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燕行使臣与西方传教士交往考述

自17世纪初开始,部分朝鲜入华朝贡使臣——燕行使臣在出使中国的过程中接触到西方文化。出于对异质文化的好奇和探求,他们在求购汉译西学书的同时,还访问北京天主堂,并积极主动地寻求与在华西方传教士进行直接对话。在西方传教士还未涉足“隐士之国”朝鲜之时,是燕行使臣的这些活动使西学从中国进一步东传朝鲜。西学初传朝鲜的主要推动者不是耶稣会士,而是朝鲜的燕行使臣,这与大航海时代以来西学初传中国和日本的途径是迥然不同的。     

图像中的现实与想象——朝鲜时代燕行之路的时空表达与视觉呈现

本文通过对朝鲜时代明清两朝与朝鲜王朝之间的朝贡和使行的基本制度的考察,明确了"定期使行"与"临时使行"的具体时间安排、人员构成、使行礼制,以及由于明清两朝与朝鲜王朝之间外交关系的不同,在不同时期如何形成了陆上和海上两条不同的使行路线。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保留至今的使行图、燕行图、朝天图、契会图等以册页、屏风、卷轴画等形式留存下来的视觉图像,讨论朝鲜时代的朝贡与使行是如何被视觉化,而且如何通过图像的形式在这一时期的明清与朝鲜关系中发挥作用的。     

朝鲜诗人金昌业与清人诗文交游考略

康熙五十一年(1712),朝鲜诗人金昌业随燕行使团来到中国,在与清初官宦文士、商贾僧侣的交往中创作大量诗文,收录于使行作品集《燕行埙篪录》和《老稼斋燕行日记》。金昌业在中国的诗文交游不仅彰显其文学理念与性情怀抱,也透视出清初中韩文化交流的整体风貌,为朝鲜北学派文士与乾嘉名儒的切磋互访开启了门径。系统考察金昌业与清人的交游经历和创作情况,对客观理解宗藩体制下两国文化交流历程有所助益。     

《滦阳录》新谈

殷商末期,箕子率众至朝鲜,中国与朝鲜交往自此开启。唐时期,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宗藩关系。到元、明、清时期,朝鲜更是定期向中原派遣朝贡使者,从而形成了卷帙浩繁的"燕行文献"。《滦阳录》描绘的人物群像为我们展示了清鼎盛时期的社会百态。作者柳得恭与清朝文士的交往,及其问贤求书的积极态度亦可以反映出朝鲜文士的"北学"思想。     

晚清朝鲜进京使臣的摄影体验与朝鲜影像

在朝贡体制下,朝鲜与清朝的交流与交涉主要通过朝鲜赴京使臣来实现。朝鲜使臣在北京接触到一些西方技术与思想,摄影技术就是其中一项。这与他们以往在华的文化经验极为不同,令他们新奇。而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欧风西雨对朝鲜半岛的侵袭,那些摄影影像也见证了朝鲜闭关与开放的历史进程。     

传教士进贡与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

通过进贡赢得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好感,是利玛窦开创的传教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利用《宫中进单》中的传教士进单,总结出乾隆朝西洋传教士的三种进贡类型:一是通过地方官员的进贡,二是新到京传教士的进贡,三是在京传教士以臣下身份在节庆时的进贡,进而指出进贡是传教士的一种集体行动,并探讨了传教士在乾隆朝特殊环境之下进贡时的憎恨、企盼,甚至感激的心理。本文结合其他材料,通过进贡透视了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着重探讨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对西洋奇物的好奇,二、对西洋器物的广泛兴趣,三、对西洋绘画的持久兴趣。进贡是一种交往形式,进贡中传教士与乾隆皇帝各怀目的,但进贡本身已注定不是一种平等的交往,一切都由乾隆皇帝所决定。     

景泰、天顺年间建州三卫女真与明朝、朝鲜的关系

通过对景泰、天顺年间建州三卫女真与明朝、朝鲜的关系进行探讨,从而得出建州三卫女真不断进犯明朝边境是建州女真对财富的需求与明朝对女真朝贡的限制所致。建州女真与朝鲜的交往和朝鲜的主动接纳,反映出朝鲜竭力同明朝争夺对女真的管辖权。这种交往虽受到明廷的干预,最终以朝鲜、女真各向明廷贡马谢罪而得以了结,但这种关系的出现,充分说明明朝国力中衰,在边疆民族和周边国家的威信下降。     

美器传友谊--朝鲜漆器介绍

中国、朝鲜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朝两国更是用鲜血凝成了真挚的友谊。在与中国政府交往中,精致典雅的漆器成为友谊的使者,传递着朝鲜人民的深情厚谊,展示了朝鲜漆艺的古老传统。1953年11月,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朝鲜首相金日成来华     

康熙“红票”考——兼谈“传教信票”及康熙对传教士的集体召见

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康熙皇帝颁布了著名的"红票",即写给教皇克莱蒙十一世的红色谕旨。该谕旨以满文、汉文和拉丁文书写并刊刻,是清初"礼仪之争"背景下,康熙皇帝积极与罗马教皇沟通的重要物证。"红票"拉丁文之后,有供职宫中的多位西洋传教士的签名,反映出中西交往中康熙皇帝对传教士的集体召见,这种召见表明康熙皇帝认可传教士在宫中服务,但坚决不允许天主教违背中国礼仪和传统文化。     

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馆藏两件朝鲜王朝文物赏析

朝鲜王朝与中国、日本在贸易及文化方面交往频繁,关系密切,共同创造出灿烂的东亚文明。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馆藏的李氏朝鲜时期炒茶青铜铲反映了朝鲜王朝时期炒青散茶技术的情况,常平通宝形制的形成与中国古代的通宝形制有着密切联系,币制的稳定与对日铜矿贸易有关。两件文物是朝鲜王朝与中国、日本在文化及贸易领域交流的重要见证。     

清初抑制西学探论

明末清初西学在中国传播的情形因朝代更替发生了相当明显的变化。传教士在清宫中除接触皇帝外,与公卿士大夫已很少交往。其传教的目的和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阂又因满汉对立而加重了非我族类的排外色彩。入清后,传教士才能的蜕化和西学中国化速度的加快,使西学对中国知识阶层的吸引力大大降低,西学传入的规模和内容均较明末有所不及。康熙帝既未对西方社会与自然科学进行深究,也并未倡率天下以身示范,其利用西学只在于显示“柔远能迩”和“圣学渊深”。西方殖民侵略引起国人对西人的警觉与教廷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导致西学终被取替。     

华夷秩序扩大化与朝鲜、日本之间相互认识的偏差——以庚寅朝鲜通信日本为例

李氏朝鲜宣祖庚寅年(1590年),经日本两次遣使请求后,朝鲜在没有奏报明朝的情况下向日本派出通信使,并与日方产生了一系列摩擦事件。剖析这次通信使活动,我们发现传统的东亚世界国际秩序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即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影响周边国家,在朝鲜、日本扩大化为各有核心的小型秩序圈。在华夷秩序扩大化背景下,朝鲜与日本在交往过程中皆抱有一种自我优越感,并企图把对方纳入以自己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圈,结果导致双方对相互政治关系产生认识上的偏差,以致构成摩擦。由于华夷秩序在两国扩大化的态势不同,朝鲜和日本在处理这些事件的过程中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深刻认识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丰富特征,并找到其向近代演化的某些线索。     

建州女真董山部与朝鲜王朝的关系述论

作为明朝边疆民族的建州女真董山部,一度居住于朝鲜境内的会宁地区。以世宗为首的朝鲜王朝为了开疆辟土,极力挽留董山部居于朝鲜境土,但董山率部冲破朝鲜重重阻挠迁回了明朝境内。此后,以世祖为首的朝鲜王朝,又通过授予官职、赏赐物品等方式,与建州部私下交通,予以绥抚。为了维护领土统一与边疆安定,防止朝鲜北进拓边,明政权对朝鲜王朝与董山部的交往进行了干涉,这就构成了彼时富有特色的三角关系。     

朝鲜朝使臣李肇源燕行诗探微

朝鲜朝使臣李肇源曾于嘉庆和道光时期两次赴燕,留下许多燕行诗。他的燕行诗多以纪行和遣怀为主,内容丰富。"我诗如我行"的诗行合一,呈现出李肇源的燕京之旅,是中朝朝贡历史的缩影。诗中表现出对明朝故国的怀念,羁旅思乡之情以及诗人与清朝文士的交往,是李肇源燕行诗的重要内容。诗人在两次燕行体验中,通过对清朝经济、文化的深入了解,改变了"胡无百年之运"的看法。     

试论朝鲜义勇队的成立及意义

近代由于日帝的侵略而朝鲜亡国,不少朝鲜革命者不得不亡命来华从事各种革命活动。其中,金若山等领导的朝鲜义勇队(军)是在中国关内抗日战场上建立的第一个朝鲜民族武装部队。此后,朝鲜义勇队(军)在中国战场上建立了不少功绩且与中国民众相处得非常融洽。这种交往关系,是在几千年来中朝关系中非常罕见的历史现象,它大大加深了中朝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战斗友谊,故在近代中韩关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周恩来与傅作义

笔者于2000年10月18日赴京,对傅作义生前警卫秘书段清文先生进行了采访。我和他早在1955年就相识了,已有40多年的交往与情谊。段清文是河北献县人,当时已80岁高龄,虽患心脏病、糖尿病,但听觉和记忆很好,思维仍是那么敏捷。     

近代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1883-1904)

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不仅为中国商人进入朝鲜提供了政治保障,而且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从传统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近代条约体制"过渡。受中日甲午战争等国际局势影响,上海的对朝鲜贸易虽然有所波动,但整体上呈快速增长态势,这主要得益于双边贸易具备了货源、市场、航运和商人网络等方面的条件。上海对朝鲜贸易的两大特点是上海腹地资源的出口和洋货的转口。大量物资从上海流向朝鲜,使上海的贸易顺差一直处于高位,朝鲜金银的大量流入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朝鲜的贸易赤字,不受海关监管的中朝陆路贸易和红参的走私也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在近代转换期,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使相对封闭的朝鲜对接了中国的贸易网络,从而间接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上海则获得了朝鲜的金银,也使中国商人具备了在朝鲜市场上与日本商人竞争的能力,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兴衰也折射出转换期中朝关系的变化。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之编纂与价值

20世纪30年代,《李朝实录》影印本传入中国,引起中国学人的关注,对中国明清史与中朝关系史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吴晗从30年代开始,耗时近三十年,全面钩稽、抄录《李朝实录》中有关中国的史料,80年代出版《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是书详录朝鲜与明清交往史实、朝鲜使臣对明清政治观察与臆想等方面的资料,内容丰富,可补中国史料之不足,乃明清史与中朝关系史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乾隆与西洋传教士

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是康熙帝与西洋传教士们接触最多的时期,也是康熙帝对西学最重视的时期。这期间发生三件大事：南怀仁改造现象台、康熙勤奋学习西洋科学技术、绘制《皇舆全览图》。由于传教士的活动受到康熙皇帝的支持,使西方科学在中国大地上开始“萌芽”。然而由于“礼仪之争”,康熙与罗马教廷之间,敌意渐生,同时也疏远了传教士。康熙因教皇对中国礼仪的禁令,十分讨厌甚至震怒：“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①“会技艺之人留用”,对其余者“禁之可也,免得多事”。1722年,康熙去世,雍正即位。采取了更…     

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

从15世纪到19世纪,惟一与日本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朝鲜,曾有六十多次派遣使团赴日,这些使团中的文人留下了约四十种类似出使日记的有关文献,以及相当数量的笔谈、唱酬和绘画。这一庞大的文献资料是研究朝鲜与日本近世政治、文化、经济关系的重要史料,在日、韩学界很受关注。可是,这些文献资料至今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看上去只是记录日、朝之间往来的资料,对中国学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本文指出,这些文献资料的意义是双重的,它既呈现了这几个世纪日本与朝鲜的政治关系与文化比赛,也让我们看到在近世东亚的政治与文化上中国的存在,日朝交往中,无论在政治领域的名分、礼仪、文书上,还是在文化领域的衣冠、风俗、学问、艺术上,现实上的“明清”虽然缺席,但历史上的“中国”却始终在发生影响。因此,在朝鲜通信使文献中,尽管看到的主要是日本与朝鲜之间的复杂关系,但也可以看到中国在通信使文献中,仿佛是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