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的灭亡及西夏佛教对蒙元时期河西地区的影响

西夏历代皇帝都崇佛敬僧,把佛教视为国教,在国家政权的大力庇护下,佛教空前发展。汉传和藏传佛教在其境内广为流传,僧人、信众十之九九。几乎达到了全民信佛的境地。在如此大环境的影响之下,河西佛教也在归义军政权之后继续保持繁荣兴盛的局面。但西夏晚期各种矛盾激化,朝野争权夺利,皇帝更迭频繁。加之统治者目光短浅,胸襟狭窄,缺乏政治抱负和治国手腕,内政外交出现重大失误,导致夏金相攻十余年,国力迅速衰退,在新崛起的蒙古军队大举进攻下,节节败退,丧师失地,纳女乞和,且盟信不坚,终于1227年招致灭国之灾。蒙古为了报复西夏军队的顽强抵抗,对其实施毁灭性打击,很多城市军民几被屠戮殆尽,西夏建筑、艺术、文化被野蛮破坏。西夏虽亡,但大量遗民还是顽强地生存下来并活跃在蒙元时期的不同阶层,其文化、习俗和宗教对蒙元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佛教不是西夏“国教”论

若干年来,学术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佛教是西夏"国教",更有甚者,认为藏传佛教也是西夏"国教"。这一观点向我们提出了三个问题:一、什么是"国教"?二、什么是藏传佛教?三、藏传佛教何时传入西夏?解决所谓"国教"问题,就得把这三个问题厘清。本文讨论什么是"国教"问题,并分别就佛教不是西夏"国教",藏传佛教更非西夏"国教"进行了研究,结论是所谓"国教"说不能成立。     

西夏时期的佛教寺院

本文利用新译出的资料对西夏时期的45个寺院名称进行了译释,认为西夏时期的寺院主要有官寺及家寺,家寺主要有皇家寺院及高僧大德所设立的私家寺院,官寺主要为帝王或国家举办全国性佛事活动佛教法会,西夏时期的官寺享有特权,并且规模浩大。     

述论佛教戒律的玄化与道化

佛、道两家之间的互相影响,论者已多.但仅就佛教戒律的玄化和道化一个侧面来系统叙述,似未多见,故以此文试说之.     

天台戒律论

依照天台宗的“五时八教”判教思想,天台一系教学是有别于藏、通、别教的圆教。圆:圆满,圆融义;天台法门,众生一念具足三千诸法,是为圆满;三千诸法融即于众生一念,是为圆融。天台之圆融精神,还表现在以圆融一体的模式看待一切相对相待的法相。诸如色心、内外、性修、因果、染净、依正、自他、三业、权实、受润等,在天台之学中,皆一体不二。此不二性于定慧学上展开,即为天台的“一念三千”、“止观双运”、“三谛圆融”等妙理:而于戒学,则为“会性起修,会修起性”的妙戒。天台戒于戒律四科皆显示出不同于其它教门的特色,具体可概括为“以粗入妙”的戒法说,“性具发显”的戒体说,“以心持戒”的戒行说,以及“三品四乘”的戒相说。本文拟以智者大师的戒学思想为主体,对天台戒律观做一初步探讨。     

论佛教对藏医学的影响

斗嘎发表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二期上的章,试就佛教思想对藏医学的起源、人体形式、病因病机、诊断、治疗及医德等医学理论和临床方面的影响,进行了介绍,从而揭开宗教蒙在藏医学表面的神秘面纱,展示其科学的真面目。章说,在桑杰嘉措所的《藏医史》中记载了藏医药起源的传说,将藏医药和各种疾病的起源都归结为天神创造的,天神先制     

慧超所见于阗大乘佛教的戒律

敦煌写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P．3532）记载了一些西域佛教的情况,其中很值得注目的是有关“大乘戒”的消息,如：“于阗……行大乘法,不食肉也”。本文考察唐代大乘汉僧玄奘对小乘吃“三净”的习俗的反感与对遵守“大乘戒”的严格性,认为玄奘、慧超等西行求法的汉僧对大乘戒的观念明显地说明大乘佛教中国化的一种积极性侧面。     

西夏佛教艺术中的童子形象

西夏时期佛教艺术中童子形象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不管从莲花中化生的童子还是世俗社会礼佛供养的童子,他们都真实地再现了生命本真,赋予童子更多的意义和内涵。西夏艺术家在承袭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地创造属于自己本民族的元素特征,他们笔下的童子有的赤身裸体,憨态可掬;有的扭动身躯、活泼可爱。这些童子形象在西夏佛教艺术中的出现,无论是来自佛教经义,还是世俗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着西夏童子的生活与风貌,让我们更多了解一个神秘的西夏童子世界。     

西夏罗后与佛教政治

西夏母党干政现象较为严重,仁孝皇后罗氏便是其中的一位,对西夏后期的历史影响颇大.本文通过传世史籍、黑水城出土文献,考察了罗氏的崇佛活动与西夏政治的关系.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戒律和清规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虽然没有保留下来成的清规一类的东西,但是在膀中有很多与清规有关的规定的记载,通过对其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当时清规的大概情况。本认为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制定有自己的清规,这种清规有很多称呼,所谓规矩、律式、格令等都是指佛教教团的清规。晚唐五代敦煌的佛教教团的清规与禅宗洪州宗关系密切,敦煌佛教教团的很多规定都与淮海禅师的百丈清规有相似的地方,受到洪州宗的禅门规式影响比较大。但是敦煌佛教教团也有其地域特色,有很多方面在洪州宗百丈清规中严加限定的内容,在敦煌反而不加限定或限定不严格。     

西夏佛教图像中的皇权意识

西夏佛教图像除了宣扬宗教思想之外,还体现着一种皇权意识。皇帝与上师列于说法图中的菩萨、佛弟子行列,除了显示皇族特殊的身份外,也在宗教上得到了认可,加强了皇权的控制力。此外,西夏皇权还可以从图像中人物的大小与服饰、画面的色彩、装饰图案等各方面得到体现。     

浅析西夏河西佛教兴盛的原因

佛教作为西夏的国教,境内寺塔林立,僧众如云,上至皇帝太后、下到平民百姓,皆多崇信佛教,译、校经之风大盛,法事频繁。本文从河西地区佛教基础、西夏与吐蕃的历史渊源、民族政权、境内民族信仰、统治者的提倡和河西地区相对稳定的环境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西夏佛教兴盛的原因。     

论佛教对金代社会习俗的影响

佛教对金代社会习俗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影响表现为信众对寺院大量布施,各种佛教邑社纷纷建立,佛教的因果报应、积德行善思想被社会成员广泛接受并身体力行,世俗社会的命名习俗、丧葬习俗也打上了深刻的佛教烙印。     

论鉴真东渡后唐代佛教对日本佛教的影响

唐代高僧鉴真是中日佛教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历尽艰辛,东渡弘法,使日本的佛教发生了新的变化,被称之为日本新佛教。本所论述的即是鉴真东渡后唐代佛教对日本佛教的影响,从中亦可看出七、八世纪时中日化交流的盛况。     

西夏佛教绘画研究综述（英文）

正Buddhism is central to understanding the globalized historical processes taking place in the Hexi Corridor,a region running northwest from the bank of the Yellow River up till the nowadays Xinjiang-Gansu border and being f lanked by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the Gobi Desert to the south and north respectively.As part of the trade     

论西夏的审判制度

西夏的审判制度是西夏重要的司法制度,它直接体现了西夏法制化的程度。本文将西夏制定的审判制度中的审讯和判决分别加以分析后在统合研究。西夏的审讯制度突出的是严格的规范性,对审判期限、证据认定等严加规范。在对案件的判决上,以司法官吏的秉公判断为核心,其目的就在于彰显法律的公正性。西夏审判制度之所以体现出层次分明而又环环紧扣、处罚严厉而又不失灵活的特色,是与其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中不断总结和积累的审判经验的承袭与运用分不开的。     

论媒体监督对司法工作的影响

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司法权力也不例外,其主要措施是对司法权实施内部和外部监督。媒体监督是外部监督的主要措施。本文着重论述了媒体监督对司法工作的影响,提出规范媒体监督和司法关系的基本思路,以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论佛教文学对白族观音故事的积极影响

解放三十多年来,在白族观音故事研究中,有一种带普遍性的倾向,即不承认或变相否定印度佛教文学对白族观音故事的积极影响。我们认为,尽管白族观音故事积极、进步的成份,主要是古代白族劳动人民的创造,但也受了印度佛教文学的影响。当然,印度佛教文学也给白族观音故事带来了消极影响,但由于对此已有不少论述,本文就着重     

西夏幞头考——兼论西夏文官帽式

幞头是西夏法典规定的文官朝服首服。流行于西夏的幞头主要有软脚幞头、硬脚幞头、展脚幞头、直脚幞头、交脚幞头、无脚幞头和长脚罗幞头等。西夏幞头基本上沿袭了唐宋汉族文官幞头的形制,没有明显的党项民族特点。     

试论五凉时期凉州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

武威位于河西走廊东端,自古就有"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于咽喉"的重要地位,随着汉朝开辟河西四郡,武威逐渐成为河西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凉州还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带,是外来文化进入内地、中原文化向外传播的必由之地,也是吸纳多种文化的最前沿阵地。大量的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物品由此涌入,往来的商旅与使团中又夹杂着佛教徒,无形中又把公元前5世纪诞生于印度的佛教传播进来,由此使凉州成为佛教东传的必由之路和佛教的第二故乡,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