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僧祐在佛经翻译史上的贡献

伴随着佛教的传入,佛经汉译长达一千余年。在佛经汉译过程中,出现了大批佛经翻译家和佛经翻译理论家。南朝时期的僧祐在佛经目录的整理和佛经翻译理论方面有着杰出的成就,对后世的佛经翻译和佛经保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僧祐在佛教典籍的整理、佛经翻译文质中庸理论以及梵汉翻译中的文字问题等方面论述僧祐的贡献。     

浅析安世高的佛学修为

安世高是中国汉译佛经的创始人。因其翻译的佛经多以小乘佛经为主,所以一般中国佛教史将其归入小乘学派。本文主要从时代背景、认知层次、称谓及僧传、来华译经等方面来论证安世高是一位大、小乘兼修的高僧。     

《大方便佛报恩经》文献学考察

佛经的汉译从汉代起,直到明清.由于诸多原因,今传许多早期翻译佛经所题年代、译人有不少讹误,汉译佛经的年代和译人可疑,古代经录记载有不少地方含混不清,之间出入很大,其中许多错误今天仍在沿用.不管是中国佛教思想、文化、佛教史还是语言学研究领域,对佛典利用尚缺乏必要的文献学基础.如《大方便佛报恩经》(下或简称《佛报恩经》)(七卷),一些学者把它当作东汉语料来使用,这是有问题的.这部经的时代可疑,学术界对此经翻译年代的看法不一致,方一新、高列过及笔者曾从语言角度对其时代进行过探讨①.本文拟从文献方面对《佛报恩经》作一些补充考察.     

拉萨现藏的两部永乐版《甘珠尔》

《甘珠尔》是藏文bkah·hgyur(以下凡引用藏文处均用拉丁文注音转写)的汉文音译,其意为"佛之教诫译本",相当于汉译佛经"经、律、论三藏"中的"经"和"律"。公元八世纪中期,吐蕃的佛经译师们即已开始汇集各种佛典的藏文译本,并编了三本目录(现仅存一部)。十三世纪末,     

新时期语法翻译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再探索

作为外语教学法之一的语法翻译法在历史上曾显赫一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方法逐渐呈"衰退"之势。在对当前的教学方法进行思考的同时,我们不得不重提翻译法。从其自身的特点、以及教学实践可以看出,该法依然活跃在大部分高校的英语课堂,并且扮演着无可比拟的重要角色。因此在新时期对翻译教学法进行重新思考,将英译汉和汉译英有机结合起来,重点强调汉译英的教学与训练,对促进大学英语教学水平,提高学生翻译应用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从中国的佛经翻译史看异化到归化

异化和归化之争历史悠久,认为是一种翻译总策略,它包括选择什么来翻译和如何翻译,直译和意译指的是一种语言表层的处理方法。从中国古代的佛经的翻译史,可以看出有一个从异化到归化的过程:在佛经翻译内容的选择上主要体现了一个从小乘佛经到大乘佛经最后到禅宗,这表明中国文化也有目的地选择符合本土文化的翻译对象;也越来越讲究文采。     

英汉语篇主位推进模式下专八汉译英翻译策略的探究

本文从系统功能学的主位、述位和主位推进模式的视角,以2004年到2013年的专业八级的汉译英翻译为语料,对英汉语篇中的主位推进模式进行对比,指出进行专八汉译英翻译时,应当注意主位推进模式的恰当使用。本文还针对专八汉译英翻译,总结了具体的主位推进模式下的翻译策略。     

中国古代佛经的来源及其翻译

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发展,是和佛经的传入、翻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佛经的传入和翻译始于汉代,南北朝时达到高峰,并一直持续到唐宋而不衰。在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入并翻译出了煌煌5000多卷的佛经,对古老中国的传统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所论即为此一历史过程中的某些片断,以便使人们对这早已过去的化盛况有所认识和了解。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中外翻译家

翻译是交流的开始,中国古代翻译从佛经开始。中国的佛经翻译初始于东汉,发展于魏晋时期,鼎盛于隋唐盛世,至宋代以后渐趋衰落,前后历时十个世纪,翻译过来的三藏共有1690余部,6420余卷(已译出而佚失了的以及藏文佛典不计算在内)。     

西夏“回鹘僧译经”补证

西夏早期翻译佛经有回鹘僧人参与,但学者至今不能证明哪部佛经是在回鹘僧人主持下译出的。文章指出在西夏译《无垢净光总持》的一个抄本里存在西夏语不送气清声母字和汉语浊声母字对音的特殊现象,这恰好是回鹘文音译汉语的特点。在传统史书基础上猜测的"回鹘僧译经"一事或许就此可以得到佐证。     

古代广东佛教文献的印刷出版及其影响

佛教的传播,主要通过佛教文献,即佛经的翻译与出版来进行。早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我国已广泛传播,南北朝佛经翻译的数量与品种十分可观。据《开元释教录》的记载,从南朝宋永福元年(420)至陈后主祯明三年(589)近一百七十年间,共有译经者67人。翻译经籍750部1750卷。至隋代,岭南始有译经。据隋沙门灌顶《大般涅般经玄义》记载。广州的大亮法师提出了在翻译佛经过程中的“五不翻之说。”     

西夏佛经翻译的用字特点与译经时代的判定

西夏时期新译藏传密教经典在语言上突出表现为两个特点:一是某些佛教术语的翻译多采用意译;二是密咒对音汉字反映的是西夏地区流行的汉语西北方音。这些特点无疑可以作为一种标准,我们一方面可以根据佛教术语判定西夏文佛经原本的语言,另一方面可以根据陀罗尼对音用字规律把一些没有题款的、一般认为是宋元时期翻译的汉文佛经确定为西夏时期翻译的。本文主要通过西夏宝源译《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和《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并结合《密咒圆因往生集》等有确切题款的经典,考察了夏译佛经密咒梵汉对音的用字特点,并结合这些特点提出《圣妙吉祥真实名经》是西夏时期翻译的。     

库车,繁华悠久的十字路口

正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说:"龟兹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地。"说到龟兹,不能不说到今天的库车,因为这里曾经是古龟兹国的中心,是佛教东传的第一站,龟兹乐舞从这里流向中原,佛经汉译大师鸠摩罗什、龟兹音乐家苏祗婆、大唐高僧玄奘都在这里留下了文化的回声。今天,滚滚的石油又从这里源源不断地流向上海等地……     

从勒菲弗尔的操控论看《圣经》汉译本的翻译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著作,也是世界文学史的一个奇迹。《圣经》的汉译活动在中国也是相当活跃的。以严复翻译《马可福音》片断为标志,圣经汉译呈现了文学化的趋势。本文将运用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从意识形态和诗学两个方面对严复翻译的《马可福音》片断及和合本圣经的翻译进行对比分析。     

莫高窟北区出土两件回鹘文佛经残片研究

本首次刊布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B54：14《别译杂阿含经》和B59：69《佛祖历代通载》两件回鹘佛经残片,对回鹘原进行拉丁字母转写、汉翻译和注释,并对残片的翻译年代、版本和翻译方式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佛经文献与古代中外文化交流

佛经文献是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发展中占有独特的位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佛经翻译对古代中外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与传承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内容;对佛经文献的需求推动了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通过中外僧侣往来和各种途径,使佛教文献大量流向海外,对我国与各国、各民族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佛经文献经历代抄录刊刻,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它为研究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演化、文献的版本和目录的类型提供了佐证,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佛经文献与印刷术的发明与传播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对佛经的大量需求的驱动而发明了印刷术,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使佛经文献与印刷术技术一起向海外流传。     

佛教语"作业"、"作孽"源流考

"作业"和"作孽"原先都是汉语中固有的词语,但随着佛经翻译和佛教传播的影响,词义发生了变化,先后成为佛教语.而且,明清以后,"作孽"又逐渐代替了"作业".其中的词义及词语的流变过程很值得深入探讨,本文权为抛砖引玉.     

张掖迦叶如来寺考探

张掖大佛寺初名迦叶如来寺,创建于西晋永康元年(300年).五凉时,张掖在佛经翻译、传法受戒、石窟开凿等方面综合发展,全面繁荣,迦叶如来寺发挥了"佛学院"和佛教传播"驿站"的作用,并成为中国初演菩萨戒法的道场和涅槃宗的发祥地.     

晋唐时期河西佛经译事钩沉

晋唐时期,以竺法护、昙无谶和竺佛念“三大译经高僧”为代表的河西译经僧侣翻译了众多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佛经,形成了以竺法护为核心的中国早期佛经译场雏形,出现了前秦、北凉“两大译经王朝”.这些都为河西佛教的一度兴盛奠定了重要基础.     

敦煌佛经略考

敦煌是佛教传入我国的最早落脚点,也是我国最早从事佛经翻译的地区之一。佛教自西汉传入我国,至宋代前期藏经洞封闭的八、九个世纪里,敦煌的佛教信仰,历久而不衰。敦煌的写经事业,亦始自晋代,扩于六朝,盛于隋唐,终于五代宋初,历时六、七个世纪之久。敦煌藏经洞遗书,以佛经文献为最丰富,敦煌遗书,严格地说,亦可以称之谓佛经遗书。现就敦煌佛经的某些问题,作初步的考察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