇室宗教活动加强的刺激,佛教与儒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强烈反对寺院修建并发表辟佛言论。明朝政府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汉地佛教政策有同有异。其重要差异之一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西部边疆政策紧密相关,而对汉地佛教政策则于周边关系政策基本无关。此外,部分士大夫以藏传佛教为“番教”,认同程度逊于内地佛教。明朝一些皇帝因喇嘛多擅长某些“法术”,对其有特殊兴趣,并因而导致士大夫针对相关政策的批评。道教起源于本土民间信仰,在明代与儒家士大夫的冲突比较和缓。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响到国家政治,也影响到士大夫与君主的关系。士大夫在反复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时,对道教的批评也日趋尖锐。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相对封闭,在明代政策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明中期以后,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当时士大夫寻求改革,明朝对天主教大致宽容。明代流行对不同宗教兼容并取倾向,民间宗教性信仰、习俗多样而活跃。明朝政府将民间宗教基本看作民俗,一般无干预,对视为“陋俗”者加以排斥,在涉及秘密社会活动时则严厉禁止。明朝宗教政策之基本精神,一在信仰自由主义,二在保持国家政治世俗性质,三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体现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并倚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其变动因素和矛盾来源,则一在诸教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渗透,二在皇室特殊化行为,三在民间泛神论多元信仰倾向,四在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综合主义。     

汉末士人政治品格转向的递进轨迹

东汉后期,士大夫在同宦官、外戚等腐朽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其政治人格也逐渐发生转向。士大夫强烈的王朝意识换来的却是残酷的回报,两次党禁,尤其是第二次党禁,死百余人,受牵连而死、徙、废、禁多达六七百人。忠而见疑、忠而被弃是对士人心理的极大戕害。党锢之祸对士人最根本的打击就在于粗暴地挤压了士人精神的及现实的生存空间,所以对士人造成精神分裂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