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尊法寶譯事續考——以三種元代所譯漢藏佛教文獻的研究爲中心

南宋國滅,遜帝趙?儲先受封瀛國公,後剃度出家成爲合尊法寶(Lha btsun chos kyi rin chen),一生斷梗流萍,四海飄零,從臨安到大都,輾轉上都與朵思麻,再至吐蕃薩思迦,皇袍與袈裟的雙重身分帶來多少寄人籬下以求苟安的淒涼與無奈。他的傳奇經歷引得後世文人浮想聯翩,杜撰出種種離奇身世,使趙?儲的歷史形象變得愈加撲朔迷離。本文即在前人的基礎上,從佛教史的角度,通過對他的譯作漢文《出有壞聖母智慧到彼岸心經》、藏文《業報因果經》和筆者新近發現的漢譯《吉祥喜樂金剛自受主戒儀》及其相關史料的考證,對合尊法寶從事佛教譯經的史實展開進一步的討論,由此也揭示出合尊法寶最爲允當的宗教身分——作爲膽巴國師的弟子修持和傳承薩思迦密法,特别是道果三續道秘法要門的付法譯師和金剛上師。     

《西夏文藏传佛教史料--“大手印”法经典研究》评介

《西夏文藏传佛教史料--"大手印"法经典研究》的主体部分是对将近30种佛教文献的解读和考释,包括五种"拙火修法剂门"、法狮子所传的"那若六法"、十九种"大手印法",以及《亥母耳传记》和《大印究竟要集》。本书指出这些佛教经典的西夏本与汉译藏密经典《大乘要道密集》中汉文本之关系,揭示了元代藏传佛教深刻的西夏背景,把西夏文献学的研究成果拓展到了佛教史领域。虽然该书有几例西夏字的通假现象作者未予指出,一些西夏偈颂的断句还有待商榷,但仍不失为一部成功的解读藏传西夏佛典的力作。     

歷史中的小說和小說中的歷史——說宗教和文學兩種不同語境中的“秘密大喜樂禪定”

藏傳佛教曾在元朝宮廷廣爲流傳,《元史》等官修史書中的有關記載,源出自元末明初的一部野史《庚申外史》,明代的作家將這段已被小說化了的歷史進一步戲劇化和小說化,遂使藏傳佛教淪爲"淫戲"和"房中術"的代名詞。本文從文獻學的角度釐清漢文化傳統中有關元代宮廷所傳藏傳密法的記載從小說到歷史,再從歷史到小說的複雜演變過程,並利用西夏、元代所譯藏傳密教文獻研究元代藏傳佛教傳播史,從藏傳密教的語境中還原西番僧人於元廷所傳所謂"秘密大喜樂禪定"的真實面目和本來意義,顛覆其於漢文文學作品中被色情化了的負面形象,重建歷史的真實。     

西夏遗存文献所见藏传佛教的传承世系

本文对西夏遗存文献中所载藏传佛教“大手印”修法的传承脉络进行了梳理,其中有关刘掌厮罗为萨钦贡噶宁波,金刚座为够也阿难苏,雅聋斯巴为法狮子等分析,为明确西夏所传“金刚默有母修法”、“大手印”烧施念定、大黑求修法、金刚亥母修习法等与萨迦派的关联,进而为厘清西夏藏传佛教的传承世系和早期藏传佛教的面貌提供了证据。     

賢覺帝師傳經考

十二世紀中葉西夏的賢覺帝師波羅顯勝是中國歷史上最早享有"帝師"封號的喇嘛,經他傳授的作品有四種存世。這四種作品只是簡單地介紹密教的念誦供養法而没有涉及佛學理論,説明他的興趣只在修行而不在思辨。現有資料表明賢覺帝師雖然在名義上是西夏佛教事務和僧人的總管,但並不曾爲政府和河西佛教提供實質性的幫助,而僅僅作爲西夏皇室中一個藏傳佛教的符號而存在。就此而言,西夏早期的帝師與元朝政治制度中的帝師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賢覺帝師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不像此前人們想像的那麽重要。     

從經録到僧傳:《高僧傳》之編纂成書及學術背景考察

以慧皎《高僧傳》編撰的材料來源爲考察的立足點,由此不斷上溯,尋繹《高僧傳》在體例上的源自和精神上的指向,可以清理出一條"道安—僧祐—寶唱—慧皎"的演變線索。這條線索的意義在於能夠揭示《高僧傳》書寫範式成立的關鍵消息:經録是僧傳得以孕育成型的"母胎",從經録到僧傳,是佛教經籍背後著譯者角色,亦即人的地位,日漸凸顯的過程;《高僧傳》書寫範式的成立正是佛教內部從經典到人、從古到今學術嬗變的必然結果。     

朝鮮漢文小說《林將軍傳》成書、版本考述

《林將軍傳》是朝鮮小說史上最爲著名的歷史演義小說之一,由於朝鮮將軍林慶業反清尊明、蒙寃死亡的生平事迹富有傳奇色彩,此書在朝鮮半島廣爲流傳。筆者在梳理林慶業傳記史料的基礎上發現,朝鮮英祖年間,《林將軍傳》小說最早以諺傳的形式在民間廣泛流傳。現存的漢文本小說出現於諺傳本之後,主要分爲兩個系統:一是諺傳小說的漢譯本,一是無名氏獨立創作的漢文小說。本文以韓國所藏九種《林將軍傳》抄本作爲研究對象,比勘諸本異同,考證其相互關係,對漢文小說《林將軍傳》諸抄本之間的關係做了較爲系統的辨析。     

續藏經本《名僧傳抄》録文疏失舉正

<正>《名僧傳》,梁代沙門寶唱撰,共三十卷。該傳成書於慧皎《高僧傳》之前,是中國佛教早期僧傳的重要文獻。遺憾的是,該傳早佚,部分内容僅見於日本奈良東大寺沙門宗性摘抄的《名僧傳要文抄》與《名僧傳指示抄》。由於《名僧傳》原書不存,因此宗性的抄本就成爲我們了解該傳内容的主要依據。宗性抄本原件現藏於奈良東大寺圖書館,日本方面早年以此爲底本進行過録文,收在《續藏經》第七十七册(以下簡稱"續藏經本")。然而,根據筆者對續藏經本以及     

成吉思汗去世地點與祭祀

《元史》載成吉思汗1227年攻打西夏,七月壬午病重,己丑逝於薩里川哈老徒行宫。薩里川哈老徒行宫在漠北,他不可能在八天之内從西夏趕到漠北。較爲符合邏輯的觀點是,行宫可以隨着守斡耳朵的皇后遷徙至西夏,所以成吉思汗去世地點仍是西夏境內。元代漠北的成吉思汗祭祀在他的四大斡耳朵舉行,由此出現了"斡耳朵思"一詞,它是後世"鄂爾多斯"一詞的來源。元之後的成吉思汗祭祀地點轉移到了漠南的鄂爾多斯,其轉移的原因,是因爲蒙古人深信成吉思汗曾表示願在鄂爾多斯安度晚年的傳説故事。     

論古代文藝學的主神重形傳統

本文針對學界關於古人"重神輕形"的傳統見解,提出古代文藝學的基本形神觀是"主神重形"。首先考察古代思想史上的形神論,認爲其中已貫穿着重神而不輕形的觀念,爲文藝學史上"主神重形"的形神關係學說奠基。其次分析東晉顧愷之及其後畫論家的主神重形論,强調其在文藝學史上主神重形論中的導夫先路作用。最後討論古代形神關係研究中的有關問題,提出一直都重形、形神不可分等觀點,並由此抉發出尚未被充分重視的古人"形神兼具"觀念下"真"的概念,藉以進一步說明"主神重形"纔是古代文藝學形神關係論的基調。     

傳法紫宸:敬宗之師昇玄先生劉從政考

劉從政是唐敬宗皇帝入道受籙的度師,曾因此獲封"昇玄先生、檢校光禄少卿",隱然成爲天下道門領袖。此前學界對其所知甚少,本文利用保留在《唐文萃》中的《劉從政碑》及近年新見的一些墓誌材料,勾勒了他的生平及道門譜系。劉從政一生主要在兩京之間活動,其弟子遍佈關中及東都聖真、玄元等名觀。經過考證,可知劉從政出自潘師正的好友劉道合在嵩山傳下的上清别派,雖然不及司馬承禎一系的顯赫,但《劉從政碑》特别强調其上溯至東晉楊羲"凡十四世"的傳法譜系,顯示了對自身經法傳承的自信。     

中國“詞史”傳統的潛流與特立

"詞史"作爲詞人對"詞""史"關係的一種認識及文本表達,其創作傳統在清初基本形成,但其潛流卻源遠流長,錯綜複雜。有關時事批評的傳統,自南宋以來分爲直敍式紀實、微言式隱喻兩種模式。然較之稼軒詞在元明兩代的長盛不衰,以《樂府補題》爲代表的宋遺民詞及其隱微寫作,經歷了較長的"失聲"狀態,直至晚明清初詞籍出版的復蘇,方被重視並重新抬頭。梳理這兩種模式在元明時期的發展狀況,發掘其中的典型文本,有助於我們更連貫地認識宋詞經典與清"詞史"代表作品之間的關係。而"詞史"在清代的情況,與其執著於在陳維崧、周濟、謝章鋌諸家中尋求一個"成立"的坐標,不若考察清人如何通過對唐宋詞正典的闡釋回歸,完成"詞史"從詞學範疇到詞審美範式的建構。只有立足於詞體發展的獨有特徵,及對唐宋詞經典的闡釋力度,方能發展出有别於"詩史"的真正意義上的"詞史"學説。     

日本唐樂曲《蘇莫者》及其南海來源

《蘇莫者》是一支起源於天竺,由林邑僧佛哲從南海傳入日本的東南亞樂曲。從10世紀起,此曲編屬唐樂盤涉調,用於佛寺塔供養,由大阪四天王寺舞人傳承。關於其來歷有多種傳説,乃反映了它用於祈雨,進而由"小曲"發展爲"中曲",由獨舞發展爲羣舞的過程。對《蘇莫者》進行考察,有助於認識日本雅樂以佛教團體爲載體的事實,以及中古"歌舞戲"的性質及來歷——《蘇莫遮》和《撥頭》、《伴侣》等西域樂曲代表了印度假面樂舞的陸路傳播,而《蘇莫者》和《拔頭》、《倍臚》等林邑樂曲則代表了這種假面樂舞的海路傳播。     

孔子與天命

《論語》中孔子對"命"與"天命"的使用大體上是有分别的,前者指人力不可違抗的命運,後者指體現儒家道德法則(即合乎"仁義")的"人生一切當然之道義與職責"(錢穆語)。孔子在不同場合所説的"天命",都有其具體所指。如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的"天命",可從劉寶楠説解爲"知有仁義禮智之道,奉而行之"。孔子自述"五十而知天命",結合其一生行事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所收《子羔》篇等有關材料來看,當指孔子五十五歲左右在魯國從政失敗出逃、體悟到上天所賦予他的真正使命是"傳斯文"——整理傳承記載着古代聖賢之道的典章文獻、禮樂文化。孔子爲了推行他的"仁義",賦予傳統"天命"以新的内涵;但他對傳統的"天命"説和"天"的觀念,雖有所懷疑或否定,卻並不明確反對,甚至仍有相當大的繼承。孔子對於"性與天道"的態度也與此相近。     

宋代玄奘的聖化:圖像、文物和遺迹

唐代已出現玄奘聖化相關的傳奇、齋儀、禮拜法,以及和他西行求法有關的深沙神信仰。入宋以後,玄奘的聖化更以圖像、宗教文物和遺迹崇拜的形式展現。除了以頭部的圓光顯示玄奘的聖化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寺院壁畫中玄奘左手執梵夾、右手"屈二指"作爲其聖化的表徵,此種形像傳到日本之後,成爲鎌倉時代法相宗祖師玄奘圖像的標幟。此外,玄奘更成爲被禮拜的神祇,包括被繪入"五百羅漢圖"中,作爲羅漢受人恭敬禮拜;以及寺院經藏殿中設有玄奘像,僧徒朝夕供養。玄奘的聖化也顯現在對其舍利的重視,以及他晚年譯經的玉華寺、埋藏其遺骨的興教寺,也都成爲人們瞻仰的聖地。     

《春秋傳》“母以子貴”辨正

"母以子貴"最早見於《春秋公羊傳》,其所含義旨與同傳"子以母貴"截然異趣,故而歷代經學家對其意藴、真僞,聚訟不已。檢視儒經,可知其説並非向壁虚造;若以《春秋》三傳、三《禮》等經傳注參酌互證,以梳理其内在邏輯,則可發現,諸家所執一端,皆與其所謹守儒經原則息息相關,尤其與親親、尊尊、賢賢各有側重頗有關聯。《公羊傳》的處理方式將其置於一個動態的禮儀框架中,在經權之變的原則下,對妾母與嫡母都作了妥帖的安置,從而兼顧了親親、尊尊、賢賢的並存格局,具有因革損益的意藴。     

戰國至漢初儒家對古典禮樂的傳承考述

戰國至漢初儒家對古典禮樂的傳承,在"禮"的方面,可分爲傳承禮"義"、傳承禮"儀"禮"容"。其傳承方式是或著於竹帛,或直接傳習"禮"的禮典和動作。在傳承"樂"的方面,表現爲爲《樂》的成書及亡佚。經過戰國至漢初儒家的傳承,宗周禮樂部分地保存了下來,但已不再是周代舊"禮"下禮的"義"、"儀"、"容"渾然一體以及禮樂水乳交融的狀況。     

《南史·張率傳》辨誤一則

《南史·張率傳》曰:"(天監)四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與到溉、周興嗣爲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爲工。"檢閱他史,張率、周興嗣無問題,而其中的配角到溉卻似有誤。《梁書》卷四〇《到溉傳》並無記載侍宴華光殿之事。卷三三《張率傳》:"天監四年三月,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舞馬,詔(張)率賦之……時與到洽、周興嗣同奉詔爲賦,高祖以率及興嗣爲工。"再證諸《到洽傳》:"御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讌,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爲工,賜絹二十匹。"則事主又大不一致,張率、周興嗣未見,且受到武帝贊揚的也變成到洽,當與河南國     

《史記·倉公列傳》探微:廢除肉刑與齊文王之死

《史記·倉公列傳》記録了兩個獨立的歷史事件:"廢除肉刑"與"齊文王之死"表面上看,它們出現在同一篇文獻中似乎僅僅是因爲名醫倉公(淳于意)先後經歷了這兩個事件。但細讀《倉公傳》,我們發現這兩個事件的記述存在很多疑點,而這些疑點又指向了文帝時代漢廷與齊國的矛盾。結合出土文獻,筆者認爲這兩個貌似風馬牛不相及的歷史事件之間,存在某種關聯,統一於文帝消弱諸侯王權力的大戰略。     

顧頡剛及其“疑古史學”新解——試從心理、性格的角度分析

自二十世紀初年始,中國的歷史書寫傳統經歷了一場巨變。繼1902年梁啓超發表《新史學》,號召"史界革命"之後,顧頡剛在1920年代發起的"古史辨"運動,改變了中國人對自身歷史的看法,實踐了梁氏所言之"革命"。本文從分析顧頡剛編1《古史辨》和寫作自序開始,利用近年出版的顧頡剛日記和書信等一手材料,指出顧氏之發起有關中國古史真僞的討論,不但有諸種學理和思想上的淵源,也應注意他的家庭關係、幼年生活和求學經歷所形成的心理、性格特徵。本文則側重研究顧頡剛的口吃及其衍生出的心理、行爲特點,並希求對顧氏"疑古史學"的起源提出一個新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