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嵩與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

生前享有很高文學聲望的詩人嚴嵩,身後因其姦臣的政治身份,在明代文學史中處於失聲的狀態。其實,嚴嵩的文學研究價值,並不在具體的詩歌造詣,而在他作爲正德文壇新秀和嘉靖文壇領袖,在整個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變動中的關鍵作用,及其對於重新認識姦臣與詩人這兩種身份的典型意義。他早年游離於茶陵派與"前七子"之間的文學經歷,爲他晚年持文柄及處理臺閣與"後七子"的關係,提供了有益的經驗。而他晚年對"文柄"與"史權"的態度,又迥異於徐階、王世貞等人的常規思維。但他對日漸勃興的公衆文學世界中庶民書寫之力量,未有足夠的重視,以致一些異見文人借戲曲、小説等俗文學的書寫,繞過傳統的史官之筆,完成了對嚴嵩姦臣形象的塑造。此爲文學媒介變革對古代上層文學秩序與權力的重大衝擊,嘉靖、萬曆年間正是關鍵之節點。     

許文雨《詩品》研究考述——兼論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範式的現代轉型

許文雨所撰《詩品釋》是現代最重要的《詩品》注本,後經修訂擴充爲《文論講疏》,仍以鍾嶸的文學觀貫穿終始,足見他對此書用功至深。在研究《詩品》的過程中,他既注重文獻史料的積累與開掘,也兼顧學界成果的借鑑與批判;在後續勘訂時又精益求精,補苴隙漏,使其疏釋更臻完備。爲深入抉發《詩品》的内涵意藴,他借鑑源自史部的長編考異法,採摭歷代評論,參以考辨評析;還隨時比勘詩作,融入個人研讀心得。在同行學者或致力於稽考史料,或側重於訓詁字句之際,許文雨開始自覺探求鍾嶸的撰例義理,提出"分體置品"的假設,藉以梳理詩人源流與相應品第之間的關聯,並由此對晚近以來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範式進行了檢討和反思。     

《與稽齋叢稿》卷數版本考證

吴翌鳳(1742—1819)爲清乾嘉時期蘇州藏書家,以抄校古書聞名於時。他同時也是一個學者和詩人、詞人。吴氏大部分的詩文創作都輯集於其自編《與稽齋叢稿》中,該書今存有刻本和稿本兩種。本文對稿本與刻本、不同刻本之間進行了比較,對照蘇州各種地方誌的記載,對《與稽齋叢稿》的卷數、版本等作了考辨和論析。     

《真誥》對唐詩發生影響之時間再議

關於《真誥》與唐詩的關係,學界有人認爲,盛唐時,《真誥》已對唐詩發生了相當的影響。本文通過對唐代道教授籙制度的考察,認爲道教三洞四輔體系在初盛唐依然得以維持,因此只有極少數拿到三洞法師籙位的道士,纔有機會接觸到上清經和《真誥》。《真誥》擴大傳播並真正發生較廣泛的影響應該在中唐之後。因安史之亂,唐代政權漸失去控制力,使依賴政權維持的道教三洞四輔制度難以爲繼。所以,《真誥》對唐詩發生影響的時間,相應在中唐之後。這一情況與唐詩可以互相印證。     

論陶詩的力量

陶淵明詩歌以自然超妙爲宗,但古今詩人、學者卻不乏陶詩極富力量的各種議論。只是陶詩的力量究竟何在,其存現方式有哪些,卻一直缺少專門論述。其實陶詩同時具有承載包容和超拔絶俗這兩種力量,這源於其人格上曠達深静、疏淡樸拙與憂憤沉鬱、耿介峻潔二者的融合。表現在詩歌上,可以從三個方面觀察其力量的存現:其一是從風格上的"左思風力"來審視;其二是從"介"與"拙"的自我認同與自我描繪來看;最後則可以從較隱秘的字法、句法、章法上發現這種深厚廣大的力量。     

“有懷無與語,聊和古人詩”——韓國古代文人與唐人文學交流之特殊方式

唱和行爲不僅僅在同時代的文人之間進行,而且亦可由後代文人和答前代文人的作品來完成,這就稱作"追和",也是韓國古代文人與唐人文學交流的特殊方式。韓國古代文人透過追和中國前代文人,得以建立一種時空相異而情感交流的詩友關係,對韓國古代文人而言,追和唐人是一種超越時空的文學交流。本文擬以韓國古代文人對唐人的追和詩爲對象,來探討這些詩的概況、類型及意義。     

《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再注八十四則

梅堯臣是北宋中期的著名詩人,與同時的朝廷要臣、州縣官員及詩文大家都有較多往來,應酬唱和詩篇不少。20世紀70年代末,朱東潤先生對梅詩作了系統編年校勘,並廣采夏敬觀先生成果,爲之補注,以《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時過二十餘年,筆者對夏氏、朱氏未能釐清的人事略有心得,遂逐頁排比對照,撰文名爲《再注八十四則》。卷頁與詩題均按朱先生原書開列,詩題後括注《全宋詩》第五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所收梅詩頁碼。狗尾續貂,敬待高明不棄教示。     

詩讖入史:正史所載南北朝帝王詩讖的文學文獻學意義

南齊文惠太子蕭長懋詩現僅存的兩首七言詩(殘句),都經歷了從"詩"到"讖"的被建構過程,這種現象在南北朝帝王詩歌中屢見不鮮,梁簡文帝、陳後主、周宣帝、隋文帝、隋煬帝等帝王之詩都有類似境遇。因製詩作讖的目的性與選擇性,這些帝王詩均以詩讖的形態保存於正史《五行志》和部分紀傳之中,且均爲殘篇,個別字句在建構過程中還被有意改動。這種詩歌存録方式,不僅保存了作爲詩和詩讖兩個面貌的帝王詩歌文本,也爲動態地考察每個文本的生成、傳播與接受提供了可能。這對於基本靠1録的先唐詩歌而言,在文學、文獻學方面別有意義。     

中國“詞史”傳統的潛流與特立

"詞史"作爲詞人對"詞""史"關係的一種認識及文本表達,其創作傳統在清初基本形成,但其潛流卻源遠流長,錯綜複雜。有關時事批評的傳統,自南宋以來分爲直敍式紀實、微言式隱喻兩種模式。然較之稼軒詞在元明兩代的長盛不衰,以《樂府補題》爲代表的宋遺民詞及其隱微寫作,經歷了較長的"失聲"狀態,直至晚明清初詞籍出版的復蘇,方被重視並重新抬頭。梳理這兩種模式在元明時期的發展狀況,發掘其中的典型文本,有助於我們更連貫地認識宋詞經典與清"詞史"代表作品之間的關係。而"詞史"在清代的情況,與其執著於在陳維崧、周濟、謝章鋌諸家中尋求一個"成立"的坐標,不若考察清人如何通過對唐宋詞正典的闡釋回歸,完成"詞史"從詞學範疇到詞審美範式的建構。只有立足於詞體發展的獨有特徵,及對唐宋詞經典的闡釋力度,方能發展出有别於"詩史"的真正意義上的"詞史"學説。     

錢鍾書史傳觀臆解

錢鍾書不寫自傳,且對時興的自傳寫作屢次表達譏諷與批評。這與錢氏關於史傳的看法一致。他依"六經皆史"説提出經、子、集莫非史的觀點,初看似擴大了史料之範圍,實則洞見到史傳作爲文本的非確定性。但這並不意味着錢氏否定"信史"的可能與努力,恰恰相反,他以"談藝者"的生命歷程,提供了解讀史料與認知歷史的深度思考。     

論漢魏六朝七言詩歌的源流及其與音樂的關係

七言作爲韻文體,在漢代已被廣泛使用,但作爲詩歌的一種體裁,卻至南北朝後期纔開始流行,盛唐以後方成爲詩歌的主體。這是由漢魏六朝的音樂體制決定的。漢魏六朝的詩歌史,經歷了由歌謡到樂歌,再到徒詩的演變進程。七言徒詩是從七言歌詩中發展過來的,早期的漢至晉宋的七言詩歌都是歌、舞詞,主要是由句句入韻與雜三七言這兩體構成,這兩體都不能成功地轉化爲大宗的徒詩體,這是由漢魏舊樂體制所制約的。南北朝後期,在新的音樂體制中,七言詩流行,隔句押韻的七言歌曲流行,並由此迅速孕生徒詩七言體。到了隋唐燕樂時代,七言已經成爲歌曲主體,同時在徒詩體中七言也逐漸成爲詩體的主流。     

李白與羌族文化

李白是奇人。若與他的朋友杜甫、高適、王昌齡、孟浩然等人相比,其思想、作風與人生道路均有很大的差異。他爲什麽這樣特殊?學術界進行過多方面的探索,試圖解開李白之謎。我則試圖從文化背景的不同上說明李白的特點。爲此我除了從中國固有的儒、道、法、縱横等不同學派的影響上進行剖析外,還從李白先世居住地區的地域文化着眼,說明李白與突厥文化的關係;從蜀地區域     

杜甫夔州詩作中的“山河”與“山水”

本文提出杜甫對夔州風物的書寫,已超越傳達個人美感的"山水"或"風景"等話語,須以漢語和杜詩中另一詞語"山河"來發顯其中"抒情史詩"之意味。然而,"山河"並非完全獨立於"山水"之外,而是與"山水"概念相互交織。詩人或自此地當下之"山水"而拓向千年萬里之"山河",或自廣袤的山河圖景起筆,而置峽中山水景物於其中。而被詩人賦予特殊性格的夔州秋峽,則更深地透顯"山水""山河"的相互交織。作爲中國詩歌一個肇始於東晉的傳統的傳承者,杜甫的夔州詩中亦不乏以輕靈柔潤之筆書寫的山水。本文以羈棲夔州的杜甫面臨其生命末期的一次危機和"啓蒙或創始事件"爲基點,探討詩人筆下具陰柔之美的山水如何在其危機中引導啓悟和超越。這一探討同時展示出中國文學中一個隱秘的譜系。     

論胡瑗等宋初教育家的學術及文章

宋仁宗時代,胡瑗、孫復、石介及李覯等人欲超越"漢唐之學",重釋儒經"義理",體現出"知古明道"的學術自覺。"四公"先以草澤身份築室授業,後又執教太學,始終將"經義"解析與"時務"、"治道"相聯繫,爲"宋學"啓蒙導夫先路。他們反對"聲律浮華之詞",審美取向與歐陽修等文學之士頗爲不同。其作品多"根柢經術",醇質務實;不足之處在於好"張大其説",議論"粗疏",甚者還有迂闊"矯激"之弊。要之,胡、孫、石、李以儒學名家而獻身教育,在學術探索、教育實踐及"古文"創作等各方面均有建樹,其利弊得失值得深究。     

慶曆新義關涉古文盛衰的内在邏輯

慶曆時代是唐宋轉型的真正分界點。準確把握慶曆儒學"新義"的整體内涵,全面梳理慶曆"新義"延展流變的複雜軌迹,是關涉北宋文學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論題。慶曆學人在"棄傳從經"的義理闡釋、對"祖宗家法"的反思批判以及强化儒道實踐精神等各方面多有建樹,形成了内涵豐富的儒學"新義",並由此促成了北宋古文創作的初步繁榮。嘉祐以後,以"新義"的延展爲契機,在多元探索中不斷超越,成爲關、洛、蜀、閩、新等"宋學"流派漸告成熟的關鍵。與此同時,"新義"内涵的傳承與流變,也極大拓展了北宋古文創作的精神和藝術内涵。雖然"儒者之學"頗以"趨道"自負,但從經學探索與古文創作互動關聯的角度看,所謂"文章之學"與"訓詁之學"諸名公,更能憑藉其充滿生命活力和思想智慧的閑雅力作,彰顯"文與道俱"的自信與輝煌。     

杜集宋本編次源流考論——兼論《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成書淵源及意義

杜集宋本從編次上可分爲分體本(按體裁)、編年本(按時間)與分類本(按内容)三種系統。今存杜集的祖本王洙本是分體本,但王洙本的源頭是大致按時間順序編纂的唐代"舊蜀本"。此後宋代杜集編纂一方面以王洙分體本爲祖本,另一方面又順應杜詩"詩史"性質,將分體本重新編纂爲編年形態,這就形成了"唐人‘以時爲序’之本——宋人分體本——宋人編年本"的否定與否定之否定。這種編次矛盾達到一定程度後形成調和,出現以分體本爲框架、又對每首詩加以"題下繫年"的《黄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體例甚奇"的"海内孤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實際上正是以《黄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爲底本,既保留每詩"題下繫年",又進一步以"體下再分體"方式編纂而成,成爲宋代杜集分體、編年調和的最終、也是最典型的文本形態。研究杜集,相對於宏觀的"卷帙分合"與微觀的"異文校勘"兩個層次,中觀層次的"篇目編次"研究具有合法性、合目的性與便於操作三點優勢。這對唐人别集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方法論意義。     

陽明學異議者毛憲塑造“毗陵正學”的思想史意義

本文首先還原毛憲與王陽明及其後學的學術論辯,揭示毛氏從程子學說中拈出"主敬"學術宗旨,並試圖塑造由程子至自身的學術傳承脈絡,用以論證其學有正傳。其次通過分析毛憲《毗陵正學編》的史源,論證他運用楊時傳道南方途居常州講學的地方文化資源,刻意强調宋代常州諸賢的理學成就,淡化他們的文學成就,成功塑造了由程子至其自身的學術傳承系譜,這一系譜又經毛憲在道南書院的講學傳播給當地士人。最後指出,自陽明學衝擊原有理學格局始,各種地方理學文化資源得以發掘並與陽明學展開競爭,反映了當時理學學說多元並競格局的發展動向。     

試析關於宋孝宗“憎恨”宋高宗的兩條資料

余英時先生用以證明南宋孝宗對高宗潛意識中"憎恨之情"的兩條資料,似都缺乏說服力:第一條徐經孫疏中"家老子"應依《宋史》爲"曾覿"二字之誤,與不意流露憎恨高宗之情無關;第二條孝宗鎖閉"高宗留下寶器圖畫",乃謙虛美德,並非出於對高宗"生前的世界"之"抗拒心理"。     

關於魏晉玄學屬性的再辨析

鑑於自漢至晉中國的社會結構、經濟基礎、政治制度和社會價值觀念基本上都無變化的情況下,在意識形態領域内不可能憑空冒出一個與儒學對立並引導當時觀念形態的玄學。事實上,被後世認爲的"玄學家",彼時都自認爲在致力於經學,並做出很多成績,"玄學"之名是在魏晉之後出現的。獨尊儒術以來,儒家一直有談論形而上學的傳統,並以倫理綱常爲自然之道,後來佛學也屬兩晉談玄的內容,因此把玄學簡單地稱作"新道家",是一種誤會。     

內律與俗法——從《續高僧傳·智藏》再探南朝政教關係

《續高僧傳·智藏》記載智藏與梁武帝關於僧團制度的辯論,實際發生在梁武帝天監年間,而非傳文所言普通年間。在此期間可考的兩件判例以及齊、陳兩朝的相關議論表明,南朝僧人犯法,先以俗法判決,再由律僧斟酌詳定,這是不同於北朝、隋唐的審判程序。智藏與梁武帝關於提婆達多的對話,是暗引《大般涅槃經》的典故,以提婆達多爲佛陀教說方便示現,具有鮮明的南朝解經學特色,在當時的儒家論議裏也有反映。宋元以降的佛教史家不理解南朝談辯的內涵,也錯失了智藏與梁武帝二人爭論的真正焦點。這場爭論的核心是僧團戒律與世俗法律在審判程序中的分割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